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新聞照片的保存與著作權保障（上）

2022 年 01 月 10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勞動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忽略了一件事：攝影記者的產出，這個智慧財產到底歸屬於誰？不只是資方，連勞方自己也忽略。」鍾宜杰說。

台灣新聞攝影協會舉辦的講座「數位時代新聞照片的保存與著作權保障」中，政大傳播學院講師鍾宜杰、《報導者》攝影主任余志偉，以及《CTWANT》新聞網站法務經理陳肇英三位與談人針對「個人與媒體公司之著作權歸屬」、「被攝者與著作權」等議題展開多方討論，不論對攝影記者或業餘的攝影愛好者而言，都提供了實用的建議。

新聞照片到底該是誰的？

鍾宜杰為攝影記者的勞動處境抱不平：「他連出版或辦個展覽都不行，可是那是他自己的作品。」圖：台灣新聞攝影協會提供

在拍攝還是用底片的年代，新聞照片的財產權很直觀地就是歸擁有底片的人，也就是攝影師；可是在數位化之後，狀況變得有些費解。鍾宜杰表示，在底片時代，攝影記者自己擁有器材設備；到了數位時代，大部分的攝影記者都用公司的器材，這樣的狀況讓資方更加理所當然的主張作品的所有權。

鍾宜杰說，現在攝影記者進媒體工作時，都會被要求簽著作權轉讓書，甚至是著作人格權的不主張聲明書，「姑且不說你和報社到底簽了什麼樣的合約，在道理上，公司有沒有權利佔有我們的智慧財產產出？這才是值得討論的。」

鍾宜杰提到，近來他聽說許多資深攝影記者想辦展覽、印攝影集，結果在法律上必須徵求資方的同意，而且當中許多被資方拒絕。「他連出版或辦個展覽都不行，可是那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說：「這是很悲哀的，你努力了一輩子，結果那些東西都不是你的。我們常說，做這樣的工作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你有累積、有作品，結果你最後拿出來都不是，在財產權上、法律上都不歸屬於你。」

他認為，不只攝影記者，包含文字記者、美術編輯等需要透過創意來產出的勞動者，或許可以透過同業組織撰寫勞動契約的共識版，要求媒體遵守這樣的契約，「對勞方和資方都是保障，資方就不必承受這樣的臭名。」

余志偉也表示，自己在《蘋果日報》時，公司就是提供全套器材，也全面買斷工作上的產出，「甚至鎖定你的位置，跟你 GPS 定位，他很明白地告訴你這些產權都是公司的，你不能再用。」他說：「在那樣的工作的條件下，你沒有一個反省的時刻去告訴自己，我應該要主張這些事情。」

余志偉認為，在資方提供所有設備，也僱用勞工的情況下，再去主張所有的成果都歸勞工確實有點不合理；因此較好的主張可能是版權共享。他說，《報導者》的做法是，當別家公司透過《報導者》洽購記者的作品，《報導者》會分潤給記者。《報導者》在使用權上僅有 14 天的專屬權，14 天之後記者可以將照片再賣給其他公司，或出版攝影集、辦展覽。這也是大多數外國通訊社的作法。

陳肇英說明，著作權分為著作財產權跟人格權，著作的創造者在著作完成後，就至少擁有人格權；前提是，公司跟創作者之間沒有簽訂任何契約，約定著作者是誰。如果公司用契約去約定自身為著作人，就會由公司取得著作人格權加上著作財產權。

陳肇英提醒，攝影記者在著作完成後，並不必然自動享有人格權，要看有無契約約定。圖：陳洧農截圖自線上會議

此外，大多數創作者在被要求不行使人格權的時候，都以為自己只是放棄標示姓名的權利；但是，人格權除了姓名表示權之外，還有同一性保持權，亦即他人不得扭曲或竄改創作的形式、內容。這是創作者在被要求不行使人格權時，值得注意的面向。

陳肇英進一步解釋，「設備是自己的，所以作品是自己的」是「生產主義」的概念；但現行法律採「原物主義」觀點（編註：原物主義源自羅馬法，指原物所有人有權收取孳息），因此若約定者擁有所有權的話，衍生出來的東西都是他的，生產者是誰並不重要。

