窒息的咽喉:塔利班奪權五年,阿富汗新聞自由的凋零與記者的黑獄深淵

2026 年 09 月 22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陳曦編譯報導

回首5年前的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Taliban)武裝部隊重新奪取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至今阿富汗仍牢牢掌握在塔利班政權手中,不只女性的人身自由、受教權等基本權益遭受嚴重侵害,塔利班亦對新聞媒體與言論自由展開了系統性的殘酷打壓,將阿富汗一步步推向全球新聞工作環境最惡劣的深淵。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公佈的2026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阿富汗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慘跌至第175位,獨立報導的生存空間已被壓縮至極限。

在塔利班重奪政權之前,阿富汗曾擁有數百家活躍的私營與獨立媒體,包括電視台、廣播電台以及網路新聞媒體,在公共生活中扮演著關鍵而多元的角色。然而,在塔利班統治的最初幾個月內,便有高達 40%至60% 的阿富汗媒體被迫停業。媒體從業人員的規模更發生了劇烈倒退:男性媒體工作者人數從2021年前的約4000人腰斬至2022年的約2000人;女性從業人員的處境更為悲慘,人數從塔利班奪權前近1400人的高點驟降至2024年的僅600人。

根據阿富汗記者中心(Afghan Journalists Center)的最新年度報告,僅在過去一年中,該組織就記錄了207起侵害媒體與記者權利的嚴重事件。這其中包括2名記者遇害、1人受傷、183起直接恐嚇和威脅,以及21起任意逮捕。這一數據相比前一年增長了20%,清晰展現了阿富汗境內對記者人身安全的壓迫正在持續升級。

▎鐵腕審查

阿富汗境內媒體自由的凋零,源於塔利班建立的一套無孔不入的審查體制。塔利班情報總局(GDI)與「傳播美德和預防邪惡部」(PVPV,以下簡稱美德部)是監控和搜捕境內記者的兩大主要黑手。

在奪權後不久,塔利班媒體和信息中心便宣布了所謂的媒體「11條守則」,明文禁止廣播或發表任何「違反伊斯蘭教」、「侮辱國家人物」或「侵犯個人隱私」的內容。然而,這些守則字眼極其模糊,且未提供任何解釋標準,這使得地方官員能夠在各省分進行完全任意的解釋、介入與處罰。

近年來,這種系統性的控制與打壓更加變本加厲。政治與批評言論自然遭到完全封殺,到了2024年,塔利班當局直接明令禁止直播政治節目、禁止任何對統治政權的批評,並將媒體採訪對象嚴格限制在僅有68名官方批准的分析師名單內。2025年2月,當局更進一步全面禁止國內媒體播放任何政治和經濟節目。

塔利班官員會在新聞報導公開發表之前,對其內容進行嚴格審核,審查任何他們認為對「公眾態度或士氣產生負面影響」的內容。地方官員通常會強迫記者出席並報導政府的宣傳活動(如警察畢業典禮或官方外交儀式),不配合的記者會遭到威脅、取消採訪權甚至直接拘留。「人權觀察」引述阿富汗記者控訴,官方警告記者們,「確保你的報導不要傷害我們,否則你會有大麻煩。」 甚至連普通的民生投訴或物價上漲(如因國際局勢導致的瓦斯價格飆漲),都會被扣上「破壞體制」和「反體制宣傳」的帽子而遭到查禁。

以及,根據2024年8月正式頒布的《推廣美德和預防邪惡法》,美德部檢查員嚴格審核媒體內容是否符合伊斯蘭教法,並禁止展示任何「有生命物體」的圖像。這使得地方官員可以直接取締電視廣播和公共拍攝,如在塔哈爾省(Takhar)已完全禁止電視台營運和公開拍攝;在某些省份,媒體甚至只能被迫用通訊軟體接收經過官方後製的空房或場景照片來配合報導。

