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旭｜香港國安法「中共隱形戰」公開化全球媒體承擔守夜人

2020 年 07 月 08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背後

⚜編輯前言⚜

延續上期電子報我們的承諾：「《卓越新聞電子報》會持續聚焦《香港國安法》為新聞媒體帶來的影響」，我們誠懇認真地推出緊急策劃「香港國安法」專題第 2 期。

本期的 4 篇文章依舊是重磅出擊：

曾任《端傳媒》總編輯的資深媒體工作者李志德，延續著「香港渣華道的日與夜」專欄，特別為我們分享在 2018 年《端》在面對國家力量的時候，如何在報導真相與保護受訪者間煎熬焦灼、輾轉反側？反覆思索：「中立」這兩個一共九劃的字，究竟它的操作型定義是什麼？

現任《新唐人亞太電視》記者、法律背景出身的張東旭，則犀利點出「紅色滲透」：中共如何利用香港國際利害地位延伸「法律風險」，以及媒體作為自由長城的守夜人，是如何受到中共系統化地攻擊。最後試圖回答：媒體如何回應《香港國安法》？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宋承恩，對國際法學有其深入細膩的學養。他開宗明義直指：「自由原本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完美扣合著最終的結論：「新聞自由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基本。」精彩地分析《香港國安法》突顯了中共政權兩個反差的樣貌，並說明新聞自由有可能踩線《香港國安法》的三個途徑，同時點出還有「洩露國家機密罪」的威脅。更不要忘了本星期二公布的《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是比母法更鋪天蓋地的網羅。

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立言香港召集人張秀賢，是現任元朗區議會元龍選區區議員，他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代表會副主席，也是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和成員，以及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常委。青年創造了時代，而今時代考驗著青年，他指出《香港國安法》最大的問題就是「犯法」界線模糊，以中式法律的寫法放進普通法系統，並重創新聞媒體，造成第四權岌岌可危。

特別要感謝秀賢，在本週六（7 月 11 日）香港民主派立法會初選之前、競選活動千忙萬碌之中，依然願意執筆分享。香港青年談香港，也為本專題寫下完美的壓軸之作。

如同我們的承諾，《卓越新聞電子報》會持續關心，未來也會不定期地分享最新的消息與評論。敬請親愛的讀者與我們共同守護，願榮光重歸新聞媒體。

張東旭｜現任《新唐人亞太電視》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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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假法律之名」的戰爭，媒體是無差別打擊中的優先打擊對象之一，這是一場進行已久的、對普世價值的「隱形戰爭的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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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國安惡法，中共 6 月 30 日通過後深夜才公佈條文，7 月 6 日深夜公佈實施細則；台灣的法律學者，用「法律閃電戰」、「速築柏林圍牆」、「世紀惡法」來形容。中共透過該法進行「天下管轄」，入罪對象涵蓋「全世界任何人」的「言論」（國際人權法上的普遍管轄，是反人類罪行）；還要求外國與台灣的政治性組織（解釋上包括政府、政黨），要配合提供涉港活動資料，也管到平台業者與服務商等，讓各界震驚。

港版國安法利用香港國際利害延伸「法律風險」

這將如何影響媒體生態，媒體該如何因應？港版國安法 6 章 66 條文、與厚文本的實施細則，四處違反法律基本原則。誠如無國界記者組織（RSF）7 月 3 日聲明所言，全球記者都難逃中共「嚴刑峻法」的規範。

罪名包山包海，所謂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及實施恐怖活動、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還有誘發憎恨、阻撓政策、服務商不遵從要求繳交用戶個資罪、平台拒絕移除國安危險資料罪、外國或台灣代理人不服從指令或提供錯誤、虛假資訊⋯⋯.。交大科技法律教授林志潔曾簡評，「瘋狂恐怖追求者」寫就的惡法，「不愛我（中共）或害我（中共）不被愛都是犯罪」。顯然，媒體是「高風險對象」，犯罪者、共犯、幫助犯⋯⋯。

甚且，惡法不只威脅記者，也很可能連帶威脅編輯台人員，甚至媒體老闆公司持有者；全球大量媒體由財團掌握、這些財團中不乏在中國大陸有投資合作等深度利害關連，惡法在這方面的牽制壓力，恐怕也存在媒體法務、集團法務思考的對應中。

儘管不少學者質疑，惡法是否能「有效落實執行」，畢竟「法不責眾」、條文又非常模糊、境外「天下管轄」如何能落實？但是，中共沒有法治（rule of law），近年進化到以「法制」製造寒蟬、形塑恐怖壓力，並不考慮「法治」邏輯，這不是人類社會的正常法律，而是赤裸裸的流氓恐嚇邏輯。

