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媒體的機會與困境：當AI決定內容的可見性與可及性 媒體應重建與讀者的線下真實連結
特約記者陳孟樺採訪報導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舉辦「2026亞洲新聞專業論壇—AI科技下的新聞編輯室挑戰」。第五場以數位落差與新聞多樣化問題為切角，探討AI對中小型媒體與全球南方新聞界形成的不平等困境，邀請菲律賓GMA新聞數位策略與創新實驗室高級經理伯妮絲．西布考（Bernice Sibucao）、馬來西亞《當今大馬》常務編輯黃凌風、印尼《BandungBergerak.id》創辦人兼總編輯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Tri Joko Her Riadi），以及臺灣《報導者》的總編輯方德琳主講。
主持人中央廣播電臺副總臺長劉嘉偉觀察到，臺下許多與會者是打開AI助理或模型協助工作，他也詢問大家所屬的媒體機構規模，發現無論大中小型，其實都一定程度應用AI，他說：「大家應該都感受到AI巨浪影響新聞工作生態，台上講者正好能代表不同規模的媒體受衝擊的經驗。」
第五場由伯妮絲．西布考（右二）、黃凌風（投影幕上）、特里．喬柯．赫爾．里亞迪（右一）與方德琳（左二）主講，劉嘉偉（左一）擔任主持人。（蔡昕翰攝）
▎地方型媒體AI數位轉型卡關 起跑點落差過大影響甚巨
伯妮絲．西布考服務的GMA有超過千名員工，是菲律賓指標性的媒體，公司有系統性地開始運用AI模型，但她同時也觀察到本土的、小型的媒體正在面臨「跟不上科技變化」的窘境。她指出，其實無論新聞台規模，大家面臨的是一樣的衝擊，但巨大的落差在於「擁有的資本、基礎設施和支援補助」。伯妮絲．西布考去年和小型非營利組織合作，讓她開始反思當前編輯室應用AI時，誰被這項科技排除、而誰又能跟得上往前邁進，答案呼之欲出。
伯妮絲．西布考觀察到小型、本土媒體「跟不上科技變化」，這已對社區型媒體造成傷害。（蔡昕翰攝）
「在地的媒體其實能完整掌握這些社區新聞，他們懂自己的守備範圍。」伯妮絲．西布考認為從社群平台、演算法開始，甚至到現在的AI技術，都是基礎設施與資源決定新聞能否被看見。包含電腦設備、網路連線，天災嚴重影響廣播地區，她以Radyo Sagada為例，這是一個位在菲律賓北部、原住民區域的社區型廣播頻道，距離首都馬尼拉車程16小時，也就是社區型的新聞播報平台有其必要性，伯妮絲．西布考説：「尤其我們常遇到颱風，大都市的媒體根本沒辦法顧及每個小村落的災害。」
「我們會失去馬尼拉以外的地區消息、關懷、連結。」伯妮絲．西布考更指出，這種小型媒體連運用工具都恐怕有困難，面對科技巨擘，這些小媒體會更難承受、衝擊也更強，漸漸的地區新聞只會變得更難搜尋、更不被演算法排前，甚至不被報導，AI正在加劇這一切，文件無法系統性歸檔、無法完整建置資料庫、穩定的工作流程都會被侵擾，她最後說：「我不覺得現在的媒體環境已經理解這對地區型媒體的傷害。」
主持人劉嘉偉認為伯妮絲．西布考提出的「使用AI應注意到包容性」十分關鍵，伯妮絲．西布考進一步指出這是全球南方正在面臨的問題，她回應：「AI的包容性與多元性非常不足，而媒體使用單一AI模型意味著只相信特定區域、特定主權、特定管道的資料集。」因此劉嘉偉拋出更核心的提問，關於媒體為何必須使用AI、AI實際上能為新聞帶來什麼。
劉嘉偉回應伯妮絲．西布考提出的「使用AI應注意到包容性」十分關鍵。（蔡昕翰攝）
▎在地經營的小型媒體韌性 喬柯：「不是一時的訪客」
印尼的喬柯來自一個地方型媒體，團隊大約僅十人，他首先介紹印尼的數位資訊環境，全國約有72％的人可以上網（臺灣網路普及率約九成），有多達一萬七千座島嶼，目前的首都雅加達位於爪哇島，爪哇島以外地區尤其是東印尼，數位落差非常嚴重。喬柯指出小島雖然本來就常斷電、斷網，但這卻也是印尼政府面對民眾抗議時的慣用手段。他説：「過去十年間，印尼經歷了一場小型獨立媒體的春天，」然而近幾年持續有針對記者的暴力事件，同時2025年有549名印尼記者失業。這顯示媒體環境艱困，「但就是在這種科技衝擊、民主品質持續下滑的情況，在地小型獨立媒體的存在反而愈重要。」
