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大選期間的假訊息防治：台灣做對了什麼？

2024 年 06 月 19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台大新聞所舉辦論壇「總統大選期間的假訊息攻擊與台灣社會因應之道報告發表暨論壇」，其中的第一場為報告發表，邀請到台大新聞所教授兼所長洪貞玲、國防大學新聞系教授傅文成、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台大新聞所助理教授蔡蕙如共同主講。內容包括：2024大選中的假訊息樣態、大選期間公民團體與媒體如何回應假訊息，以及大選假訊息的挑戰對國內外之啟示。

情境脈絡

2024是全球大選年，台灣在一月份率先完成總統大選，其因應假訊息介選的成果令國際社會關注。英國的非營利組織—旨在倡導新聞誠信，支持建立公平獨立之新聞基礎的湯森基金會（Thomson Foundation）連繫台灣學界，並與台灣傳播學會合作出版一份針對AI假訊息以及社會因應之道的報告。本次論壇為首次提出報告內容及建議。

AI假訊息與誤導性論述

洪貞玲表示，今年總統大選的假訊息攻勢，大致分為三類，首先是AI生成的假資訊；第二類是誤導性論述；第三類則是協同行為（Coordinated behavior）。

AI生成的假訊息包含去年8月傳出的「柯文哲批評賴清德錄音檔外流」、「賴清德支持藍白合」、「習近平稱三組候選人都是台獨」等訊息。這類假訊息，或因技術粗糙，或因不合邏輯，多在早期就被辨識為不實資訊，因而沒有造成重大影響。

至於第二類「誤導性的論述」，洪貞玲認為，在此次的選舉中雖然沒有造成太大的衝擊，可是長期而言，對台灣社會產生的影響不容輕忽。根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分析，2020到2022年間在網路上的誤導性論述第一大類就是各種跟選舉不當有關的傳聞，慢慢在民眾心中種下懷疑的種子。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則首重疑美論的操作，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是誤導性論述的重點。

洪貞玲指出，台灣在今年選後確實也出現了一段時間的作票傳聞，使得「作票」在選後成為持續使台灣社會內部不安的議題。（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協同行為

傅文成介紹了研究協同行為的方法論：如何從成千上萬的網路留言當中，辨識出散布各種陰謀論的協同行為？

他說，關鍵有三：首先是行為，再來是內容，最後則是後設資料（metadata）。什麼樣的行為不是正常行為？例如，一則貼文發出後，大量使用者在一兩秒之內馬上回文，而且反覆發生，就是一個可疑的指標。那怎麼樣的內容是奇怪的內容？設若一則敘事最早出現在國台辦，再來是中國外交部，然後被稍加調製後引流到Facebook或者是Line，而且發文者一再套用相同的路徑，就相當可疑。

以後設資料來說，則會檢視長時間一起經營特定重要議題（如疑美論等）的帳號，是不是在短時間內被大量創造等。針對在諸多指標都被列為可疑的使用者，還要進一步進行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透過長期的觀察來確定到底是不是有組織的行為、或來自境外的勢力。

研究發現，這些協同行為操作者的打擊範圍相當廣泛，不論是外交、內政、經濟、選舉等議題，都能看見這些人的蹤跡。不僅如此，協同行為操作者每個月還會鎖定特定主題進行分工。在選舉前四個月，基本上以戰爭風險作為主軸，經濟風險次之，再來是各種政府的失能。「他們非常理解台灣人現在正在吵什麼、注意什麼。」

傅文成打趣地表示，協同行為的操作都只在平日的上班時間進行，周末便休息，不須加班，比他的工作更好。（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公共電視：三用原則杜絕假訊息

蔡蕙如說明，各個媒體組織所面臨的市場結構或是組織本身的內控機制都會影響其處理各種爭議訊息的方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媒體不只有電視頻道，也有網路的新聞頻道；而在不同的媒介上，處理手法也有所差異。

以公共電視來說，處理方式非常簡單，即所謂的「三用原則」：只採用候選人本身的說法、來自競選團隊的資訊，或是社群媒體的官方粉專。在如此嚴格的原則下，確實可以很快地杜絕假訊息。她說，許多炒得沸沸揚揚，但卻來路不明的消息，公共電視是直接捨棄不用的，這一方面也是由於公共電視並不像商業台是24小時不間斷地播報新聞，在有限的播報時間內，不可能花太多人力去查核不實訊息。

