新聞本質、倫理與AI應用的拉鋸：當演算法顛覆公共性，媒體如何重塑信任？
特約記者高子婷採訪報導
亞洲新聞專業論壇於國立臺灣大學舉行，以「AI科技下的新聞編輯室挑戰」為主題。來自台灣、中國、日本、泰國、韓國等地的新聞工作者、學者與學生齊聚一堂，分享各國媒體運用AI於新聞實務的經驗，並探討實務困境與未來發展。
第二天首場（第四場）論壇聚焦「新聞本質、倫理與AI應用的拉鋸」，由台大新聞研究所副教授詹怡宜主持，邀請中國獨立學者李厚辰、泰國公共電視（Thai PBS）數位媒體總監卡諾蓬．普拉西蓬（Kanokporn Prasitphon）、印尼BandungBergerak.id創辦人兼總編輯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Tri Joko Her Riadi），以及中央通訊社副總編輯黃淑芳，共同討論AI時代的新聞事實查核、倫理規範與實務應用。詹怡宜表示：「媒體在這個階段很需要合作，全面的合作代替競爭。」
第四場由李厚辰（左一）、卡諾蓬．普拉西蓬（左二）、黃淑芳（右二）、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右一）擔任主講人，詹怡宜（中）主持。（蔡昕翰攝）
▎AI打造個人化資訊流 李厚辰：公共性已被顛覆
中國獨立學者李厚辰首先分享一起發生於芬蘭的新聞誹謗案件。2014年，芬蘭晚報《Ilta-Sanomat》因一則報導的排版設計，使讀者產生芬蘭商人K.U.與謀殺案件相關聯的印象，被法院認定構成誹謗。李厚辰藉此指出，即使是同一個新聞內容，也會因為新聞的編排，影響讀者對內容的理解，他說：「我認為不是這條新聞在讓人們如何理解它，而是上下不同內容在決定人們如何理解它。」
他進一步指出，台灣是Threads使用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許多人透過社群媒體獲取新聞資訊。然而，社群平台上的資訊流由AI演算法編排，會依據使用者的瀏覽習慣推送不同內容，因此每個人接收到的資訊都是量身打造的。在此情況下，李厚辰認為，當人們討論同一則新聞時，由於接觸到的資訊脈絡不同，容易產生認知落差。「公共性已經被每個人不同的訊息流給顛覆了。」
他指出，目前Threads、X、Snapchat等社群平台皆提供AI問答功能，使用者可直接請AI整理或總結資訊。然而，他認為：「這個在結構上就是反事實核查。」他解釋，AI生成內容具有不可重複性，每次輸出的結果都可能不同，加上難以完整記錄與比對每位使用者收到的AI回覆，使AI生成內容幾乎無法逐一查證，也讓事實查核工作更加困難。
「如果我們讓一個人的信息流沒有假的內容，一樣可以生成極端誤導性的內容，它只用靠偏狹就可以實現。」李厚辰表示，許多偏見本身具有事實基礎，不一定屬於假訊息，但若閱聽人長期接觸大量帶有偏見的資訊，仍可能形成嚴重誤導。在這樣的資訊環境下，事實查核將更加難以發揮作用。
除了資訊流的問題外，他也認為，外部驗證機制逐漸失去作用，是事實查核日益困難的另一項原因。他觀察，過去X與Facebook曾透過社群備註（Community Notes）提供外部事實查核機制，由使用者撰寫備註，再交由其他使用者投票判斷資訊可信度。然而，自從社群平台導入AI問答功能後，社群備註的使用量大幅下降，因為不少使用者改為直接向AI提問。
李厚辰說：「現在用戶沒有在問它為什麼是假的、幫我double check，而是用戶看到這條不爽，我直接『＠Grok你來幫我批評他』。」他認為，此時AI已不再被用於事實查核，而是成為支持個人立場的工具。
談及中國AI治理現況時，李厚辰分析，中國已建立全球最嚴格的AI內容標示制度，所有AI生成圖片皆須強制標示。不過，他認為，這並非因為中國政府特別重視AI資訊的真實性，而是擔心AI內容可能衝擊政權合法性，因此透過嚴格監管降低相關風險。
李厚辰認為，當人們討論同一則新聞時，由於接觸到的資訊脈絡不同，容易產生認知落差。「公共性已被訊息流顛覆了。」（蔡昕翰攝）
▎AI投入新聞產製 泰國公視：86%員工使用AI
泰國公共電視（Thai PBS）數位媒體總監卡諾蓬．普拉西蓬（Kanokporn Prasitphon）表示，AI早已不再是未來科技，而是新聞工作的一部分，可應用於翻譯、影像生成及數據分析等工作。「問題不再是我們該不該使用 AI，而是我們該如何使用 AI。」
她分享一項泰國公共電視的內部調查指出，針對新聞室、製作及技術部門約500名員工（約占全體員工39.5%）的抽樣結果顯示，約86%的員工已在日常工作中使用AI輔助作業。然而，多數員工也擔憂AI生成內容的準確性與真實性，以及可能衍生的版權問題。
卡諾蓬．普拉西蓬認為，目前AI在新聞應用上面臨三項主要拉鋸，分別為「速度與準確性」、「個人化與真相共享」，以及「創新與信任」。
