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昌德｜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報禁解除後的20年間，媒體資本漸趨集中，而新聞工作者處境卻每況愈下。透過問卷調查、官方統計、及工會刊物與資料等，本研究首先呈現這段期間新聞工作者工作權與勞動條件惡化的狀況。其次，描述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的發展困境，特別是媒體工會運動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停滯，以及分析記者因為階級意識、工作特性、與職業認同等因素，導致工會參與率偏低的現象。最後，建議在媒體集團化趨勢下，新聞工作者組織應可朝工會聯合、結合專業主義、與媒體消費者運動合作、及積極進行內部對話等方向努力。
面對報禁解除後新聞媒體勞動條件的惡化，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幾乎束手無策。此一窘境的成因，絕大部分是來自於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未能充分發展。1988年解嚴後到1990年代初期，興起第一波媒體產業工會的成立風潮，主要集中在報業與無線廣播電視台。在這一階段成立的媒體工會，除了中廣與台灣新聞報以外，有13家產業工會於1996年參與創立「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簡稱「大傳聯」）。然而自1990年代中期之後，新聞媒體工會運動一直未有明顯進展。1996年以後，只有民視及非商營的公視、央廣等3家無線廣播電視台成立了產業工會，而為數頗眾的有線新聞台以及報社，都未能成立產業工會。2002年底，大傳聯會員工會數為12家（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2002）；到了2007年，大傳聯會員工會數仍維持在11家，包括4家報社、5家無線電視台、1家廣播電台、1家通訊社。但是媒體工會規模逐漸萎縮，自2002年底到今年初，大傳聯總人數減少了24.3%。其中，受到報業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持續裁員的影響，所有報社工會的會員數都急速減少，或甚至停止運作。不過無線電視台工會會員數則相對持平，且其中公視與民視的規模有明顯增加（見表）。
除了產業工會之外，部分縣市的新聞業設有職業工會，但如同許多戒嚴時期成立的職業工會一般，其功能往往只是為會員加入勞工保險，缺乏勞工運動與意識的組織功能（黃德北，2005: 96-99）。在近年數次媒體勞資爭議事件中，能夠以新聞工作者集體角色發聲的組織，大概只有1995年成立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不過該組織受限同時認同於「專業主義」的角色，並未將自身定位為「新聞工作者工會」，且參與人數仍然偏低，8因此在保護勞動條件的功能發揮上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林富美，2002: 76-77）。至於新聞媒體的「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s），在無特定雇主的狀況下，相對更為弱勢；直到2006年才有「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成立，除了提供會員加入勞健保外，同時也注重勞動權益的保護。
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發展的不蓬勃，首要原因當然是台灣的工會運動長期以來受到政治與法律的限制。解嚴以前，工會運動主要面對冷戰時期獨裁政府的直接壓制，及國家政策重視經濟發展的雙重影響（Huang, 2002）。1987年解嚴之後到1990年代中期，執政者以「維持治安」與「維護經濟發展」為名，一方面以警察與司法手段壓制自主工會運動，另一方面透過相關法令的修法，收束勞動公民權（王振寰、方孝鼎，1993）。在這段過程中，自主工會運動雖然有所進展，並且對上述的修法過程發揮了保護勞工權益的影響力，但勞工運動在與國家機器和資方的對抗中，整體來說仍力有未逮（何明修，2005）。2000年中央政權政黨輪替後，佔國會多數的在野黨聯盟尋求各種議題對執政黨的杯葛，勞工運動才有比較大的運作空間，例如2000年底的《勞動基準法》工時案修法過程中，勞工團體的要求因此獲得一定程度實現（Huang, 2002；何明修，2005）。