他創辦的BandungBergerak是立基於第三大城萬隆，當地人口約260萬，有很多公民運動的歷史，而交通、垃圾處理、住房、生態災難等則是他們急迫的社會問題。「我們致力於給予脆弱、邊緣的群體媒體的聚光燈。」在疫情期間，他們一天會發1至4則新聞，讀者或居民來信，他們便會前往該地採訪拍攝，也會經營社群帳號和讀者對話，「讀者不是單純的搖錢樹，我們是雙向良善的互動、一起成長。」
萬隆也有許多大學和社會組織合作參與社區新聞製作，像是dago elos社區向來爭吵土地所有權問題，萬隆大學生協助倡議行動；還有另一個村落tamansar，喬柯他們發現當地有自製的出版品，美術做的很優秀，因此決定幫忙募資擴大加印出版，收益也是回饋給當地，「獨立地方媒體與人民生活在一起，參與他們日常和面對的困難。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公民運動的一部分，不是走馬看花的官員、也不是一時的訪客。」
這樣的協作循環也不只在媒體製播，甚至BandungBergerak的辦公室就是咖啡廳兼圖書館，藏書超過6000冊，居民或路過的讀者都可以自由進出，到裡面和記者、編輯群聊聊天，談談議題，偶爾也會舉辦座談活動，喬柯列出2025年的行動，他們共舉辦132場活動，合作攤商/單位逾40個，「這是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服務的方式。」
喬柯強調他們一定要使用AI，但肯定是在公共利益、造福社會下使用，因為AI至今造成的偏見、不平等與倫理問題是很嚴峻且持續的，「我們不希望把時間全花費在『進步』，更希望和讀者對話、面對面討論。」目前他們主要把AI用於建立資料庫、全面性的歸檔，也與大學實驗室合作專案，不過都是面向在地社群的題目，他最後說：「小型無妨，但應該要保持韌性，科技協助只是一些些，仍要保有新聞裡人的自主性。」
喬柯強調媒體環境艱困，在地小型獨立媒體的存在反而愈重要。（蔡昕翰攝）
▎面對科技公司巨擘 新聞業如何「自己」定義未來
黃凌風則因為馬來西亞國內選舉將近只能線上參與論壇，他服務的《當今大馬》規模近百人，他指出過去十年新聞業經歷了兩波劇變：第一波是自媒體與短影音平台崛起，媒體不再是資訊的唯一入口，演算法取代了人工編輯的推薦權；第二波則是生成式AI，他表示，「如果網際網路改變的是傳播，那麼AI正在重塑新聞生產、分發與消費的底層邏輯。」
不過黃凌風強調，科技會變，新聞的核心價值不會變。「只要社會需要真實資訊、需要監督權力、需要理解世界，新聞就不會消失，」他說：「內容依然為王。」AI確實最擅長處理結構化內容的自動化，例如財經股市行情、體育比分即時生成，或是天氣、交通等基於即時感測數據的整理，這些高頻、標準化的資訊處理是AI的原生優勢。但新聞業真正無可取代的核心價值，恰恰在於那些無法被結構化的經驗，包含調查報導，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深入追查權力濫用與貪腐；深度解讀是協助公眾在資訊爆炸中理解世界的因果，而非只給海量簡訊；而人文溫度，則是傳遞最真實的現場觀察與情感連結，這些都是機器難以複製的。
他接著點出新聞業如今面對「雙重受眾」的處境：一邊是透過閱讀、互動與思考建立長期信任的人類讀者，媒體仍能靠訂閱與原生廣告獲益；另一邊則是AI代理系統，新聞內容在無形中被機器抓取、摘要、重新洗牌，使用者停留在AI聊天介面裡，傳統網站的流量卻不再回流，這也直接導致商業模式的危機，AI直接提取內容的比重持續攀升，原生網站的流量卻不斷下跌。
核心矛盾在於，內容的價值被無形提取，但紅利未必回歸到最原創的新聞內容生產者手中。他引用WAN-IFRA的Madhav Chinnappa在2026年的一句話警示現場：「如果媒體什麼都不做，科技平台可能成為新的數位領主，而媒體則淪為數位時代的農奴。」
面對這樣的處境，其實業界已展開反擊行動，由BBC、Financial Times、The Guardian等媒體發起的「SPUR聯盟」，目前已有36家以上全球創始成員機構加入，目的是建立統一的技術標準與授權機制，確保AI企業使用新聞內容時必須取得授權並支付合理報酬，建立一套可持續的公平新秩序。
