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sa：開創日本調查報導的新模式
特約記者劉子瑞編譯報導
本文翻譯自《全球深度報導網》（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原文：〈Tansa: Pioneering a New Model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Japan〉，由自由撰稿記者尼辛．柯卡（Nithin Coca）撰寫，作者發表關於亞洲與交織性（intersectional）議題的深度專題與調查報導，例如氣候變遷與人權、供應鏈與環境惡化的關聯。曾獲得普立茲中心（The Pulitzer Center）、歐洲新聞基金（Journalism Fund EU）等單位的獎學金。專題報導曾刊登於 Vox、《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國家》（The Nation）和 Coda Story。
單從數據來看，日本擁有繁榮的新聞產業。而這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同時也擁有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幾間報社，例如擁有 620 萬訂閱戶、高居全球獨立媒體付費發行量之冠的《讀賣新聞》（Yomiuri Shimbun），還有擁有 350 萬訂閱戶的《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
然而，編制龐大的編輯室和巨大的印刷量，並不代表調查報導或監督式新聞能享有充份的發揮空間。自從 2012 年安倍晉三（Shinzo Abe）當選首相以來，情況每況愈下。出於國家安全疑慮而限制記者獲取數據，甚至將某些報導形式定為刑事犯罪的新法律，導致日本的新聞自由排名大幅下滑。2016 年，聯合國意見和表達自由權特別報告員大衛．凱伊（David Kaye）發表了一份報告，對日本「新聞獨立正面臨嚴重威脅」表示擔憂，並指出揭弊者保護制度的缺失與受懲罰的恐懼正對新聞業造成傷害。
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新聞學教授澤康臣（Yasuomi Sawa）表示，調查報導需要新聞自由來支持。調查記者在這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被低估了，是因為缺乏相關教育：資訊對於維護民主的關鍵性，還有新聞業究責掌權者的重要性。
事實上，日本只有一家隸屬於《全球深度報導網》（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GIJN）的新聞媒體，即非營利組織「東京調查新聞室（Tokyo Investigative Newsroom，又稱 Tansa）」。儘管面臨重重困難，Tansa 在過去十年中，多次針對性別、健康、政治和環境等廣泛議題，發表長篇調查報導。Tansa 的創辦人兼總編輯渡邊周（Makoto Watanabe）表示，對於像 Tansa 這樣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大企業之外的非營利與獨立媒體，感覺到大眾的強烈需求，而且公眾需要更多探索性、調查性的媒體。
渡邊對先前任職的《朝日新聞》編輯未能妥善報導 2011 年福島核災感到失望後，於 2016 年創立了 Tansa。雖然該網站的規模仍遠遠小於《讀賣新聞》或《朝日新聞》數千人的員工編制，但 Tansa 已逐漸成長至七人，包括渡邊、三名記者以及數名後勤人員。
▎日本的新模式
儘管獨立調查媒體在美國、歐洲、甚至鄰近的南韓和台灣都很常見，但在日本，建立非營利編輯室以前從未有人做過。不論過去或現在，這依然是 Tansa 仍在奮鬥的難關。自 2020 年起擔任 Tansa 記者的中川七海（Nanami Nakagawa）指出，「多數大型基金會和機構的捐款都來自海外，日本本土的個人捐款很難取得。」
與此同時，對 Tansa 所做工作的需求卻在增長。隨著《朝日新聞》等主流媒體放棄或縮減其調查部門，其他大型媒體為了廣告費更傾向與政府和大公司維繫關係，Tansa 經常發現自己是唯一願意深入挖掘複雜題材、揭露日本某些最具權勢公司不法行為的媒體。Tansa 過去十年中發表的調查報導包括：揭露長崎一所學校的學生自殺事件、發現非法 PFOA 毒性污染物質與日本企業集團的關聯，以及深入探討日本戰後時期的強制絕育運動。
近年來，Tansa 除了持續探索主流媒體大多忽略的議題、贏得大眾聲譽外，也與其他媒體合作。舉例來說，日本國家廣播機構 NHK 播放了與 Tansa 合製的系列紀錄片，調查揭露了一個龐大網絡，該網絡販售未經同意攝製的女童和女性性影像，他們合力將這個故事帶給全國數百萬名觀眾。澤康臣說：「這非常重要，因為 Tansa 具備調查技巧，而 NHK 是一個擁有龐大電視收視群的巨型媒體機構。」
