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干預：境內及境外政治勢力的資訊操控

近年來，全球各地的選舉過程日益受到境內外政治勢力的資訊操控，這些操控手段涵蓋了媒體攏絡、社群媒體訊息的偏頗操作、直接訴諸法律制裁等，影響了印度、韓國、泰國及台灣等國的民主發展。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在2024年6月22日至23日，假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亞洲新聞專業論壇，今年主題訂為「歷史性選舉年的新聞專業」，第二場「選舉干預：境內及境外政治勢力的資訊操控」討論，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台灣大學新聞所所長洪貞玲主持，印度《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s）全國商業編輯阿尼爾．薩西（Anil Sasi）、韓國MBC記者李奇柱（Ki-Ju Lee）、泰國《TODAY》總編輯諾帕吉．阿塔農（Noppatjak Attanon）與台灣代表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黃兆年主講。

印度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之一，今年約有十億的印度選民，花費上看13.5億盧比（約新台幣5億元），其選舉過程不僅在國內受到密切關注，也成為各國觀察政治結盟走向的焦點。

《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s）全國商業編輯阿尼爾．薩西（Anil Sasi）指出，印度的選舉過程受到鄰國巴基斯坦與中國的干預，來自海外的資金支持特定政黨、非營利組織、媒體或社群媒體來影響選舉結果。此外，由於地方性語言可針對特定族群，掌控度較高，因此也出現了以印度南方語言書寫與播報的資訊，強化了操控認知的手段，這也導致了報紙、雜誌等資訊來源較受到印度民眾信賴，其次是電視，而網路媒體則因容易被操控，信任度位居末位。

印度媒體的擁有權雖然大多歸屬於一般私人企業，但因為營收來自於廣告收益，並非採用訂閱制，而廣告經常來自於政府機關，且政府傾向於將廣告支出投向支持自己立場的媒體，同時，資本額擴大的媒體也經常透過併購小型媒體來深化組織的影響力，直接地塑造了公眾對特定議題的看法，弱化反對黨的聲音，並反應出媒體在商業化運營中的現實。

薩西認為，印度政府也在大力的監控媒體。政府機關會利用執法手段打壓特定的民營新聞機構，或是直接攻擊發布者的方式來阻止對其不利的新聞報導，例如DB Digital就曾受到稅務機關的強制搜索。記者在獲取消息來源時也面臨有些政府官員不願意與記者直接交流的情況，這進一步削弱了媒體對政府的監督能力。政府還被指控使用線上平台來擴散錯假訊息，以影響選民的看法，甚至使用深偽（deepfake）技術製造假新聞和謠言。

另一方面，印度國家首都轄區德里首長平民黨（Aam Aadmi Party，AAP）主席阿文德．克里瓦爾（Arvind Kejriwal）因涉嫌收受酒類承包商10億盧比（約新台幣3億8400萬元）回扣而被捕，也引起了外界對選舉公正性的質疑。由於克里瓦爾為反對派的指標型人物，更是現任印度總理莫迪最激烈的批評者，因此此事件被外界解讀為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出於政治動機，所採取的政治干預行動。且印度政府對選舉資金管理與分配的控制力強，親政府方的候選人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進一步加劇了選舉中的不公平競爭。

薩西表示，印度可以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和做法，提高媒體的獨立性和公正性，發展出更具創新性和有效性的解決方案，以面對多重的挑戰和壓力，並促進民主和公民參與的健康發展。例如，美國通過預先澄清機制來應對假訊息，這有助於公民在接收到錯誤資訊時獲得警示。芬蘭則提供多語言的事實查核服務，以利民眾在海量的資訊中找到可信的來源。

南韓作為分裂國家（divided states）中的民主陣營，儘管擁有多元的媒體市場，但對於不利政府形象的報導往往會採取嚴厲措施，甚至指控相關記者或媒體散佈假訊息，使其面臨法律追訴或公眾詆毀，這樣的行動不僅侵犯了記者的新聞自由，還限制了民眾對真相的接觸和了解，媒體的獨立性和言論自由仍受到政府及公共壓力的挑戰。

