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北歐長年稱霸新聞自由榜？從挪威、丹麥、瑞典到芬蘭的成功密碼

2026 年 06 月 30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廖彥甄編譯報導

本文翻譯自《全球深度報導網》（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原文：〈Nordic Countries Are a Press Freedom Haven. What Do They Get Right (And Wrong)?〉，該文由BBC記者兼製作人艾蜜莉雅．楊頌（Emilia Jansson）撰文。

談到北歐國家為何長年穩居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前段班，無國界記者組織總幹事布魯廷（Thibaut Bruttin）指出，關鍵在於這些國家擁有健康的媒體經濟環境、公眾對新聞媒體的高度信任、成熟的媒體素養教育，以及尊重新聞自由的政治文化。

憑藉長期的憲法條款和有利於新聞自由的公共政策，北歐國家在媒體自由和穩定方面享有令人稱羨的聲譽。今年，挪威已連續第十年蟬聯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冠軍；其他北歐國家同樣表現亮眼，丹麥排名第四、瑞典第五、芬蘭第六，冰島則位居第十二名。

布魯廷表示，雖然北歐國家能夠長期維持領先地位的原因很多，但最顯著的特徵是其表現始終穩定。過去十年間，這些國家的新聞自由環境幾乎未出現劇烈波動。

然而，除了穩定與一致性之外，究竟還有哪些因素讓北歐國家持續站穩全球前段班？

▎挪威：高度信任造就新聞自由

「挪威民眾普遍對媒體抱持高度信任。我們信任政府機構、媒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挪威《世界之路報》（Verdens Gang，VG）調查記者諾曼（Mona Grivi Norman）表示，這種信任也反映在政府與媒體的互動上。當局普遍尊重記者的角色，政府官員多半願意提供協助，尤其是在醫療領域。

此外，無國界記者組織也指出，挪威媒體與政府之間能夠維持良好關係，很大程度來自雙方的相互尊重。布魯廷表示，挪威政治人物普遍會避免透過攻擊或貶低記者來獲取政治利益。

而挪威政府對報紙與雜誌免徵增值稅（VAT），也有助於強化新聞產業的經營基礎，降低民眾接觸新聞的門檻。挪威民眾的新聞消費習慣同樣是支撐媒體發展的重要因素。根據統計，約42%的挪威人願意付費訂閱新聞內容（編按：此數據為牛津路透新聞學研究所《2025年數位新聞報告》資料，2026年下降兩個百分點，為40％），顯示社會普遍認同優質新聞的價值。

挪威的新聞記者遵循一套自律規範，記者選擇受訪者或消息來源時必須審慎評估，同時力求採訪對象的多樣性。該規範也強調，在進行採訪時，明確表達自己的意圖至關重要。

然而，即使是長年穩居新聞自由榜首的挪威，也並非毫無爭議。今年稍早，挪威王室接連爆發醜聞，包括未來王后與已故美國富豪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關係再度受到檢視，以及她前段婚姻所生的兒子因涉及毒品與家庭暴力指控而遭到起訴。部分媒體事後承認，記者其實早已知悉相關傳聞，但在當事人正式遭到逮捕之前，鮮少媒體願意刊登相關報導。

對此，諾曼認為，這反映出挪威新聞文化對個人隱私的高度重視。「我們非常尊重個人私生活。有些事情屬於公共利益，有些則屬於私人領域。」她表示，相較於個人生活，挪威媒體對王室的調查更多聚焦於財務、利益衝突等涉及公共責任的議題，而這樣的標準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政治人物。

除了制度與文化因素之外，挪威媒體圈內部的開放文化，也是其新聞環境得以持續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

諾曼指出，挪威記者之間普遍願意分享經驗與方法，而非將調查技巧視為競爭優勢。這種建立在信任與合作基礎上的專業文化，或許正是挪威能夠長期領先其他北歐國家的關鍵之一。

每年，挪威調查新聞基金會（SKUP）都會舉辦年度大會，邀請全國記者分享過去一年的代表作品。在挪威，每完成一項重大調查報導後，記者通常還會撰寫一份方法報告，詳細記錄調查過程、資料蒐集方式與採訪策略，並將其公開，供其他媒體工作者參考。

▎丹麥：用制度守護媒體公信力

丹麥《政治報》（Politiken）記者凱爾德托夫（Sebastian Stryhn Kjeldtoft）認為，與丹麥相比，挪威公共機構對媒體抱持更開放的態度。他也觀察到，挪威民眾似乎更願意為新聞內容付費。儘管丹麥媒體多年來試圖借鏡挪威的商業模式，但至今仍未完全複製其成功經驗。

