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媒體對你有偏見？新研究揭「敵對錯誤資訊效應」：假新聞都在攻擊我支持的政黨？

2026 年 07 月 28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郭宇璇編譯報導

一項新研究發現，讓人們認為主流新聞存在偏見的「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與「黨派直覺」（partisan instincts），同樣也會影響他們對「假新聞」的認知。本文翻譯自美國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Nieman Lab）原文：〈Think the media’s biased against you? You probably think misinformation is too〉，作者為《尼曼新聞實驗室》創辦人約書亞．本頓（Joshua Benton）。

你是否曾覺得新聞媒體在針對你？覺得他們扭曲報導，故意讓你的陣營難堪？

那麼，「假新聞」媒體呢？網路上充斥著各種不實資訊：在多數爭論中，它對你所屬的陣營是否比對敵對陣營更不公平？

數十年的傳播學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們確實傾向於認為新聞媒體對與自己立場相似的人懷有敵意。這被稱為「敵對媒體效應」（hostile media effect）。而當一個人對特定政黨或意識形態的政治承諾越深，就越容易認為新聞媒體對他們有偏見。（為什麼隨著美國政治變得越來越強調黨派和派系，大眾對新聞的信任度卻隨之下降？這正是很大一部分的答案。）

但同樣的現象也適用於網路上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嗎？這是剛發表於《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期刊上的一篇新論文探討的主題。該論文標題為〈敵對錯誤資訊效應：意識形態契合度如何驅動對錯誤資訊目標的評估〉（The Hostile Misinformation Eﬀect: How Ideological Congruence Drives the Assessment of Misinformation Targets）。作者群包括 Patrick van Erkel、Michael Hameleers、Aqsa Farooq、Katjana Gattermann、Marina Tulin、Elske van den Hoogen 及 Claes de Vreese，大多隸屬於阿姆斯特丹傳播研究中心（Amsterdam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下是論文摘要：

錯誤資訊日益被視為民主社會面臨的關鍵挑戰。我們的研究率先從公民的視角出發，探討在選舉期間人們認為錯誤資訊所針對的目標。在此過程中，我們延伸了（政治）傳播文獻中的一個經典概念——「敵對媒體效應」，並檢驗它是否同樣適用於錯誤資訊，即所謂的「敵對錯誤資訊效應」（hostile misinformation effect）。公民是否認為自己所屬的政治群體比政治對手受到更多錯誤資訊的攻擊？我們的論點基於動機性推理與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並進一步探討了幾個關鍵調節因素的作用。

利用 2024 年歐洲議會選舉期間跨越德國、荷蘭與波蘭的追蹤調查數據（N = 4,045），我們發現了支持「敵對錯誤資訊效應」的明確證據：公民認為自己的政黨受到攻擊的程度遠高於政治對手。此外，研究顯示，政治興趣、政黨認同強度、極端意識形態以及右派傾向，會讓人們更容易受到此現象的影響。我們的發現證明，敵對媒體效應可延伸至人們對錯誤資訊的認知領域。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人們會覺得周圍充斥著錯誤資訊，並有助於理解文獻中人們將錯誤資訊與其他各種資訊失序及威脅連結起來的情境。

▎什麼是「敵對媒體效應」？

為了理解 van Erkel 等人的論點，先回顧最初的「敵對媒體效應」。原始論文（由 Vallone, Ross 和 Lepper 撰寫）召集了 144 名史丹佛大學學生，其中許多人來自校園內的親以色列與親阿拉伯團體。研究人員首先透過一系列問題記錄他們對中東局勢的看法及對近期事件的熟悉度。

接著，讓他們觀看六段來自全國晚間新聞（ABC、NBC、CBS）的片段，內容關於 1982 年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s）。當時有數千名位於貝魯特地區難民營的阿拉伯平民，被受以色列國防軍支持的民兵殺害。

每個人觀看的都是這六段總長約 36 分鐘的相同片段，隨後他們被要求評估這些報導是否存在任何偏見。結果顯示，親以色列的學生強烈認為這些新聞報導對以色列存有偏見；而親阿拉伯的學生則強烈深信，這些報導對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人存有偏見。再次強調，他們看的是完全相同的報導。

親阿拉伯的受試者認為，與其他國家相比，新聞節目「對以色列適用較低的標準」（也就是說，在以色列涉及應遭受譴責的情境時，媒體卻會為它開脫）。他們也認為，在這場大屠殺中，新聞節目並未把足夠的焦點放在以色列應負的責任上。最後，他們相信，基於所有可被使用的潛在正面與負面資訊，新聞節目的編輯們成功地為以色列塑造了強而有力的正面形象，勝過於負面形象。

相反地，親以色列的受試者認為，新聞節目「對以色列適用較高的標準」（也就是說，對其他國家而言是可被原諒的情境，媒體卻譴責以色列），他們覺得新聞節目相較於其他陣營，過度聚焦於以色列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並相信基於可取得的潛在雙面資訊，新聞節目的編輯們成功地對以色列塑造了強而有力的負面形象，勝過於正面形象。

雙方受試者在觀看後也得出結論：「新聞節目編輯團隊的『個人觀點』與他們自己的觀點相反。」

有趣的是，該研究針對擁有高知識水準的人，也就是所謂的新聞狂熱者，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結果。該研究測試了學生對該衝突的知識，那些表現優異、對衝突最了解的人，他們的意識形態驅動了知識如何與對偏見的看法產生交互作用。高知識的親以色列者更有可能認為新聞報導是反以色列的。高知識的親阿拉伯者更有可能認為報導是反阿拉伯的。但沒有強烈傾向任何一方的高知識受試者，則較不可能發現偏見。