韓國MBC記者李奇柱指出，媒體的角色在於批判性地報導事件，但許多韓國記者因其對政府和執政黨的批評性報導而面臨著極大的壓力和威脅，政府對於記者的干預和威脅是實際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時期，例如選舉期間或政治爭議激化時，對於政府高層的不利報導往往會遭到政治打壓，包括被指控為假新聞或敵對勢力的一部分。這不僅損害了記者的專業聲譽，還可能導致其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脅，被迫放棄或改變其報導方向。

李奇柱也提及在報導韓國總統尹錫悅負面消息時，曾遭受政府打壓的經驗。2022年南韓總統尹錫悅訪問美國期間表示，美國總統拜登為保障南韓國家安全，會提供六十億美元資助國防，而MBC是第一個報導這則消息的媒體。但新聞播出後，拜登政府整整六個小時內都沒有回應，尹錫悅也聲稱不記得說過什麼。政府試圖以違反國家利益為由控告李奇柱，且韓國法院更裁定MBC的報導錯誤，但多數民眾認為法院的判決不合時宜且受到了青瓦台的操控。

李奇柱認為，「我所做的事就是報導，報導政府應當改善的行為和做法，但政府和執政黨卻用這個機會要求拔除我政治記者一職，且只有MBC的記者被要求不能搭乘政府專機，甚至收到來自總統支持者和YouTuber的死亡威脅。」李奇柱進一步分析，政府經常以「假消息」或「境外勢力干預」為由打壓媒體，因此記者應公開、透明化資訊，以保護自己，而韓國記者在報導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顯示言論自由在韓國社會中的脆弱性。

李奇柱還表示，民調在現代選舉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每天都會公布民調結果，選舉前大約產出一千九百多次的民調結果。但民調機構皆有各自的政黨傾向與利益，導致民調結果與真實落差越來越大，其可信度和影響力日漸受到質疑。這些民調結果不僅影響公眾的選擇，還可能在選舉過程中操控議題，對選舉結果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除了民調影響選舉走向外，南北韓關係一直是選舉期間的熱門議題，例如1987年大韓航空的爆炸事件後，事件策畫者金賢姬被直指為北韓的間諜，該事件也帶動了整體社會輿論的方向，不僅影響民眾的情緒，也直接改變候選人的選情。

在過去的十年間，泰國經歷了重大的政治變遷。泰國雖為民主國家，卻因政變頻繁，政權更迭導致政治局勢的混亂。泰國政治色彩原本由反獨裁民主聯盟（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Democracy Against Dictatorship，UDD）的紅衫軍和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PAD）的黃衫軍所主導，象徵著不同政治派別的鮮明對立，前者的擁護者為農民，後者則是政治菁英和中產階級所組成。

2014年，因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與民主黨的素貼（Suthep Thaugsuban）之間，政爭超過半年，時任泰國皇家陸軍總司令帕拉育（Prayut Chan-ocha）在發動軍事政變後，被任命為泰國總理，成為首位因政變而成功獲得總理一職的軍人領袖，也讓在野的黃衫軍贏下這場政爭。

軍政府執政的期間，修改多項制度及憲法條文，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受限，更有多名社運人士與政治人物身陷囹圄。在這段時期，泰國政治版圖上出現了橘色政治力量第三勢力──未來前進黨（Future Forward Party），形成了對紅黃二色的挑戰，並在2023年的選舉中，成為眾議院的最大黨。年輕勢力的崛起，使得政壇世代交替和終結軍政的渴望，浮出檯面。但隨著舊有的兩陣營共同組閣，紅、黃衫軍的和解，讓許多人開始憂慮逐漸走向分贓政治的泰國政治板塊。

而社群媒體的崛起，媒體組成也有顯著的變化。在十五年前，泰國主要的媒體僅包含六家電視台和十家報社，但隨著資訊線上化，電視台的數量增加到了十四家，而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也促使媒體的家數從傳統的十大媒體，擴展到上千家，進一步拉大了媒體間的競爭。媒體的多元化雖然提供了更多的資訊來源，但也面臨著政治和經濟壓力，進而影響報導內容與方式，這些壓力可能影響其對政治事件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TODAY》總編輯諾帕吉．阿塔農（Noppatjak Attanon）表示，「作為新聞記者，我們知道很多事，但也有很多沒辦法直接說。我們需要尋求不一樣的手段把資訊傳達出去，例如透過卡通、諷刺漫畫。」