最後，公共電視原本就有非常明確的製播準則，在此條件下，假訊息自然較少。另外，公共電視也積極與事實查核中心等公民團體合作，加上公共電視實際上是一個集團，所以在密切的橫向溝通下，較容易掌控假訊息的動態。

蔡蕙如認為，公共電視面對爭議訊息時的「慢」和「冷靜」，阻隔了觀眾和假訊息。（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傳統媒體 V.S. 生成AI

劉昌德表示，現在台灣的媒體，無論是中央社、公共電視，或是其他商業電視台，定義上都屬於傳統媒體，在面對網路的假訊息以及AI生成假訊息的時候，他們遭遇的巨大困難，就是技術、資源、還有人力上的限制。

他說，在訪談中，每一家媒體都清楚地表達，面對AI生成的假訊息、深偽（deepfake）日益精進的技術，他們可說是在打一場不對稱的戰爭。因為對假訊息的生產者而言，不一定要用非常高的技術，但生產的量卻足以讓媒體追之不及，以至於傳統媒體無法用以往嚴謹但也較緩慢的新聞製程來對付層出不窮的假訊息。

相對於商業媒體，中央社採取的是較保守的措施：只要訊息未經證實，就先不報導。劉昌德說，這固然是合理的做法，但也會失之保守與被動，無法在假訊息肆虐之時扮演民主制度中的資訊傳遞者與看門狗的角色。

中央社的另外一個對策是跟事實查核組織合作，報導經查核的結果。除此之外，最後當然也得用上專業記者的經驗，來判斷他們看到的資訊真實性，「他們是用人肉在跟AI對抗。」

蔡蕙如表示，中央廣播電台在選舉假訊息的應處上，較特別之處是在產製流程中特別增設了「中國小組」，使其能對中國議題有較高的掌握。此外，央廣也針對選舉新聞的播報制定了製播公約與指引，提升相關工作者的自主權和獨立性。

劉昌德表示，傳統媒體對抗AI假訊息的方式猶如「拿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商業媒體：電視頻道與網路頻道之差異

相較於國營或公共媒體，商業媒體受市場與時間壓力的影響更強烈。對它們來說，當假訊息已經舉世皆知，並引發高度討論，很難不跟進報導。蔡蕙如認為，商業媒體在電視頻道的新聞表現上，或許因為「廣電三法」的約束，假訊息不至於過於氾濫。「傳統媒體某個程度上，可能是假訊息的苦主，或者是最後一站，而不是真正在傳播假訊息的媒介。」她說。

在報告中負責TVBS訪談的劉昌德指出，TVBS在大選期間遇到的問題是，自己的新聞網站使用了「指傳媒」的假民調。「這對他們來說有點難堪，因為TVBS有一個在台灣很有聲望的民調中心。」他說：「指傳媒那時候所發布的民調結果很顯然的違背他們的常識。」結果，雖然TVBS的電視新聞沒有播報，但TVBS的網站卻報了。這彰顯出，當傳統媒體意圖從數位轉型尋求生路時，它們進入的其實是競爭更激烈、壟斷、時間壓力更大、點閱追求更急迫的數位環境。

劉昌德笑稱，自己才出任華視總經理一個多月，言談儼然成了業者代表。（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劉昌德提到另一個媒體數位轉型時遭遇的問題：當受眾不侷限於本地，媒體原本的政治偏向可能會更加極化。若將TVBS在電視和網路的政論節目相比，可以看出明顯差異。他說，TVBS的網路節目甚至會引用中國媒體的報導，或未經查證的資訊。因為在網路上，觀眾不只是來自台灣，而是全世界，當然也包括了同樣使用華語的中國。

當傳統媒體進入到以跨國平台為主的極度競爭環境，它對假訊息的抵抗力就會越來越弱。劉昌德強調，當我們意識到數位環境的問題不是個別的商營媒體可以扭轉的，應該做的是要求政府對平台課以責任，並獎勵優質新聞的出現，媒體才會有誘因來做對抗AI假新聞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作非常花錢。」

台灣經驗的啟示

洪貞玲表示，從臺灣的選舉假訊息當中可以了解到，AI產製的假訊息不論是質或量都逐漸地在提高，足以混淆一般人對資訊真假的判斷，也令公民團體破解假資訊的技術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