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圭記者面臨司法威脅 婦女保護法律遭濫用成為審查工具


陳曦|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國家公權力對新聞自由進行戕害的現象,在世界上許多角落仍然不斷上演,位於南美洲的巴拉圭就是一例。4月中旬,美洲新聞協會(IAPA)所發佈的美洲新聞自由狀況年中報告內容便警告,近幾個月,巴拉圭政府針對巴拉圭記者進行司法定罪、威脅記者的情勢越來越明顯。
第5777/16號法條濫用成審查工具 巴拉圭新聞界要求發布法律使用方針
報告內舉列多項巴拉圭司法機構針對新聞實務工作進行定罪的案例,像是巴拉圭記者報導該國前總統卡特斯(Horacio Cartes)涉入香菸走私案和洗錢案,即遭到檢察官要求提供身份,並將進行報導的記者傳喚到檢察官辦公室進行「交代」。
在2023年10月時,擔任全國共和黨(National Republican Association, ANR)主席的卡特斯更向公共部(Public Ministry)指控新聞媒體涉嫌「民主政治迫害」(political persecution in democracy),他聲稱自己受到不實指控、無辜遭受迫害,其後3名檢察官坎特羅(Aldo Cantero)、埃斯蒂加里比亞(Rodrigo Estigarribia)和貝尼特斯(Daniela Benítez)向ABC Color和Última Hora兩家媒體機構要求了解報導卡特斯新聞的記者身份。
巴拉圭記者聯盟、巴拉圭傳播者協會和巴拉圭圖文記者協會齊聲譴責,巴拉圭第5777/16號法律可能遭到濫用——該法是為「全面保護婦女免受一切形式暴力」而立法,旨在制定公共和私人領域預防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政策和戰略、照顧和保護措施,以及制裁和賠償辦法,然而該項法律如今卻被用來對新聞報導進行審查,成為了恐嚇、騷擾和威脅新聞工作者、媒體機構及行使言論自由人士的工具。
例如,在巴拉圭記者波蒂略(Mabel Portillo)、瓜奇雷(Alfredo Guachiré)和梅迪納(Letizia Medina)等人的案件中,該法成了間接審查機制,足以用來恐嚇記者。因此在巴拉圭記者聯盟、巴拉圭傳播者協會和巴拉圭圖文記者協會於2024年2月發布的聲明中,呼籲最高法院「發布正確適用法律的指導方針」。
記者揭露市政府部門貪瀆 竟遭市長興訟而收到限制令
任職《Guairá Press》的波蒂略在接受《拉丁美洲新聞評論》(LatAm Journalism Review)訪問時,對在巴拉圭從事新聞工作的現況,嘆道:「這是一個很棒的職業,但我們沒有任何保障,我們暴露在一切之下。」
波蒂略的案件中,她報導了有關巴拉圭南部城市亞塔蒂市(Yataity)當局涉嫌挪用公部門資金,遭到市長杜阿爾特(Gloria Duarte)投訴,並根據第5777/16號法律興訟,波蒂略因此受到了限制令。 波蒂略表示:「(這個投訴)對我真的傷害很大,我被限制了一年,以前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法律問題,為了舉報腐敗卻經歷了這一切,這讓我很痛苦。」
限制令禁止波蒂略接近杜阿爾特,但並沒有規定具體必須保持的距離,這使波蒂略擔心在缺乏明確定義下,自己將會被輕易認定違反限制令,導致遭受拘留等懲罰。而這條限制令是杜阿爾特對波蒂略採取的第二次行動,第一回杜阿爾特投訴波蒂略涉嫌性別暴力,使得波蒂略被禁止發表任何有關杜阿爾特的資訊,或公開提及杜阿爾特。
波蒂略計畫將向美洲法院人權委員會質疑巴拉圭法院向自己發出限制令的決定。針對自己的處境,波蒂略表示:「我想,如果我不是那麼熱愛我的職業,我早就認輸了。受苦的不僅是我,還有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和整個社區,他們認為我是唯一的希望,因為我是他們了解市政府資源的唯一管道。」
記者不僅受到第5777/16號法律約束 更收到死亡威脅恐嚇
另一名被人援引第5777/16號法律針對的記者瓜奇雷,是在2022年報導巴拉圭國家衛生服務公司時任總裁蔡斯(Natalicio Chase)及其妻子加利(Celia Galli)涉嫌詐欺之後,遭到投訴其「暴力侵害婦女」,瓜奇雷所任職的媒體《獨立報》(El Independiente)不得不將他的這篇報導下架。
瓜奇雷向《拉丁美洲新聞評論》表示:「那些因不明原因的違規行為而接受調查的人,歪曲了第5777號法律,並將其用作審查或威脅的工具。」
根據巴拉圭網路人權組織TEDIC整理的巴拉圭法院紀錄,援引第5777/16號法律而做出的針對記者的裁決案例還有不少,例如2024年2月份,調查記者查莫羅(Fredy Chamorro)揭露了一家醫院的管理涉嫌違規行為,結果被該醫院的院長指控騷擾。負責此案的法官裁決這一申訴成立,並禁止查莫羅報導刊登有關該醫院院長的任何訊息。
同樣被報導對象以第5777/16號法律投訴的記者兼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梅迪納 (Letizia Medina)則比較幸運。她是在Instagram帳戶上發表了一篇諷刺參議員阿基諾(Norma Aquino)的文章後,遭到阿基諾投訴,阿基諾同時要求刪除該篇文章。不過,主審的法官比利亞爾巴(Gustavo Villalba)裁決申訴不成立,他指出:「記者萊蒂齊亞.梅迪納進行的諧仿是一種受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保護的表達形式,作為一名記者,諧仿可以被認為是在新聞自由背景下,可接受的政治批評形式。」
巴拉圭記者面對的司法威脅不僅來自使用第5777/16號法律。 美洲新聞協會重點提及一起涉及《ABC Color》和《Última Hora》記者的案件,這些記者們進行有關前總統卡特斯政府的報導。由於報導文章沒有署名,巴拉圭檢察官坎特羅、埃斯蒂加里比亞和貝尼特斯要求媒體機構提供撰寫這些報導文章的記者的身份,相關人員認為這是對言論自由的恐嚇。
除了巴拉圭記者面臨的法律案件外,美洲新聞協會還指出,一些新聞界人士受到死亡威脅。美洲新聞協會指出一名巴拉圭廣播電台記者阿爾瓦雷斯(Alex Álvarez )於2023 年2月在佩德羅.胡安.卡瓦列羅(Pedro Juan Caballero)被殺,至今案件證據尚未得到分析,此事件著實令人擔憂。
還有巴拉圭北部霍爾克塔市(Horqueta)地方媒體《Horqueta Digital》的記者戈多伊 (Vicente Godoy)於 2023 年底向當地檢察官通報自己受到透過WhatsApp傳送的語音匿名威脅。戈多伊向《拉丁美洲新聞評論》透露,巴拉圭當局答應為他提供警方保護卻沒有兌現這一承諾,因此他開始了向其他國家申請庇護的程序。
戈多伊表示:「要在巴拉圭從事新聞工作,你必須有膽量、有勇氣,因為當我們調查和舉報貪腐案件時,談論到的金額可不小。在我的調查工作中,在近5年裡,我報導的貪腐金額相當於將近800萬美元。」
戈多伊的事件並不是一個孤例,美洲新聞協會的報告還列出了至少3個其他記者的名字,這3人也通報自己在去年收到了死亡威脅。
過去一年來,巴拉圭立法部門一直在討論保護記者和人權活動家的法案,但仍是未獲得批准立法的未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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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