除了必須面對整體工會運動在政府、法令、社會等層面所遭遇的困難之外，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所面臨的特別課題，是白領新聞工作者，特別是記者，參與工會的人數比例偏低，造成工會力量更難發揮，甚至因藍白領勞工的分立而削弱了集體行動之可能性。2004年的調查顯示，只有28.3% 的受訪新聞工作者是工會會員；而受訪者當中的新聞記者，加入工會的比例更低、僅達24.7%。另外一項2002年的調查顯示，雖然一般認為記協會員的集體意識較高，但他們參加個別媒體產業工會的比例也僅在3成左右（劉昌德，2003）。再者，加入工會的記者也有相當侷限性：根據2004年的調查結果分析發現，在表示自己服務之媒體有工會的記者當中，女性、年紀輕、及教育程度較高者，加入工會的比例偏低。
記者加入工會的比率較低，一般認為是源於其勞工意識的模糊。以英國來說，新聞工作特質造成記者的內在個人主義傾向，使得報業工人的勞工認同明顯低於其他產業（Noon, 1993）。表現在工會組織層面，就使得全英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的戰鬥性一直比不上印務部門工會，其力量甚至在90年代一度衰退（Gall, 2002）。事實上，早在1930年代的美國報業，就有工會運動者描述新聞工作者對工會的輕蔑，「〔大部分白領新聞工作者認為〕 工會？對印刷廠那些呆瓜來說是挺合適的，但像我們這些記者編輯的聰明人，根本就不需要。」（引自Kritzberg, 1973: 399）。更早在1890年代到20世紀初期的美國印刷工會運動當中，雖然ITU積極要組織編輯室當中的新聞勞工，但卻難以成功。除了當時記者編輯薪水較印刷工人低、無力繳交ITU會費以外，記者不認同勞工身份更是重要原因（Brasch, 1991a: 46-47）。
對於台灣記者加入媒體工會意願與比例偏低的現象，過去的相關研究集中在其階級意識相對淡薄與新聞工作特性的兩項因素。馮建三（2000）針對媒體工會刊物的內容分析顯示，白領新聞工作者的階級意識較藍領工人薄弱。記者由於其工作特性，能夠在不同媒體之間，乃至其他行業之間，尋求工作的機會，較一般藍領勞工來得多，也就造成了他們傾向以個人方式而非集體抗爭的手段，來解決工作條件不佳的問題。此一階級意識與身份認同問題，成為國內白領新聞工作者參與工會比例低落的主要因素（林富美，2002）。其次，新聞勞動特性也降低了媒體工會良性發展的可能性。例如，新聞勞動的時間壓力較高，使得許多新聞工作者疲於應付，工會參與度因此偏低（張碧華，1992）。一項問卷調查則發現，是「工作太忙」與「認為工會功能不彰」等工作場合的勞動特性及對工會功能的認知，才是導致記者無法或不願加入工會的最主要因素（董素蘭，2002）。
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白領工作者對工作的「職業認同」（occupational identity）或者對工作的社經地位認知，也會影響工會的參與率（Huws, 2006; Cornfield & Kim, 1994）。因為職業認同一方面具有「內聚」功能，得以凝聚這個職業內部的成員團結行動，另一方面也具有「區隔」功能，區分出這些職業認同所凝聚出的團體與其他團體的不同，因此是勞工參與工會的基礎；而包括科技引入導致去技術化等因素，使得勞工職業認同降低，就破壞了工會運動的基礎（Huws, 2006）。
這項影響記者參與工會運動的因素，在過去國內相關研究較少提及。因此，本文特別就此一項目，根據2004年的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發現在所服務單位有工會的記者當中，加入工會的記者其職業認同度指標的平均數，比未加入工會者的職業認同度明顯來得高，間接說明了職業認同與工會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11同時，調查也顯示受訪的新聞記者當中，同意或非常同意「現今記者的社會地位比過去低」的敘述，比例高達78.8%，顯示目前記者對本身工作的社經地位，並不具有自信。將這兩項問卷結果結合起來觀察，台灣白領新聞工作者日趨低落的職業認同度，對新聞媒體工會運動來說，是另一項可能的負面影響因素。（本文為部分摘錄，詳細內容請參見《台灣傳媒再解構》一書第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