談到「速度與準確性」時，她以一則泰國潑水節新聞為例指出，該則新聞使用AI生成圖片，但由於畫面細節出現錯誤，引發社群媒體大量批評。談及「個人化與真相共享」，她表示，泰國公共電視不僅利用AI提供閱聽人客製化新聞推薦，同時仍肩負推播公共政策等核心新聞的社會責任。
至於「創新與信任」，她引用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ISJ）官網的一篇評論指出，該文使用AI生成封面圖片時，清楚標示所使用的AI模型，以及生成圖片時所輸入的提示詞，以此提升資訊透明度，使讀者能理解內容的製作過程。
卡諾蓬．普拉西蓬指出，近年泰國社群媒體上的AI偽造影像與假新聞日益猖獗，不少政治人物的聲音與影像遭深度偽造。她說：「這不再是單純的媒體事件，而是政治安全問題。」為因應相關風險，泰國公共電視已於上月完成AI政策與使用指南，並成立AI治理委員會，負責技術應用與倫理審查。
此外，該媒體也推出新的事實查核品牌 Thai PBS Verify，除了指出假訊息的錯誤之外，也向民眾公開查核流程，說明「如何查核」以及「為何判定為假」。
卡諾蓬．普拉西蓬指出，AI投入新聞產製不再是該不該使用，而是該如何使用。（蔡昕翰攝）
▎AI危及媒體信任 印尼媒體：傾聽在地聲音
印尼獨立媒體 BandungBergerak.id 創辦人兼總編輯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Tri Joko Her Riadi）表示，印尼目前約有3萬家媒體，多數為小型媒體。然而，新聞產業正面臨收入下滑、大型媒體持續裁員，以及愈來愈少大學生願意就讀新聞相關科系等挑戰。
不過，在大型媒體萎縮的同時，地方學生媒體數量卻表現亮眼。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表示，在印尼萬隆（Bandung）這座約260萬人口的城市中，就有35個學生媒體組織。
談到AI的應用，他指出，年輕記者普遍熟悉AI工具，經常利用AI協助逐字稿整理、翻譯等工作；部分大型媒體也已將AI導入內部工作流程。然而，當AI直接介入新聞最終產品時，情況會變得相當複雜。他說：「只要媒體把AI用在最終產品上，例如生成圖片、插圖，就會引來大量批評。」
他分享，BandungBergerak曾利用AI生成一則探討垃圾處理議題的影像新聞。雖然影像由AI生成，但所有故事內容與數據皆由記者提供，仍引來部分讀者強烈反彈，有讀者表示：「請BandungBergerak停止自稱是進步的媒體！」
面對質疑，團隊隨後邀請讀者共同參與討論。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表示，在交流過程中，他們意識到大眾對新聞透明度與真實性的疑慮，因此經過討論後，團隊回到原有的製作模式，並邀請在地藝術家參與新聞影像創作。
最後，他坦言，對多數小型媒體而言，AI在新聞實務運用上的最大挑戰仍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負擔科技。」
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以實例說明AI投入新聞產製流程，引發讀者反彈。（蔡昕翰攝）
▎AI只是協作 黃淑芳：還需不需要標示AI？
AI科技近年發展迅速，中央通訊社副總編輯黃淑芳回憶，2023年中央社舉辦「我是海外特派員」校園巡迴講座時，還以「算一算手指有幾隻」來辨識圖片是否由AI生成。沒想到短短三年後，AI已廣泛應用於新聞工作流程中。
黃淑芳表示，中央社於2023年訂定AI使用準則，並於同年9月1日記者節正式對外公布。當時國內媒體仍在摸索AI應用，因此中央社參考了路透社（Reuters）、《Wired》及日本深度學習協會等機構的相關規範。她指出，中央社的核心原則是「透明、公開、負責」，所有AI生成內容都必須經過人工把關，不得直接發布。
不過，她也指出，目前台灣對新聞媒體使用AI仍缺乏具強制力的規範。雖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歷經多次討論後制定廣電媒體AI使用指引，但規範僅適用於傳統廣電媒體，並未涵蓋網路媒體、YouTube頻道等新興平台，因此包括中央社在內，多數新聞機構仍仰賴自律。
談到實際應用，她分享，中央社於2024年100週年社慶時推出印尼文新聞網站《Fokus Taiwan》，當時由AI先將英文新聞翻譯成印尼文初稿，再交由印尼語母語編輯審稿，網站也清楚標示「由人工智慧翻譯，並經印尼專業編輯審訂」。但因為印尼文機關名稱繁瑣，即使有AI協助，編輯仍需要畫大量心力校對。
