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老闆施壓、災難創傷⋯⋯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該如何保障？

2021 年 05 月 03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勞動

劉郁葶｜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低薪、高工時、壓力大」是台灣新聞工作者長期面臨的處境，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勞動權又該如何保障？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於上（4）月21日發表「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成果，並發布《2020 台灣媒體工作者權利受害紀錄》報告，主張台灣應該與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合作，並建立記者權利守望機制與投訴平台。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發表「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成果。圖：劉郁葶攝

台灣新聞勞動權納入全球監測！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顧問余佳璋表示，儘管台、澳、美、西歐等是先進國家，記者的勞動權和工時不成比例，若無監測，就無法了解這些地區的狀況。參加計畫的能將台灣納入全世界監測的一環，讓他國理解國內媒體工作權益現況，進而設法被保障，之後台灣每年都會有監測計畫，這將是全世界關注的議題。

因此，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台灣媒體工作者權利觀測站」，透過長期監測，跟上國際腳步、持續蒐集個案，網站下設有「通報專區」，媒體工作者若遇到權益被侵害的事件，都能來專區匿名控告。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顧問余佳璋表示，將台灣納入全世界監測的一環，讓他國理解台灣媒體工作權益現況，進而設法被保障。圖：劉郁葶攝

此監測計畫是聯合國 UNESCO 所支持的計劃案，由 IFJ 出資，委託台灣記協和媒觀組成的工作團隊執行，並舉辦 2 場共 4 次的工作坊，同時發放問卷，調查過去一年中記者權益受害或保障情況，此份問卷調查在今年 2 月 1 日到 18日進行，共回收 63份問卷，試圖建立台灣媒體工作者的勞權圖像。

根據《2020年台灣新聞記者權利調查》，在過去一年中，新聞媒體工作者在工作中感受到威脅的來源前三項為「來自媒體老闆的壓力」占 30.1%、「工作不穩定性」占 25.3%、「來自政府機關的壓力」占 23.8%。

新聞工作者的前 3 大威脅：「來自媒體老闆的壓力」、「工作不穩定性」、「來自政府機關的壓力」。圖：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提供

而新聞工作者在職業上最優先考量的第一項是「確保新聞自由」，其次是「道德倫理」，再來是「收入穩定」，可見新聞工作者對新聞自由與倫理的重視。

新聞工作者的 3 大考量：「確保新聞自由」、「道德倫理」與「收入穩定」。圖：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提供

媒體人的挑戰：老闆政府施壓、轉戰網媒、災難創傷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鄭一平，根據新聞工作者面臨的「前三大威脅」，分享親身經歷。

鄭一平入行 18 年都是一線的記者，撰寫的新聞高達一萬兩千條，他說過去曾被某媒體公司要求天天找碴某縣市首長，每天報一到兩條對方施政瑕疵的新聞，直到有天上層說不用了，細問原因得知「公司已經拿到他的業配了」；隔日，這位官員再無行政瑕疵，有過失也都略過。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鄭一平，分享受媒體老闆施壓的親身經歷。圖：劉郁葶攝

鄭一平更進一步舉例媒體老闆施壓的例子：前陣子有立委出軌，但某些電視台略過不報；去年錢櫃大火造成 6 人死亡，他直言：「錢櫃不是失火了嗎？在某些台就是不會出現。你說媒體記者沒去採訪嗎？有，記者都到現場，該收的都收回來，但就是不發，就是來自老闆的壓力」，呼籲 NCC 應當處置。

鄭一平指出，「工作不穩定」並非是失去工作，而是媒體場域的轉變，如今是 6 吋手機與 60 吋電視台的戰爭，許多電視台想轉戰網路營利，但不了解網路媒體的操作方法，且無招募相關人才，因此本來在電視台當文字、攝影的記者也被要求當「YouTuber」，造成其龐大壓力。

此外，台灣電視台有一種弔詭現象：台視與非凡、年代與壹電視、過去的中視與中天，各自為同一老闆經營，因此在新聞現場往往只派一組記者，記者必須同時連線兩家媒體，壓力加成、但薪資並無翻倍。

接下來一小時中，記者有半小時都在連線，鄭一平質疑，「記者如何在現場採訪？」當記者沒有充足時間了解現場，會導致蒐集的資訊不夠準確，內容變得非常淺薄，對觀眾並不公平。

台灣部分的新聞媒體由同一財團老闆經營。圖：截取自公視【記者真心話】口水滿天飛！台灣媒體如何變成財團的「官方粉絲團」（Fair Use）

此外，媒體人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也應當被重視。以太魯閣號出軌事件來說，到場的多半是年輕記者，也許是首次見到如此嚴重的事故，除了要面對現場滿目瘡痍，還需承受電視台的壓力，情緒上想必相當壓抑。

鄭一平舉日、韓、美國為例，記者若去戰地、重大災難現場採訪回來，公司讓記者立即休假，並安排心理醫師輔導記者一到兩小時，紓解他們的情緒，但在台灣一直沒有這類機制。

「低薪」如何解？李志德：「打破壟斷結構」

除了政府與老闆施壓、創傷症候群，在記者面臨的眾多困境中，首當其衝就是「低薪」，讓有新聞理想與專業的人才出走。

究竟「低薪」有無解方？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委、《鏡週刊》文化組副總編輯李志德坦言，「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這關係到媒體的經營者是否能在商業競爭中脫穎而出，有較高的獲利，就能給予員工好的待遇。

目前各家電視台都低薪，當前媒體環境形成「壟斷結構」，「壟斷該如何打破？讓媒體變成好的投資標的，有人投資、錢進來了，薪資才會高。」當新資金投入，或外來競爭者加入市場，讓原有經營者意識到要用「加薪」留才，薪資才有可能提升。

他舉例，當年《蘋果日報》進軍台灣、用高薪挖角人才，某種程度提升新聞從業人員的薪水；如今華視要入主 52 台，需大舉增聘人才，薪資有望提升。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委李志德認為，當前媒體環境形成「壟斷」結構，當新資金、外來競爭者加入市場，薪資才有可能提升。圖：劉郁葶攝

有好的勞動環境，才能產出優質新聞內容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委、自由時報生活中心記者吳柏軒表示：「如果要讓媒體變成社會公器，那就必須要有好的勞動環境。」

有同業分享，每天都需靠肌肉鬆弛劑才能入睡，吳柏軒說，在高壓的環境下工作，產出的品質不會優質，而劣質的新聞，就會影響到社會接受到的資訊品質，媒體身為「社會公器」的影響力會大打折扣，「整體環境是好的，就不會對記者有罵名」，盼大眾對媒體工作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委吳柏軒表示，「如果要讓媒體變成社會公器，那就必須要有好的勞動環境。」圖：劉郁葶攝

而立法委員洪申翰表示，「媒體專業性」、「勞動權」、「新聞自由」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在資訊快速傳遞的時代，媒體工作者爲了搶快而壓力龐大，各地的勞動局應當介入，並保障其權益。

身在政治圈的他，也會思考如何讓媒體和社會、政治的關係健康化，「前三權（立法、行政、司法）能否運作順利，都和第四權有關聯。」洪申翰期許未來學校在教媒體識讀時，不只教如何判讀資訊，更要了解媒體如何運作，以及社會期待什麼樣的媒體，當整體社會有好的媒體識讀，三權形成正向的關係，才會完整民主和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