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度下降　政治攻擊如何毀掉媒體信任

2026 年 10 月 14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朱弘川編譯報導

本文編譯自美國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Nieman Lab）原文：〈Is Americans’ declining trust in media driven by political messaging?〉，由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創辦人兼資深撰稿人約書亞．本頓（Joshua Benton）撰文。

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創辦人兼資深撰稿人約書亞．本頓（Joshua Benton），與政治學者大衛．比弗斯（David Beavers）進行對談，探討美國民眾媒體信任度的下降，是如何受政治修辭、黨派利益和特定歷史時刻影響著。

約書亞．本頓首先提出疑問，為什麼在過去 50 年裡，美國民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度下降，遠超過其他富裕西方國家？

約書亞．本頓以為，在過往，新聞是由正直自豪的美國人製作的，他們關心真相；但現在，新聞由一群喝著拿鐵的左派菁英所形塑，而且充斥反基督教議題，因此新聞業每況愈下。這類的「福斯新聞假說」（Fox News hypothesis）在美國總統大選時便開始盛行，容易讓新聞信任度的問題又回到意識態的框架下，無法延伸更多對話。

以約書亞．本頓的角度來看，人們之所以對「媒體」失去信任，除了出於自身的觀察和經驗，當處在一個充斥著預設訊息（Pre-baked）的社會環境中，這些訊息暗示著誰是你的支持者，誰又是你的敵人，「媒體」己不客觀中立，最終便成為攻擊的目標。

媒體信任度的下降是源自於媒體本身的作為？抑或是源自於外在力量對媒體的批評？

政治學者大衛．比弗斯甫出版的博士論文《日漸削弱第四階級：菁英批評與新聞業脆弱的根基》，旨在透過新聞史、自然語言處理和田野調查，釐清對媒體不信任的成因問題。大衛．比弗斯曾在《政治報》（Politico）擔任了五年編輯和製作人，之後前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威克森林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系。

大衛．比弗斯在論文提出兩個論點：首先，美國新聞體系習慣依賴新聞自由等陳腔濫調，而非結構性力量來宣揚和捍衛其合法性，更進一步說，憲法第一修正案允許任何人成為記者，這固然很好，但缺乏把關機制也使得新聞業易受到有心人士攻擊；其次，大眾對媒體信任度的下降，源自於政治菁英對媒體的攻擊，而這些攻擊加劇了大眾對媒體的信任度下降。大衛．比弗斯發現，尤其是歷史兩個關鍵時期：一是20世紀60和70年代，此時南方白人民主黨人捍衛種族隔離制度，帶動了媒體批判的風潮；二是20世紀90年代初，金瑞契（Newton Gingrich）等共和黨意見領袖的攻擊，讓黨派對媒體的態度開始走向分歧。

首先，大衛．比弗斯認為美國的媒體體系「特別容易受到意圖破壞其合法性的政治手段的影響」。

美國的民主制度建立在足夠知情的公眾之上，這間接構成問責的政治制度，這便是代議民主的基礎。然而，幾十年來美國人對新聞的信任度下降，威脅了媒體在培養知情民眾的根本作用。

根據大衛．比弗斯的研究，縱觀美國歷史，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幾十年，此時是現代新聞業的客觀性準則的濫觴，新聞業刊物開始發行，大學新聞學院也如雨後春般筍拔地而起；而在羅斯福新政初期的1930年代，出版商和美國報業協會這類保守建制派，恰恰利用《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新聞自由作為武器，試圖阻止政府對新聞界進行任何監管。

在美國，醫學界、會計師或法律行業，不僅受法律所保障，也同時受到政府或相關協會組織所監管，這些監管單位也幾乎擁有政府般的權力。但新聞業似乎缺乏相關社會規範，最初對記者和從業人員也無任何的學位要求，記者也無需參與任何會員制協會，使得美國的媒體產業，與其他專業相比顯得格格不入。

大衛．比弗斯認為，新聞業的合法性，似乎只能建立作為第四階級的角色，及其在鞏固民主的重要性這類陳腔濫調，美國新聞業便容易受到攻擊，就像過去五十多年裡所看到的景象：保守派政客不斷批評媒體，削弱其根本的合法性。

若從不同國家，政府營造的媒體環境的角度下手，大衛．比弗斯和約書亞．本頓兩人都提到了義大利的新聞業，即便極端，但相較於美國這種過於開放又鬆散的制度比較，也許是值得借鏡的例子。

義大利記者協會（Ordine dei Giornalisti）基本上控制著從業人員的資格，就像美國律師和會計師協會類似，但體制內的老記者刻意提高門檻，讓年輕新血難以進入行業，這是對既得利益者的保護，讓許多年輕義大利記者對現狀感到沮喪。Beavers認為，美國醫學界也有過類似的批評，因為控制醫生的數量，才能維持較高的薪資水準，而每個產業都會有這種追求經濟利益的行為，似乎難以避免。