▎《真母親檔案》調查報導的影響
今年年初 Tansa 最新的調查報導，是與南韓屢屢獲獎的非營利組織「韓國調查記者中心（Korean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簡稱 KCIJ）」合作的成果。這個名為《真母親檔案》（True Mother Files）的系列報導在幾週內陸續推出，深入挖掘了大量牽涉境外資金勢力的暗黑網絡檔案，揭露了日本長期執政的自由民主黨（LDP，自民黨）多位領袖與保守派資助者、統一教（Unification Church）以及南韓和美國宗教領袖間的關聯。
自 2016 年起擔任 Tansa 記者的辻麻梨子（Mariko Tsuji）解釋道：「我們徹底閱讀了整整 3000 頁的文件，並報導了自民黨政治人物與統一教之間是如何勾結，包括其過程和歷史背景，不僅僅是文件內容。」
報導推出的時機非常理想，恰逢大選，安倍的門生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正以民族主義政綱競選首相；同時，也是暗殺安倍晉三的兇手山上徹也（Tetsuya Yamagami）審判進入量刑判決的階段，山上因不滿執政黨與統一教過從甚密而刺殺了安倍，他將自己家庭赤貧歸咎於統一教。該系列報導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共鳴。辻麻梨子說：「在選舉期間，日本媒體通常會避免批評特定政治人物。然而，Tansa 認為統一教與自民黨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是可能影響投票行為的重要資訊⋯⋯引起了強烈迴響。」
對於 Tansa 記者中川來說，所有的辛勤工作正開始獲得回報，因為 Tansa 在日本社會的地位正在提升。她表示，直到過去兩年，才開始看到捐款人顯著增加。自從發表《真母親》揭密報導後，他們的支持度與新捐款人數量都暴增。
渡邊認為，更重要的是，對於獨立媒體和以公眾利益為首的調查報導，日本社會有了越來越高的意識和需求。他補充，過去 10 年裡，看到對大眾媒體不信任感上升，並且意識到需要有為群眾發聲的媒體。
▎合作與建立日本的調查文化
作為一個主要經濟體，日本的影響力超越國界。作為 GIJN 唯一的編輯室合作夥伴，Tansa 經常收到參與全球合作的邀請，並參與多個項目，包括由環境報導集體（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主導的《海洋公司》（Oceans Inc.）；與組織犯罪與貪腐舉報計畫（OCCRP）合作揭露全球菸草業的《吹散煙霧》（Blowing Unsmoke）；以及與亞太地區數家媒體合作的《煤炭聖戰》（Coal Crusades）。
但他們也受到自身規模和國內調查的限制。渡邊說：「有很多時候，取決於我們當時的工作量，我們不得不拒絕這些請求。對此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在考慮加入一項合作項目時，Tansa 會權衡幾件事——與日本的關聯、互利的潛力，以及是否符合其作為媒體機構的使命。渡邊說：「Tansa 與受害者和遭掌權者霸凌的人站在一起，符合這一立場是我們最看重的。」
渡邊、辻，以及中川皆十分明白，一個小型的非營利編輯室，無法涵蓋日本所有事情，也無法接下每一項有價值的合作項目。整體調查新聞產業需要成長。渡邊說：「我們需要建立更多像 Tansa 這樣的新聞媒體，必要時作為競爭對手，但又在合作中振興新聞產業。」
致力於擴大日本調查新聞文化、拓寬合作空間的一個組織是該國的「新聞工作者實務論壇（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Forum，簡稱 J-Forum）」，它將主流媒體、獨立媒體以及自由撰稿人聚集在一起。早稻田大學教授澤康臣表示：「很高興看到極保守派和極自由派的記者能並肩交談，像同事一樣互相尊重，並尋找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澤康臣對日本獨立媒體的未來也抱持希望，因為看到有新的媒體湧現、並擴展到調查報導領域，儘管其模式與 Tansa 不同。這些媒體像是《奈良之聲》（Voice of Nara）、《前線新聞》（Frontline Press）和《我的新聞日本》（My News Japan），全都是小型的獨立新聞媒體。未來的挑戰是為這群媒體找到資助永續調查報導的方法。他說：「目前媒體地景正在迅速變化，我非常期待看到更多未來的發展」、「我們在日本的調查新聞生態系統中需要更多的多樣性（variety）與多元性（diversity），這能讓資訊環境更加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