回顧中共法庭上的維權律師們被毆打噤聲，回顧中共對待維權人士、上訪民眾、民主異議者、信仰與少數族群的無下限手段，被扣上這類罪名的人，他們的家屬過境入境也可能被騷擾、約談「配合調查」；再想想中共株連羅織的豐富歷史經驗。中共的「選擇性執法」，如同一把刀懸在人人的頭上。

當筆者嘗試著從媒體法務的角度去想應對，屢屢感到不可思議、相當難解。這確實是一部非常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法律，形同將中共境內壓迫的一套，輸出恐嚇全球。如同趙思樂在前一期電子報所言，「考慮如何『合法』行動幾乎沒有意義，很大程度只是消耗。」

一位法律界前輩，這樣回答我的請教：「很好笑，流氓替文明人訂侵害人權的幫規，文明人在想著怎麼遵守或繞道、適應流氓幫規，而非制裁流氓。」

中共用港版國安惡法，畫出了一道言論的紅色界線，但跟中共有交手經驗的人也許認同這看法：中共「紅線」，是隨著中共維繫統治與權力的需求而變動、「你懂的、潛規則」，是隨時可無限上綱、延伸變化的「紅潮」。因此，當民主國家「講法律」因應，要小心上了中共的套、陷入中共所謂「法律」中，指鹿為馬、偷換概念、顛覆本質的虛假迷宮。

那麼，我們嘗試跳脫出中共形塑的表象，試著定位本質，進一步規劃如何因應。

惡法非法，這不是法律，沒有「法律遵循」的問題。這是一場「假法律之名」的戰爭，媒體是無差別打擊中的優先打擊對象之一，這是一場進行已久的、對普世價值的「隱形戰爭的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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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國安法》是一部非常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法律，形同將中共境內壓迫的一套，輸出恐嚇全球。但依然有堅定的媒體與異議者站出來為民權而戰。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

中共戰蝕普世價值系統攻擊自由長城的守夜人—媒體

全球媒體，除了履行天職監督各國權力者之外，確實到了一個時刻思考：我們是否處於一場「被戰爭」狀態？

回顧共產政權歷史，其崛起與維持，「滲透」之外，就是筆桿子「謊言」、槍桿子「暴力」的交互使用。中共對內迫害所有信仰、鞏固共黨「無神論」，是對信仰的全面戰爭；對外企圖改變世界的國際規則秩序；這二十年來隨著經濟實力興起，這樣的力道與蠶食更加速與張揚。

如果您也認同，中共在進行某型態的戰爭。那麼在這過程中，中共記取 1989 天安門屠殺後的「教訓」，當然企圖牢控境外的「筆桿子」媒體。中共的「統戰法寶」，二十多年來，異化媒體、蠶食滲透各國民主憲政運作下的「第四權」，影響著對中共行為的詮釋、預警、揭露，先利誘壓迫境外媒體，對中共迫害境內劣跡噤聲，再持續步步進逼，異化各國民主憲政運作系統，中共主旋律越來不乏由海外主流媒體與政壇唱和。

無國界記者組織 2019 年發佈多語種報告《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指出中國共產黨新戰略，正威脅全球新聞自由；中共 2003 年提出「媒體戰」作為共軍整體戰略一環。此外，網路數位匯流、2008 年金融海嘯衝擊，媒體的營收被重創，中共近十多年來卻大舉「大外宣」在海外灑錢收購收買。

中文媒體，本應承擔起幫助世界了解、探知中國真實的主要責任，但現實卻不然。前中國媒體人、經濟學家何清漣教授延遲近 8 年才在 2019 年成功出版《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而美國胡佛研究所 2018 年所發佈的《胡佛報告》以及澳洲與紐西蘭及歐洲學者，都對所在國家（包括媒體）遭受紅色滲透多有調查揭露。大量媒體被中共及中國關係商人不同程度收編。在一些主要國家的獨立中文媒體，已經寥寥無幾。

近年來的國際關鍵字，2017 年是中共「銳實力」、「紅色滲透」；2018 年有「非傳統衝突」、「認知空間作戰」、「假訊息」；2019 年有「灰色地帶衝突」、「新冷戰」、「中共超限戰」。

媒體作為「無冕王」，沒有主觀敵人與主動戰爭，但作為普世價值體系的守夜人，媒體是中共戰爭中的系統打擊對象。媒體消極，恐怕被侵蝕異化；媒體拒絕屈服，就在抗戰守護。

無國界記者組織 2019 年發佈多語種報告《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指出中國共產黨新戰略，正威脅全球新聞自由。圖：RSF（Fair Use）

媒體如何回應：戰略上根本否定、戰術上盡可能保護記者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作者、澳洲學者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2018 年出席台北的亞太安全對話；有句話讓人印象深刻：「對抗政治戰爭的起點，始於承認處於政治戰爭狀態，澳洲國會制訂《間諜與外國干預法》（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是邁出抗戰的一大步。」

