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理｜切除蘋果，然後如何

2021 年 06 月 29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專業, 新聞背後

岳理｜華文獨立媒體人

一個時代終結的重要註腳

七一之前，香港媒體行業接連發生動盪，《蘋果日報》、《壹週刊》即時停止運作，編輯、主筆被捕，《立場新聞》發佈一系列爲自己辦後事的公開聲明，早前已經經過極大動盪的香港電台再次即時停辦了數個節目、更換人員。連串動作的發生令人喘不過氣，消化不及：一個極權主義政府摧毀艱難建立的新聞自由之根基可在頃刻之間。

《蘋果日報》創立於 2005 年，直至其喪鐘敲響時恰好 26 歲，時日足以陪伴一個孩童長大成人，奔向而立；作爲全港發行量數一數二的報紙，其間經歷 97 主權移交，2003 SARS 疫情，2008 京奧和四川地震中港人如過山車一般極速起落的中國身份認同，2012 年反國教運動，2014 年雨傘運動，2016 年魚蛋革命，和 2019 年反送中運動。《蘋果日報》也有極多爭議，在爲之蓋棺定論時常常也不能被評論者迴避，它的性別和族群意識，它的報導手法，都可以挑出好多毛病，也引起過社會不少爭論，但其最重要的身份，是全香港最大的——很長時間內基本上是唯一的——反對派傳統媒體。然而如此多的記憶，如此深的羈絆，全部在一刻之間被野蠻、生硬地攔腰斬斷。

《蘋果日報》的結束是一個時代終結的重要註腳，它不但是共同記憶、港人熟悉之物的消逝，更是一個社會從相對自由的制度向極權滑落的重要標誌。香港之爲香港，正是建基於多年來深耕的制度、法制和自由，曾經這裏擁有新聞自由，批評政府的自由乃至表達自由，擁有值得相信的司法制度，擁有遊行、結社的權利，也一度擁有一定程度的選舉權，這些事物如同支撐一座建築的的水泥鋼筋骨架，如今被一根根抽取，大廈的傾塌也正於眼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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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995 年黎智英創辦《蘋果日報》｜圖2：2020 年 8 月 11 日以港警以涉嫌違反《國安法》逮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圖3：西港《蘋果日報》總部｜圖4：2021 年 6 月 17 日港警搜索港蘋總部｜圖5：最後一份香港《蘋果日報》。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

一顆恆星的坍塌

這種粗暴的破壞對於一個社會新聞自由乃至新聞價值的影響無需多言，亦沒有什麼可分析的餘地。但我想很重要的是，《蘋果日報》的崩塌乃至香港新聞自由的崩塌，不是一個瞬間動作，不是一個在 2021 年 6 月 26 日發生並結束的事情，這種崩塌更像一顆恆星的引力坍縮，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所有時間之中同時發生，並且最終會扭曲這個事物原本的模樣：從恆星，變爲白矮星，變爲黑矮星，最終形成吞噬一切的黑洞。

在《蘋果日報》編輯和主筆被捕的一兩日後，香港機場出現了大規模的單日離港送機潮。這種可能在國安法前夕、抑或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之後都未曾大規模被留意過的景象，被媒體用鏡頭記錄下來。筆者沒有做過調查，但僅與朋友談及時猜測，當中可能有不少是《蘋果日報》的員工——事實上，確實有人受驚而倉皇逃離自己溫暖的家——因而送機的記錄影像才會那麼多，因爲在場的可能本身就有很多新聞工作者。當然也可能有其他因此受驚而匆忙離開的普通人：與抽象的《國安法》施行、主要針對參政者的 47 人案不同，《蘋果日報》案給予世人除了新聞自由外的另一警示，便是一個在自身崗位上做著自身工作的人，也有可能面臨「法律」來算賬。

自《蘋果》高層被捕的一兩日後，一直到七一，香港機場出現大規模離港潮。《眾新聞》報導：「回歸24年再現移民潮　香港人離開家園：如同家暴不願一直受虐待」。影：眾新聞@YouTube頻道（CC BY-SA 3.0 ）

這是這場坍塌對於當中的人（新聞工作者）的其中一個影響。另一些沒有離開的人，可能的走向是四散流入到小型的獨立媒體之中。一個稍早之前的參照例子，是源自傳統媒體有線新聞電視的中國新聞組團隊（有線中國組）被全隊解僱後，又全隊獲聘於近年成立的網媒「衆新聞」；《蘋果日報》事件發生之後，藝人杜汶澤創立的媒體亦宣佈會接收其中一個團隊的員工。

這或者是其中一個想像——那些離開《蘋果日報》後無以爲繼的新聞人，或許可以散是滿天星，安放於更小型、受衆群更窄、影響力更小，但數量上卻更多的網絡媒體與新媒體。由於根基和影響力不可與《蘋果日報》同日而語，這些媒體被認爲可能有相對更多一點的喘息空間。

《眾新聞》聘僱有線中國組全員。請點選「在 YouTube 上觀看」。影：眾新聞@YouTube頻道（CC BY-SA 3.0 ）

香港新聞工作者何去何從？

但事實上，這些媒體體量和資源並不足以滋養從傳統媒體中不斷被剔除的新聞從業者，而媒體本身的存活空間也是個未知數；香港大量的新聞從業人員何去何從，在未來可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有些評論認爲，其中一個參照系是整頓中的中國新聞行業。自 2013 年《南方週末》獻詞事件開始，中國的新聞行業經歷了漫長的大規模整肅，多家媒體被改頭換面，大量媒體從業人員離開這一行業，少部分受到法律的「制裁」。彼時恰好是中國互聯網行業新興時代，不少新聞工作者自此離開新聞行業，轉投新媒體、互聯網、商業內容和公關，有不少甚至獲得了更好的報酬。這些人才進入互聯網內容行業，又反過來刺激了內容行業的蓬勃發展——因而互動生成了早幾年互聯網行業的發展局面。

投向其他內容行業，這或許是一些人想像的可能。但與當時中國十分不同的情況是，當時被判刑的記者大多被訴以經濟犯罪或其他控罪，然後對國有媒體逐漸收編，而香港一向是表達自由之地，目前對媒體機構和新聞工作者的制裁，則直接以《國安法》的形式指控對方爲害國家安全，事實上局面更加糟糕；而香港社會叢生的小型媒體機構，言論自由的根基土壤，目前的掙扎空間又確實比當時的中國更多。而在這兩者的張力之下，這必然是一場大衛挑戰歌利亞的懸殊戰爭，結果未知，但可以想像，未來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將爲之的堅持，以及將會付出的代價，可能慘烈和深遠得多。

而另一值得想像和討論的，是香港未來的新聞生態。如果同樣參照中國，目前的中國新聞環境呈現的正是恆星坍塌之後的「扭曲」狀態：紅線無處不在，機構自我審查，從以前的衝線事後刪稿，到目前的事前禁令，連採寫都費事；紅線融入了一線從業人員的寫作習慣，改變新聞報導的模樣；其中一種最明顯的扭曲，調查報導、討論結構性問題、追責政府的可能被抽走之後，就訴諸情感故事、強調故事性和可讀性，報告文學一般的「特稿」橫行，自成一套扭曲的評價體系，以此取代真正的新聞概念，其來源是大專院校本身的新聞行業教育已經被扭曲了。而滑落到這個模樣，需時僅僅 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