在這種高壓政策下,記者被剝奪了報導一切敏感話題的權利。他們無法報導塔利班內部的意見分歧(例如針對女學中學與高等教育禁令的爭議)。2025年1月,當曾任副外長的斯坦尼克扎伊(Sher Mohammad Abbas Stanikzai)公開呼籲領袖結束女學禁令並隨後離國後,媒體隨即收到官方禁令,不准再詢問任何關於女性教育政策的問題。

▎女性新聞工作者的集體隱形與噤聲

「在塔利班的壓迫之下,女性新聞工作者是受害最深、被打擊最慘重的群體。」人權觀察阿富汗研究員費雷什塔.阿巴西(Fereshta Abbasi)指出。塔利班政權透過一系列歧視性的宗教和社會禁令,試圖將女性從阿富汗的媒體版圖中「徹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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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政權阻擋阿富汗女性爭取女性權益。(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目前,塔利班已在赫爾曼德省(Helmand)等地全面禁止在廣播和電視中播送女性的聲音。在仍然允許女性出鏡的少數城市地區的媒體(如TOLOnews)中,女主播和記者被強制要求必須佩戴頭巾並蒙面。2024年10月26日,美德部進一步宣布女性不得在公共場合朗誦古蘭經或唱歌,導致多個省份的廣播電台因恐懼而全面停止播放女記者的聲音。

女性記者被禁止參加任何新聞發布會、禁止前往現場實地採訪。在喀布爾之外的省份,女記者出門工作必須有男性監護人(Mahram)陪同,這使得她們根本無法開展正常的採訪工作。一位女記者悲傷地告訴「人權觀察」:「在公共衛生局的開幕典禮上,他們在門口將我攔下,冷冷地說女人不准進去。那是我最後一次嘗試為地方媒體撰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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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女性記者出席記者會必須有男性監護人陪同。(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甚至政府暴力直接出手,2025年2月,塔利班情報特務人員突襲並強行懸置了由女性主導、在當地極具影響力的《貝貢電台》(Radio Begum),藉此徹底掐斷女性獲取教育和心理支持的管道。

這種窒息的環境迫使許多優秀的女記者被迫放棄媒體事業。2024年湯森基金會「年度青年記者獎」的得主(一名在阿富汗境內隱姓埋名為流亡媒體《阿富汗時報》撰稿的女記者),因撰寫暴露女性處境(如女性專屬餐廳遭強關)的「勇敢」報導而得獎,但也因此面臨隨時被捕的生命威脅。由於塔利班對女性出國行動的限制,她無法前往倫敦領獎,最終被迫宣布徹底停止新聞報導工作。

▎黑獄與酷刑

對於仍留在阿富汗境內的新聞工作者而言,被逮捕、囚禁與拷問已成為隨時可能降臨的噩夢。任何被懷疑與境外流亡媒體、外國新聞網或反對派團體保持聯繫的記者,都會被冠上「間諜」或「反政權宣傳」的重罪並遭到逮捕。

情報總局人員在對待被扣押的記者時,最常說的話是,「我們可以隨時殺了你,而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敢多問一句。」 根據多名曾被關押並幸運獲釋的記者證言,塔利班在黑獄中對媒體工作者實施了令人髮指的殘酷酷刑,審訊人員用拳頭、板條狠狠毆打記者已是家常便飯,許多記者被打到牙齒斷裂、面部骨骼粉碎。此外,用皮鞭或棍棒猛烈鞭笞記者背部的現象也極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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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阿富汗報社記者因採訪一場抗議活動,遭塔利班政府逮捕,拘留數小時並毆打,身上留下了恐怖的紅腫與瘀傷。。(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一名記者向「人權觀察」透露,情報人員在深夜審訊時,會將他的手腳牢牢捆綁,然後把塑料袋套在頭上使其無法呼吸,或是反覆勒緊脖子使其窒息昏厥,折磨每晚持續一小時以上。

而塔利班在逮捕記者時往往不會通知其家屬,故意製造「強迫失蹤」的恐懼感,以摧毀記者的意志。許多記者的家人在數天甚至數週內完全不知道人被關在哪裡、是死是活。而在軍事法庭受審時,記者同樣因塔利班政府對法律人士的施壓,根本無法獲得辯護律師的支持。