大衛．比弗斯比較了世界各國媒體體系的不同，有些國家奉行兩極化的多元主義，例如義大利。在這些地方，新聞業往往是一種菁英職業，服務於其他菁英階層。因此，報紙發行量較低，記者通常來自那些也為官僚機構輸送人才的菁英學校。所以，新聞媒體不像是「大眾」的媒體，也難以被視為一種公共服務。

而北歐國家和德國則屬於另一個群體，這些國家的報紙發行量往往非常高，新聞高度專業化，例如瑞典新聞理事會（Pressens Opinionsnämnd，PON）便有極大的權力，負責判定報紙的行為是否符合良好的新聞實踐，並掌控一定賞罰準則。

最後，自由主義模式的國家，例如美國以及其他盎格魯歷史國家，英國和加拿大也在此列。在這種模式下，公共廣播（除了美國，並不常見）非常強大，同時媒體也往往分為兩類：一類是像《紐約時報》這樣的菁英報紙，另一類是大型通俗報紙。這種模式更偏向資本主義，也更專業化，但其商業結構卻以市場為導向。

縱觀各個媒體系統，對媒體信任度下降幅度最大是美國和自由主義體制下的國家，其下降幅度遠超過北歐國家，甚至整個歐洲。根據Beavers的研究，從1981年至今，美國的媒體信任度下降幅度位居第二，僅次於匈牙利。

美國走向新聞專業化已舉步維艱，易受政治力量打壓，終難竟功

大衛．比弗斯回顧了20世紀初的新聞史，當時新聞界曾經力主將國家視為一種仁慈的合法化力量，可見媒體和國家律法也未必是對立的。賓州、伊利諾州和康乃狄克州曾要求州政府向記者頒發執照，但這些嘗試都以失敗告終。例如，賓州在1913年曾提出新聞從業人員的資格法案，但該法案從未進行表決，僅在委員會階段便夭折。伊利諾大學新聞系主任勞倫斯．莫菲（ Lawrence Murphy）曾推動新聞專業的認證學程，希望頒發專業證書給記者，但幾年後，這種認證趨勢也消失了。

大衛．比弗斯認為，失敗主因可是能歐洲極權主義的興起，德國、義大利等地的新聞審查制度招致批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爭宣傳的惡果，皆讓美國記者抗拒任何形式的國家控制。

大衛．比弗斯在論文中也以1933年創立的美國報業工會（NewsGuild-CWA）進行個案研究。研究提到，報業工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記者們，在面對報業出版商和政府談判中爭取提高記者的薪酬，以舒緩大蕭條時期記者的就業問題。根據大衛．比弗斯的研究，工會起初定位為注重職業發展的協會，但最終也走向狹隘的勞工組織發展。

事實上，美國的新聞業制度化程度不低，美國城市也比歐洲更容易出現實力雄厚、利潤豐厚的壟斷性報紙。這些出版商想辦法在公眾眼中證明，他們能有效地控制讀者資訊取得管道，而專業化正是實現這目標的手段。這些報紙影響著大眾對政治人物的看法，在這種環境下，政治人物想方設法抹黑媒體也不足以為奇。

無論是兩黨對媒體的態度，或是受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兩者有雷同的發展曲線

為了解國會政治圈是如何看待新聞業的，大衛．比弗斯研究美國1939年至2023年國會發言記錄，含括1070萬份國會演講稿，企圖了解此時期新聞業的景象，再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分析政治人物不同時期對媒體的言論變化。

大衛．比弗斯發現，在1970年代初期，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談論媒體時都開始變得更加負面，直到90年代中期左右，他們的態度才開始出現分歧。之後，民主黨開始對媒體評價轉為正面，而共和黨則對媒體的批評日發嚴厲，甚至演變至今；而如今民主黨人對媒體的讚揚，也接近歷史最高的20世紀50至60年代初的水準。

大衛．比弗斯認為，若參考看蓋洛普的民意調查，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抑或是兩派大眾對媒體的信任度，皆從1972年或1973年左右開始逐漸下降，但到了90年代中期開始，兩者的信任度也同時出現了顯著差異。

民主黨對媒體的評價更加積極，而共和黨人則更加負面。

大衛．比弗斯認為，促成兩階段媒體信任度的轉折時期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第一，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正值美國民權運動蓬勃發展，國會政治人物對媒體態度開始從正面轉向消極；而南方民主黨人正是這種言論轉變的先鋒，為了捍衛種族隔離制度，率先公開批評北方自由派媒體，引領了對媒體的批評風潮，隨後共和黨人也迅速跟進。

1960年代時，南方民主黨的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在擔任阿拉巴馬州長時，曾擁護種族主義，但在1970年代轉變立場，對當年民權運動的支持者道歉，並支持民權運動，也讓黑人加入其政府部門任職。如今南方民主黨人和非南方民主黨人之間幾乎沒有明顯的差異，主要是因為保守派南方民主黨人已離開該黨，而留下的南方民主黨人則與黨內其他成員的立場更加接近。