公司倒閉之後，相片歸誰？

談到公司倒閉之後的著作權歸屬，陳肇英表示，自己以前任職的公司在數位轉型的時候，把攝影底片都拿去燒掉。「可是這些東西至少是台灣 30 年來的社會脈動，那它除了私人財產之外，是不是還有公共財的概念？」

他說，在法律上，法人消滅時，著作財產權若有人繼受，就由繼受人取得，或是股東也可以來分配。如果沒有人要，等於被拋棄，就會於法人消滅時歸地方自治團體，也就是縣市政府。

可是地方自治團體要怎麼主張這個著作權是他的？陳肇英指出，雖然有這樣的法規，但實務上幾乎不可能落實，因為無從得知誰在什麼時候要把這些東西拋棄，尤其在數位時代，影像都儲存在電腦，更難去挽救。

鍾宜杰問道：公司倒閉以後，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在無人認領的情況下，歸地方自治團體擁有，那為什麼不能歸攝影師所有？

陳肇英解釋，權利有分屬人跟非分屬人，人格權有屬人法的意味，但是財產權沒有屬人法的性質。如果一開始就已經約定為公司所有，那就不可能再反過來變為歸屬於個人。

下班時間拍的照片歸誰？

陳肇英針對攝影記者在各種勞動狀況下的權益作出解說，也點出法律的侷限性。圖：台灣新聞攝影協會提供

陳肇英說，資方約定自身擁有著作財產權時，基本上只能主張職務上的創作。但若在下班時間用公司的器材創作，公司可能主張該創作是利用他的設備，進而要求相關權益。

鍾宜杰問道，若是攝影記者在下班時間用自己的相機拍了照片，傳給公司發稿，財產權歸屬何方？陳肇英回答，這很明確是屬於記者個人，只是授權公司使用而已。

但是，鍾宜杰表示，依照過去的經驗，通常記者都不會跟公司主張這張照片的使用權。「簡單講就是公司不會付錢給你，我們也都默許了。」

陳肇英說，其實法律的角度要看是站在什麼立場，勞方與資方要各自找能夠解釋的切入點，「因為法條規定其實很死，一個法條 100 個字要規範 100 種狀況，這不太可能。」

跨國勞資糾紛

余志偉表示，當勞方和資方都能意識到勞動權益的重要性，就是一個時代往前走的象徵。圖：台灣新聞攝影協會提供

余志偉提到一則國外的案例：葡萄牙藉的《法新社》攝影記者 Francisco Leong 在 2019 年離職後，要求取回自己照片的版權，結果被《法新社》拒絕。依照法國版權法，這些照片屬於《法新社》，但是依葡萄牙法律，照片屬於作者。像這類跨國爭議該如何看待？

陳肇英說明，牽涉到外國人或外國事務的議題，要依據訴訟法庭所在國家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來判斷該適用哪一國的法律。舉例來說，如果這起訴訟在台灣開庭，台灣的選法基礎是，著作財產權屬於營業者，因此要按照營業者國家的法律；在此案例中，就會按照法國的法律。

然而在實務層面，卻不是如此單純。「因為官司打贏之後，要去執行才有辦法做所有權的移轉，我到法國去跟你要（照片），那你拿出法國的法律來抗辯，實際上我就要不到。」陳肇英說，雖然法律的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可是法律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在著作權的保護上，法規力有未逮，還是需要依靠從業人員自身的力量展現。

鍾宜杰提出，如果《法新社》在台灣開分公司，要適用哪一國的法律？陳肇英說，按台灣法律，只有母公司能作為權利主體，分公司僅有營業範圍內的訴訟能力，因此權利不可能歸屬分公司。

余志偉談到另一個國外的案例：2010 年，攝影記者 Daniel Morel 在自己的推特帳號發表了八張海地大地震的獨家照片。這八張照片由另一個推特帳號轉發後，被《法新社》取得，並提供給美國合作夥伴「蓋帝圖像」（Getty Image）。之後蓋帝圖像更進一步將照片賣給許多大型媒體，包括《華盛頓郵報》。

Daniel Morel 得知後，提出訴訟向《法新社》求償，最後在 2014年勝訴定讞，得到 120 萬美元的賠償。余志偉表示，反觀台灣，媒體在不知來源或作者的情況下，擅自使用網路上影像的風氣依然普遍，卻鮮少有照片的所有人主張自己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