然而，隨著網站讀者需求超出預期，中央社陸續擴編印尼語團隊、投入實地採訪、並製作Podcast節目，AI參與程度也隨之降低，但網站仍保留AI協作標示。這也讓黃淑芳開始思考：「這樣的標註會不會反而減損了真人編輯與真人記者工作的價值？」
她表示，目前中央社的採訪、寫作、攝影及新聞圖表仍全由真人完成，但AI已逐漸成為新聞室的重要助手。中央社開發了一款名為「志明編輯助手」的AI工具，可協助編輯撰寫標題、校對錯字、比對中央社專有譯名檔，甚至自動偵測新聞是否涉及自殺、菸酒等議題，提醒編輯補充法規要求的關懷警語。黃淑芳強調，「志明」僅提供建議，是否採納、如何修改，最終仍由編輯判斷。
黃淑芳進一步思索，當AI生成的內容經過編輯、主管與總編輯層層修改與嚴格審查後，最終成品往往與AI初稿相去甚遠，此時媒體是否仍有義務標示AI協助？她不禁反問：「當我標示『AI協作』時，讀者是會更相信我，還是更懷疑我？」
對於AI在新聞產業的發展，黃淑芳仍持樂觀態度。她以Photoshop為例指出，新技術問世初期總會伴隨爭議，但隨著使用經驗累積，新聞業終將逐步建立共同的倫理規範與操作標準。
黃淑芳指出，目前台灣對新聞媒體使用AI仍缺乏具強制力的規範。（蔡昕翰攝）
▎AI衝擊事實查核 資訊透明與媒體責任成焦點
李厚辰分享，過去事實查核的重點在於以真實資訊取代錯誤主張，用以澄清事實；然而，如今的事實查核卻愈來愈常被用作道德批判的工具。「一個事實查核機構可能會對很多不同人做各種各樣的事實查核，但到任何一個人眼前卻只能看到對你討厭的人的事實查核。」
「政治懷疑論和政治虛無主義，在一個社會環境之中，就足以主導某種政治選擇。」李厚辰認為，AI在認知作戰中的影響，不在於生成煽動性、足以改變政治傾向的高品質內容，而在於源源不絕地生成大量平庸卻帶有政治色彩的訊息，促使人們產生懷疑，進而削弱社會信任。
李厚辰回應與會者提問指出，AI 在認知作戰中削弱社會信任。（蔡昕翰攝）
台大新聞研究所副教授詹怡宜回應，雖然現階段這項問題仍缺乏明確解方，但卻是媒體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在認知作戰日益頻繁的時代，資訊仍應盡可能維持透明。黃淑芳也補充，台灣雖設有專門的事實查核中心，並透過工作坊與海外培訓等方式持續提升記者查核能力，但近年社會氛圍已逐漸改變，許多民眾抱持「你查你的，我信我的」的態度。
詹宜怡回應指出，在認知作戰日益頻繁的時代，資訊仍應盡可能維持透明。（蔡昕翰攝）
談及各國經驗，卡諾蓬．普拉西蓬分享，泰國公共電視面對民眾對政治議題的高度質疑，採取「政策查核」方式，聚焦政策內容及執行情形，不對政治立場作主觀的價值判斷。相較之下，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則表示，小型媒體往往缺乏足夠資源成立專責事實查核部門，因此選擇培養讀者辨識、理解與處理資訊的能力，以此提升公民媒體素養。此舉也使讀者意識到自身在資訊傳播中的責任。
卡諾蓬．普拉西蓬指出，泰國公共電視採取「政策查核」方式，聚焦政策內容及執行情形，不對政治立場作主觀的價值判斷。（蔡昕翰攝）
另一項與會者關切的議題，則是媒體應如何運用AI參與內容生成。李厚辰認為，媒體使用AI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從容、負責任地使用AI」，另一種則是「不那麼負責、也不那麼從容地使用AI」。他表示，當媒體面臨龐大的流量壓力與營收焦慮時，往往更傾向榨取AI的各種功能，也因此更容易挑戰傳統新聞倫理。
「一個大型媒體能夠在內部監督的情況之下，尤其是記者有相對穩定的生活，當然更有可能從容而負責地使用AI。」李厚辰說。
黃淑芳則指出，在流量已難以支撐合理利潤與報酬的時代，如何找到新的商業模式，不只是台灣，而是全球新聞媒體共同面臨的艱鉅挑戰。她表示，即使中央社已具備利用AI撰寫政府部門例行新聞稿的能力，中央社仍選擇由記者完成採訪與寫作，並未將AI直接應用於新聞產製。
黃淑芳回應提問指出，中央社仍由記者完成採訪寫作，並未直接使用AI產製新聞內容。（蔡昕翰攝）
針對媒體如何推動AI應用，卡諾蓬．普拉西蓬表示，導入AI最重要的仍是確保新聞的準確性。她指出，泰國公共電視透過內部工作坊、流程演練及跨部門討論，逐步建立AI應用文化，並持續向國際媒體學習，視需求採用免費工具、與新創公司合作或自行開發系統，逐步跟上AI的時代。
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表示，小型媒體缺乏足夠資源成立事實查核部門，因此著重在提升公民媒體素養。（蔡昕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