我們需要認知威脅，知己知彼，試著了解中共的非正常邏輯，但不能在其中迷失、異化、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們應盡可能清醒維持以「正常人」的普世價值思維及標準，堅持媒體自由獨立的原則。美國國安顧問歐布萊恩 6 月演說，美國誤判了中國共產黨、大錯特錯，導致193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上最大失敗；每個人不一定贊同他的評價看法，但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是否也有誤判？要從什麼樣的盤局來抵禦回應中共？

媒體如何回應港版國安法？筆者大膽粗淺拋磚引玉，個人以為，戰略上根本否定，大原則是報導上決不屈從。戰術上，盡可能保護記者、媒體企業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各國政府國會立法聯防、反制。

無國界記者組織 7 月 3 日的聲明，呼籲全球民主國家「盡其所能迫使北京撤銷港區國安法」，筆者贊同其見解。港版國安惡法，完全是對各國主權與價值的冒犯；本質不是「法律、規則」，如果連結比對中共與自由為敵、顛覆人權系統定義的「指鹿為馬」歷史，惡法可以被解讀為是對普世價值體系文明的非傳統型態戰爭，或在意識形態、認知空間進行「灰色地帶衝突」蠶食。

中共的軟硬「紅色全球滲透」，三十年來在媒體、企業、各國政壇相當深入紮根；加上「藍金黃」等設局誘惑，搭配隨選隨需的「羅織經」、「被認罪」，手段充足。為何要升級到「紅色全球法律戰」、幾近全面戰線？為何要從「你懂得」，加劇到「你不懂也得懂」？

也許是中共馬拉松戰略，時候到了圖窮匕現的戰術轉換；也許是全球「紅色滲透」被揭露曝光清理，逐漸轉向「紅色警戒」的局勢；也許是中共憂心網路長城防火牆被自由行動技術擊穿，而藉惡法恐怖加高心理牆；也許是中國大陸內部危機四伏、共黨內鬥白熱。

中共趁著紅色滲透聯繫尚深、利用香港既有的國際聯繫與利害，綁架各國，在共產政權存亡邊緣，進行一場近梭哈式的豪賭。當各國、企業、媒體，陷入思考如何「遵循法律、避免觸法」時，某程度就在被動破壞、解構國際現有秩序及普世價值的當然性及運作。越是承認中共港版國安法，中共實際上就做成了幾分成果。

中共港版國安法，究竟是虛、是實？也許中共還有紮實的恐怖壓制能力、抵制國際制裁的本錢；但也許，虛如納粹的「大謊言」，其中有紅色滲透累積的「虛胖恐怖」，而假現實正被媒體報導的真相所消解。

世界各民主國家政府，有義務聯合作為，保護被冒犯的主權與人權，保護媒體與企業個人，進而反向制裁中共；如果主要國家不被中共利益連橫擊破，這道人權新防線，就有機會令中共國安惡法難以行之。

第一、戰術上，首要避免被中共挾持人質，盡可能保護媒體人員、受訪者的安全，例如透過翻牆軟體、加密通訊軟體訪問，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網站有提供許多知識經驗；例如記者避免前往中國大陸鄰國邊境地帶，以免被中共特務越境綁架。媒體持有者、報老闆，對個人或集團財產進行避險規劃，減少被中共挾持威脅的機會與比例。

第二、各國政府與國會，應建立法律防火牆聯防、反制圍堵惡法始作俑者、制裁施暴者。例如加速補足各國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立法，對違反人權及國外顯著腐敗人士實施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禁止官員於所在國的財產交易。這是民主國家因應全球人權問題的新工具，換言之，就是讓侵害者全球無路可走、錢財無處可用。英、美、加等 6 國已立法、歐洲議會決議要求 27 會員國立法。同時進一步商議其它必要、超前部署的法案。

第三、每一位珍惜普世價值的人，我們都身處這場「被戰爭」中，作為、不作為都是選擇，可以透過選票、輿論等多種方式，督促與支持我們的自由媒體、民主政體，撐住自由的時代、撐住自由呼吸的天地。

學者何清漣曾在《紅色滲透》示警，「世界中文媒體版圖已呈現紅色和粉紅色」，還能堅持獨立和批判立場的中文媒體已屈指可數。許多學者最近都談到，港版國安法迫使人們更認清中共；筆者也願望，這對全球媒體能是個反思、「逆滲透」的轉機，重拾記者自我的尊敬、重獲讀者的信任，願榮光也重歸無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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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作為「無冕王」，沒有主觀敵人與主動戰爭，但作為普世價值體系的守夜人，媒體是中共戰爭中的系統打擊對象。有一天，會不會連記錄這些抗議畫面，也將被《港版國安法》相繩羅織成罪？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