換句話說，對於黨派支持者而言，擁有更多知識會讓其在新聞中發現更多偏見。但對於中立者而言，擁有更多知識會讓其發現的偏見更少。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了其他會導致媒體偏見認知增加的因素：對政治有較高的興趣、較極端的觀點、右翼意識形態、對政治對手敵意增加、對機構的不信任，以及一些心理特徵，例如認知閉合需求（need for closure）。

▎錯誤資訊的敵對效應

van Erkel 等人以敵對媒體效應的相關研究為基礎，探問同樣的現象是否適用於錯誤資訊。

研究人員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前後，對德國、荷蘭和波蘭的約4,000人進行了調查。人們被要求指出他們會把票投給哪個政黨，以及他們「絕對不會投給」哪個政黨。當然，歐洲的選舉制度有比美國更多的主要政黨，因此他們能夠梳理出一組比「親以色列／親阿拉伯」或「親民主黨／親共和黨」更多元的數據。

隨後，受試者被要求思考圍繞這次選舉的網路錯誤資訊——不一定是他們親眼見過的錯誤資訊，而是他們對當時政治錯誤資訊領域的整體印象。研究人員要求他們以1到7的量表，評估他們覺得錯誤資訊「特別針對」他們支持的政黨以及他們最討厭的政黨的程度。

Van Erkel 等人並沒有像最初研究敵對媒體效應的學者那樣，讓所有人接觸共同的媒體素材，也不是讓他們對特定的臉書迷因或 TikTok 影片做出反應。1982年的那些電視片段給了黨派支持者具體的事物來做出反應，而這個研究採用對「錯誤資訊」的開放式概念，則給了受試者空間去套用他們自己對媒體生態面貌的想像。

（不過，如果能更具體地詢問人們看過的錯誤資訊，那會很有趣。一方面，如果某個特定資訊對黨派支持者的政黨有利，他們較不可能將其視為「錯誤資訊」——他們更可能認為那是好資訊。但另一方面，社群媒體演算法非常擅長將那種政治立場相符的錯誤資訊推送給人們——想想你叔叔的臉書動態消息吧。）

那麼研究人員發現了什麼？就如同新聞媒體一樣，人們傾向於相信錯誤資訊不成比例地針對他們的一方：49.6% 的人表示他們支持的政黨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錯誤資訊的「特別針對」，而只有 21.5% 的人表示沒有。當被問及他們最討厭的政黨時，數字反轉了：27.3% 的人表示該黨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特別針對，而 43.8% 的人表示沒有。這種效應在所有三個國家都很相似——不過在荷蘭，一旦選舉日過去，該效應就沒那麼強烈了。

對偏見認知的評分分佈圖（第三波數據，W3）。評分級距為 1（完全不符合）至 7（完全符合）。左側為「己方政黨」，右側為「他黨」。

這一切並不令人太意外。但具體因素會如何發揮作用呢？對政治有較高興趣的人，更有可能認為自己的政黨被針對。對於對政黨歸屬感較強，或意識形態較極端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但正如其他偏見認知研究一樣，左派與右派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

當比較政治左派與右派的公民時⋯⋯我們發現，對於更偏向右派的公民而言，敵對錯誤資訊效應明顯更強烈⋯⋯整體而言，在保持所有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完全偏向右派者的敵對錯誤資訊效應比完全偏向左派者高了 1.3 分［在七分制量表中］⋯⋯儘管這種效應存在於整個政治光譜中，但隨著公民越偏向右派，該效應就越明顯。

各變項之交互作用效果圖：分別為政治興趣（左上）、政黨認同強度（右上）、意識形態極端化程度（左下）與意識形態傾向（右下）。

研究人員還想測試，在選舉之後，人們對敵對錯誤資訊的認知是否會因為他們支持的政黨勝選或敗選而有所不同。結果並未發現任何統計學上的顯著影響。但令人驚訝的是，似乎是其所屬政黨獲勝的人，更傾向認為其政黨被特別針對，而非所屬政黨敗選者。

我們的論點基於動機性推理與社會認同理論，並延伸至幾個關鍵調節因素的作用。我們主張，除了直接效應之外，敵對錯誤資訊效應還受到選民對政治的興趣程度、政黨認同、意識形態極端立場以及所屬政黨的選舉表現等因素的調節⋯⋯

基於敵對媒體效應的概念，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類似的潛在假設同樣適用於選民對錯誤資訊目標的評估：他們更容易將自己的政黨視為錯誤資訊戰的受害者，而不是對手政黨。偏見的認知超越了（傳統的）媒體報導，延伸至對錯誤資訊戰中的偏見認知，這項發現在可能充斥更多錯誤資訊的新媒體生態系背景下，以及在人們傾向以黨派考量來處理資訊的兩極化政治背景下，尤為重要。

如果回想2016年11月，你可能會記得有一連串的報導將川普（Donald Trump）的意外勝選，至少部分歸因於「假新聞」——主要是散播在臉書上的錯誤資訊。（作者註：我也許對那波報導有所貢獻。）但「假新聞」這個詞幾乎立刻就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川普將它用來指稱那些批評他的新聞報導。在一個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假新聞」是由觀看者的主觀認知所決定的。但無論現實為何，這項研究證實，人們對錯誤資訊與對主流媒體的認知類似，都是由同一種強烈情感認同與動機性推理所驅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