台灣的媒體環境一直受到中國資訊戰的影響與挑戰。根據V-Dem的報告，受到境外假消息和錯誤資訊攻擊的國家中，台灣排名第一，顯示中國銳實力（Sharp power）輸出的嚴重性。中國政府透過多種管道向台灣傳播虛假消息，以影響公眾意見和選舉結果。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黃兆年指出，中國政府主要有三個管道可以操控資訊，從政治操控、經濟介入，再到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些手段不僅挑戰著台灣的資訊的獨立性，也測試著台灣社會的抵抗力。

首先，因為台灣高度網路自由的特性，中國政府與官方媒體得以直接發送訊息給台灣。2018年中共官媒《環球時報》曾針對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為「台獨工作者」一事，刊文表示中國將在台灣海峽舉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練。然而此軍演事後被證實為小規模的演練，卻仍造成股價大跌。這些資訊不僅令大眾困惑，還可能對股市產生波動，並影響輿論方向。

再者，透過經濟市場上的廣告投放和資本援助，使得偽造的資訊得以在台灣社會中迅速擴散。例如中時電子報與中天新聞透過移花接木，認為民進黨要求駐新加坡代表處梁國新大使監視韓國瑜在新加坡的行動。外交部對此澄清絕非事實，而事實查核中心也發布了查核報告。這些資訊不僅限於傳統媒體，也包括社群媒體平台，有些網路公司因為過度依賴中國市場，透過網紅上傳錯假資訊在網路上，進一步強化了錯假訊息的影響力。

第三，特定意識形態的組織會出資擴散偏頗訊息，以此動員特定陣營的群眾。例如2018年日本關西機場因燕子颱風重創而關閉後，關於旅客滯留的錯誤訊息。黃兆年認為，中國不僅限於選舉期間透過各種管道，來操控台灣公眾對於重要政治議題的看法和認知，也包括對台灣內部政治關係和國際政策的長期影響。

黃兆年表示，在選舉年之中，相較2020年，2024年中國的資訊操控更加明顯，手法更為直接，例如部分針對候選人學歷的假訊息。除了要創造新的議題外，更強化了原有的政治矛盾，例如疑美論中，戰爭直接聯想到民進黨，而美國的協防是為了在兩岸關係上，讓台灣做出背水一戰的選擇。

資訊戰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不僅限於政治和經濟層面，還深刻影響了社會的認知建構（Cognitive structuring）和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亦即立場較不顯著的中間選民，將有可能受到資訊運作而改變想法、進而誘導選舉行為的轉換，以及泛藍與泛綠選民的想法逐漸疏離，難以有效溝通。假訊息的流向不僅影響選民的選擇，還可能破壞社會的團結和共識。

根據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的調查，抖音與小紅書的使用者更容易相信疑美論，因此使用者也應多加留意平台出資者對於內容演算法的影響。黃兆年認為，台灣政府和社會組織應積極應對這些挑戰，藉由提高大眾的資訊識讀能力，教育大眾識別和分析錯假訊息的能力，並建立更多替代性的資訊來源，增加公眾對不同觀點的接觸和理解，來增強對抗外來資訊干預的能力，從而減少其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然而，網路時代如何在保護公民知的權利與資訊篩選中的平衡，成為一個迫切的議題。

在全球化和數位化的時代，政治勢力對媒體的控制和資訊的操控已成為各國民主制度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從印度的政治干預、韓國記者的壓迫、泰國政治勢力的變動，再到台灣的資訊戰，各國在保護媒體獨立性和公民資訊權益上都面臨著複雜而深刻的考驗。未來，如何平衡政府管理和媒體自由，並提升公眾的資訊識讀能力，將決定這些國家民主發展的方向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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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