就在近期的2026年9月1日,日本《NTV電台》駐阿富汗記者沙基布.艾哈邁德.納扎里(Shakib Ahmad Nazari)才終於在被關押13個月之後重獲自由。他是在2025年7月24日遭美德部特工逮捕,其後被塔利班軍事法庭以「與境外媒體合作」和「傳播反政權宣傳」罪名判處三年重刑。在歷經美德部拘留所、情報局黑獄、最終被轉移至惡名昭彰的巴格拉姆(Bagram)監獄關押後。雖然提早出獄,但其刑期因何減免的理由仍不得而知。

此前,還有阿富汗記者聯合會成員穆罕默德.阿里夫.希傑蘭(Mohammad Arif Hijran)在服了將近兩年徒刑之後,在2026年8月21日獲釋。他與另一名記者艾哈邁德.卡姆蘭(Ahmad Kamran)於2024年7月6日在喀布爾被捕,隨後在同年9月17日被塔利班軍事法庭重判入獄10年,罪名僅僅是「拍攝了塔利班的安全哨所照片並傳送給境外媒體」。希傑蘭雖然獲釋,但與他一同被判刑的卡姆蘭至今生死不明。

▎流亡海外卻依然危險

為了逃避塔利班的死亡威脅,五年來有超過1000名阿富汗記者被迫跨越國境,踏上漫長的流亡之路。然而,鄰國與部分西方國家政策的收緊,正將這群流亡的新聞工作者逼入另一種絕境。

首先是巴勒斯坦,作為許多記者逃亡的第一站,巴基斯坦政府自2023年底起停止發放和延長阿富汗人的簽證。截至2025年中,已有超過150名流亡巴基斯坦的阿富汗記者面臨被強行驅逐出境、重回塔利班魔掌的迫切危機。

而滯留在土耳其的阿富汗記者處境同樣極為艱難。土耳其政府極少授予阿富汗人難民保護身分,並頻繁進行無證移民清查。記者們因害怕被捕並遣返而不敢隨意出門,生活在社會邊緣,缺乏醫療和教育保障。更令他們恐懼的是,自2025年2月起,阿富汗駐土耳其大使館和領事館已被塔利班外交官全面接管,流亡記者在更新護照時,常遭到領事官員威脅和警告。

即便是一些被撤離至美國的記者,也未能擺脫恐懼。許多隨同美媒撤離的記者僅持有「臨時保護身分」(TPS)。隨著該身分於2025年中在川普政府任內到期,部分尚在等待庇護申請的記者隨時面臨被美國移民當局拘留並遣返阿富汗的危險,部分前美媒雇主甚至因害怕政府報復而拒絕為他們提供申訴支持。

▎國際呼籲

在奪權五週年之際,塔利班已經基本摧毀了阿富汗曾經活躍的獨立媒體景觀。取而代之的,是塔利班親自運營並完全控制的龐大宣傳帝國。截至2025年,塔利班直接操控著約15個大型電視台、廣播電台和網路媒體平台,阿富汗的公共資訊空間已被徹底「淨化」為政權宣傳工具。

面對這場持續惡化的人道與新聞自由災難,保護記者委員會和「人權觀察」等國際組織向全球發出緊急呼籲,要求塔利班當局必須立即停止針對記者的任意拘留、折磨與虐待;無條件釋放所有因和平行使表達自由而遭囚禁的媒體工作者;徹底取消針對女記者的一切歧視性工作限制與聲音禁令。

同時,也呼籲各國政府(尤其是曾承諾安置阿富汗人的美國、英國與德國政府)應立刻終止對阿富汗記者的強制遣返政策;簡化並加速高風險記者的緊急安置程序;並為流亡在外的阿富汗獨立媒體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與心理健康重建資源。

阿富汗記者的喉嚨雖然被無情扼住,但他們對真相的渴望從未熄滅。在黑暗的歲月裡,國際社會的每一次關注與聲援,都是那根拉住深淵中阿富汗媒體最後希望的救命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