回顧丹麥媒體發展歷程，20世紀60年代是媒體格局發展的關鍵時刻，報紙從政治上的喉舌轉向獨立新聞機構。除了媒體獨立傳統外，丹麥也建立了一套特殊的新聞自律制度。若民眾不滿媒體報導內容，可向由法律與媒體專業人士共同組成的丹麥新聞委員會（Danish Press Council）提出申訴，而不必直接訴諸司法程序。

凱爾德托夫認為，這套機制最大的價值在於建立媒體的自我修正能力。「如果我們受到批評，就必須接受檢視。我們必須在報紙上刊登裁決結果，也必須在編輯部內部反思報導過程」。

然而，即使身處全球新聞自由環境最健全的北歐地區，新聞工作仍可能面臨壓力。

2022年，當時擔任中國特派記者的凱爾德托夫，曾因一篇涉及丹麥國防情報局的報導，遭丹麥國家特殊犯罪部門（National Special Crime Unit）傳喚。調查人員試圖追查向媒體洩露資訊的消息來源，而他正是被傳喚的數名記者之一。面對要求揭露消息來源的壓力，凱爾德托夫拒絕配合出席。最終，相關案件並未成立。雖然這類事件在丹麥並不常見，但他認為，任何試圖削弱消息來源保護或干預新聞工作的行為都值得社會高度警覺。

▎瑞典：把調查新聞做成一門專業

如果說挪威的優勢來自社會信任與資訊公開，丹麥仰賴成熟的媒體自律制度，那麼瑞典的特色，便是將調查新聞發展成一套成熟而可持續運作的專業體系。

漢森（Nils Hanson）曾擔任瑞典公共廣播公司（SVT）調查節目《任務調查》（Uppdrag Granskning）主管長達22年，被許多人視為瑞典調查新聞的重要推手。該計劃揭露了許多不公正，甚至曾間接促成政治人物下台。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曝光後，節目對冰島總理的採訪引發輿論風暴，最終促使其辭職。

漢森表示，自己早年建立的編輯制度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新聞編輯室的運作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近乎嚴苛的事實查核流程，而正是這套制度化的查核機制，幫助媒體建立了公眾信任。

在政策方面，瑞典開創了世界上第一個資訊自由法，早在1766年，瑞典便通過被視為全球最早資訊公開法制之一的《出版自由法》（Freedom of the Press Act），並將資訊取得權納入憲法保障之中。

漢森認為，瑞典調查新聞最輝煌的時期就是現在，關鍵原因在於調查新聞已經成功從少數記者的理想主義，轉變為媒體組織的重要商業策略。20年前，推動調查報導的主要動力往往來自個別記者的熱情；如今，則來自媒體管理階層的支持。漢森解釋，這是因為媒體管理者已經意識到，獨家的調查報導能夠創造讀者願意付費的內容價值。換言之，調查新聞不再只是公共服務，而是媒體經營模式的重要核心。

▎芬蘭：透明與共享的新聞文化

至於芬蘭的優勢則體現在知識傳承與政府資訊透明文化上。獨立媒體《Long Play》調查記者納爾希（Lotta Närhi）長期關注環境議題。她回憶，自己並非新聞科班出身，因此特別仰賴資深記者的指導與編輯部內部的支持系統。在她看來，調查新聞的技術與經驗往往不是透過課堂學習獲得，而是在日常工作中一代代傳承下來的。

然而，隨著記者面臨更緊迫的截稿期限，這類非正式的交流機會正逐漸減少。納爾希特別提到芬蘭職場文化中著名的「咖啡休息時間」（coffee break），過去，記者們常在這些看似閒聊的時刻交換資訊、討論採訪經驗，甚至分享業界默契與調查技巧。

為了彌補這種交流機會的流失，她參加了新聞業的導師計畫（mentorship program）。她形容，那段經驗讓自己終於有機會聽到許多業界人士私下都知道、卻因為工作忙碌而鮮少公開討論的經驗與觀察。

除了專業文化之外，芬蘭調查新聞另一項重要優勢，則來自政府資訊的高度透明。舉例來說，納爾希選擇專攻的環境報導，在芬蘭擁有大量關於環境的官方資源和研究，跨越了幾十年，使記者能夠處理大量官方資料。許多資料甚至只需要聯繫研究單位，便能獲得明確指引，找到所需的公開資料庫。

這樣的工作環境，在許多國家幾乎難以想像。在不少地方，記者取得官方數據往往需要長時間申請、協商，甚至面對政府刻意阻撓；但在芬蘭，資訊公開被視為公共治理的一部分，而非對媒體的施捨。

在新聞自由日益複雜的世界中，布魯廷認為，北歐國家應該利用他們的成功，努力實現全球獨立和自主的媒體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