第二個重要轉折點是19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此時共和黨人金瑞契（Newton Gingrich）當選眾議院議長，他的立場的幫助保守派媒體生態確立，言論日趨的集中對政治競選起到重要的效果。另一原因則是保守派廣播人拉許．林博（Rush Limbaugh）的崛起，其節目聽眾數量激增，但拉許．林博在種族、LGBT議題、女性主義和氣候變遷的言論頗受爭議。也正是此時，民主黨對媒體的評價愈發積極，而共和黨人則更加負面，媒體批評也漸成為共和黨核心言論特徵。

低的媒體信任度不一定與較低的媒體消費量相關，兩者之間確實存在一些影響，但比人們預期的要小

大衛．比弗斯發現，媒體信任和媒體消費之間的關係相當有限，這幾乎巔覆了現有的認知，當人們被問到實際消費哪些媒體時，其實無法準確回憶自身的消費習慣，推測可能是其中存在社會期望偏差，導致人們傾向提供與實際情況不同的資訊。

大衛．比弗斯採用常見新聞消費行為指標，調查400名美國人四周內的網路瀏覽資料，並詢問他們對媒體的信任程度。大衛．比弗斯理解到，那些自稱不太信任媒體的人並不會減少新聞消費，甚至消費的新聞品質更差，也更親近極端黨派新聞。這些人接觸的網站往往充斥著虛假訊息或陰謀論，而且其中共和黨人比例高於民主黨人。

對「媒體」定義難以達成共識　信任度調查無法貼近實際情況

依照約書亞．本頓的看法，人們對「媒體」的信任度不具絕對參考性，因為人們對「媒體」的定義難以達成共識，例如，一個只收看福斯新聞的人可能會說「我不信任媒體」，但他顯然又常看福斯新聞，如果不信任為何觀看？這很予盾。光探究「媒體」這個詞，就能在媒體種類、數量有很多分歧。相較之下，如果在20世紀70年代問人們「媒體」是什麼，他們可能有共同的認知，那就是當地的日報、當地電視台新聞節目，而不是網路上的任何「媒體」。

大衛．比弗斯則呼應了約書亞．本頓的看法，並提到他的擔憂。在調查中，大衛．比弗斯問受眾「你是否信任媒體」，此時人們心裡想的媒體究竟是什麼？很多人的回答是上世紀70年代的媒體機構，也包括《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大報，這些都是對老媒體根深蒂固的印象。但有趣的是，這些受訪者實際上接近的媒體，仍可能是熟知的福斯新聞、CNN或MSNBC等，這是南轅北轍但又可以理解的結果。

新聞機構雖以客觀性和第四階級做為保護傘，但當外界質疑其公正性進而影響受眾信任度時，「闡明新聞標準」或「公開新聞處理方法」似乎是新聞業最常見的做為，但在學界的看法是徒勞無功的

約書亞．本頓和大衛．比弗斯皆對新聞媒體老愛吹噓自身的新聞原則，或編採方針感到嗤之以鼻。在大衛．比弗斯的研究中，針對目前常見的媒體信任度改善方法進行評估：第一是提高新聞透明度，第二是改善人們對媒體的誤解。大衛．比弗斯認為，以上這兩種方法的邏輯上過於天真，它假設人們如果對媒體了解更多，就會更信任媒體；第三項干預措施則是從媒體素養的角度出發，針對那些較不涉及人工干預的演算法新聞網站，測試人們能否區分高品質或低品質的新聞網站，但結果也無顯著差異。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過去25年來，美國新聞從業人員大幅削減，現在認識記者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大衛．比弗斯略帶天真和理想認為，如果人們能與記者面對面交流，多了解記者的工作內容，或許能加強人們對記者的信任。所以，身為學術工作者，走出去與新聞機構合作，進行更大規模的田野實驗，關注人們對新聞報導、報紙、記者或其他任何事物的信任程度，強調各變項的關係層面，甚至包括身份認同，同時也讓記者和那些對新聞不感興趣的受眾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談到媒體的信任度時，網路是什麼樣的存在？任何研究不可能排除網路扮演的角色及影響。

大衛．比弗斯雖是政治傳播學者，也承認網路對新聞業的影響，但不認為社群媒體是媒體信任度下降的主因。大衛．比弗斯強調，在數位時代，大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大幅波動，但令人驚訝的是，「菁英言論」（Elite rhetoric）並不會因網路的出現而有不穩定波動，可見影響媒體信任度仍需考慮其它外力，勿拘泥於網路的變革。

更精確的說，大衛．比弗斯承認時下年輕人主要透過網路獲取資訊，網路也根本上顛覆過往商業模式，但現今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成為大型報業集團的主要股東，導致媒體集中度不斷提高，這些都是得納入考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