然而他也直指全球南方媒體所面對的更深層困境，「對於中小型及區域化媒體而言，這場變革格外艱難。」他認為，這些媒體規模小、市場分散，單獨面對全球科技巨頭時議價能力極其有限，「如果我們缺席標準制定，將再次淪為被動的規則接受者，而不是擁有自主權的制定者。」
面對現場聽眾提問，他也表示，馬來西亞大多的媒體對於SPUR聯盟仍保持觀望，但還是有基礎的行動，像是發展訂閱制、網站反爬蟲、主動封鎖機器人等方式，還有今年成立媒體評議會，希望將國內修法法捍衛媒體自主權、媒體聯盟擴散到東南亞甚至亞洲等方式，作為現在AI侵蝕內容產業的抵抗。
他指出，未來的競爭不僅是技術之爭，更是規則之爭，關鍵在於誰能深度參與制定AI訓練與分發的內容授權標準，新聞業必須建立公開透明且反壟斷的合理經濟機制，讓原創內容真正產生利潤；而最重要的是打破單一媒體的孤立狀態、聯合議價，才是突圍「平台霸權」的正確路徑。黃凌風總結：「真正的問題不在於AI是否會改變新聞業，而在於新聞業是否能參與定義未來。」
黃凌風以線上視訊方式參與論壇討論。（蔡昕翰攝）
▎現場與真實的連結 AI介入不了的生命經驗串流
臺灣的《報導者》是非營利網路媒體，甫邁入成立的第十週年，方德琳表示團隊約50人，未來應該也會保持在這樣的合適規模。《報導者》網站沒有任何廣告置入，也不接受政治人物或政黨的捐款，因此僅仰賴讀者贊助，目前定期定額資助者已達11000人，一年約有9000萬經費，八成都用在薪資。「有限的人力和資金，所以只能花在刀口上。」
《報導者》有AI使用守則，明定文字與攝影作品都是人工，而且AI也不得作為事實查核工具，方德琳指出，現在也僅有資料記者和數位產品經理兩位，幫忙處理AI專案，並沒有專職人員。她提出去年和今年的兩項專案為例，去年的「國會儀表板」目的是分類整理國內立委質詢紀錄，她説：「這些資料建檔能幫助記者調查報導，能夠監測是不是有政策要推出或轉向。」這項專案的資金來源是nDX Google（台灣數位共榮基金委託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DTA）推動的nDX數位創新獎助計畫）。
方德琳指出《報導者》有AI使用守則，明定AI不得作為事實查核工具。（蔡昕翰攝）
「這些質詢紀錄有超過3800萬字，還要排除吵架這類內容，以前人工完全不可能做到。」方德琳表示，AI自動化清洗數據，辨認178個主題，也提供記者重要的線索和資料。今年他們開始將焦點轉到「贊助者行為分析」，目標是增加捐款收入，資金來源是Google Nnews Initiative、倫敦政經學院JournalismAI計畫。現場也有獨立記者提出募資方法的討論，方德琳說明，「對比臺灣一年一千億的公益捐款，報導者拿到9000萬其實很少。」她發現大量捐款湧入通常是推出新服務時，像是podcast或影音，還有去年十週年活動都有帶來新的收入。
不過方德琳仍堅持特定的報導，或是特定的調查記者能夠帶來的讀者捐款更加關鍵、穩定，她說：「這代表對《報導者》的信任度。」她期許團隊內每個領域都能有這樣的記者，讓定時定額捐助能穩健成長。雖然她認為《報導者》沒有廣告，所以AI來襲時並不是最強烈收入受衝擊的媒體，但演算法就已經開始侵蝕流量，到現在AI時代，總體來說下降一成，不過平均網媒是三至五成。
她更發現由電子報導入網站的流量提升，代表跨越社群平台，直接和讀者建立關係是必須，也有跡可循的。方德琳引用英國《金融時報》2026年對未來新聞編輯室的研究，指出「當標準化內容越來越容易量產，競爭優勢便轉移到那些難以複製的。」回應黃凌風提出的意見，都認同原創的調查報導、與讀者牢固的信任關係才是永續策略，也因此他們力推見面會、報導展覽等線下活動。
方德琳回應與會者提問。（蔡昕翰攝）
伯妮絲．西布考也提出他們在菲律賓的調查，發現 Z世代（GenZ，泛指首批數位原住民，約在1990末至2010年間出生的世代）其實願意對內容付費，未來線下活動是有很多機會的，「之前我們舉辦的活動也有超額報名過，我們不是為了拿到分潤，是建立社群。」而方德琳最後也總結，AI是很強大的工具，尤其對於人力有限的中小型媒體，但《報導者》強調人工、仔細的調查，事實上更應該思考社會環境變動的狀態，這會牽連AI做新聞的接受度，因為跟讀者的連結是真實的。
伯妮絲．西布考回應與會者提問。（蔡昕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