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研究：迴避新聞不等於不看新聞

近年來，許多新聞媒體都致力於吸引似乎愈來愈善變和冷漠的受眾，學術界也開始探索受眾的「新聞迴避」（news avoidance）現象，本文將介紹與之相關的研究。

新聞迴避乍看之下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說明了「人們迴避新聞」的現象。一般人很直覺地會將低／無新聞消費（low / nil news consumption）視為新聞迴避；既然迴避新聞意指不會消費太多新聞，那麼，可以用此概念來思考新聞媒體試圖觸及的非消費者（non-consumers）嗎？

答案是不盡然。迴避新聞和低／無消費新聞不僅不是同一件事，而且大多數迴避新聞的人，實際上消費了相當多的新聞；大多數新聞消費量極低的人，其實也並沒有主動迴避新聞。

這是貝塔科娃（Dominika Betakova）與其團隊成員，在《大眾傳播與社會》（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期刊上發表的一項新研究，所得出的反直覺結論。他們調查了約1000名奧地利成年人的新聞消費情況，並根據他們的新聞消費程度（高或平均／低）和消費意圖（高／平均迴避或低迴避）將他們分為四類。

貝塔科娃團隊並不是第一個發現迴避新聞和不消費新聞之間差異的人。但他們的目標是更精確地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研究可能預測某種行為的因素，或兩種行為之間的特定組合。

他們發現，新聞迴避者和低新聞消費者之間的基本差異非常明顯：在有意迴避新聞的人中，仍有略高於70%的人，其新聞消費程度處於平均或較高的水準；而在新聞消費程度較低的人中，也有略高於70%的人，其有意迴避新聞的程度處於較低或平均的水準。若要樂觀地理解這個研究結果，即是有意迴避新聞、又不太消費新聞的人，其實只佔很小的一部分。

儘管有這樣的差異，但這兩種行為有一些共同的誘發因素：兩者都是由較低的感知公民責任感（perceived civic duty）和較低的政治興趣所預測而來的。但只對其中一種行為有明顯影響的因素則更多。預測有意迴避新聞的因素包括：年齡較小、對所感知到的新聞負面性更不滿意，以及較高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最後這點令人驚訝。而對媒體和政治的信任度較低，以及收入較低的人，新聞消費則較少。

隨著研究將調查對象進一步細分為四組，每組的個別預測因素變得更加複雜和多元（eclectic）。但此研究的主要發現還是有道理的。新聞使用率較高往往伴隨著有意迴避——例如疫情期間時，接觸令人不安的新聞的頻率愈高，可能就愈強烈地感覺到需要休息一下，但於此同時，仍透過其他方式和其他日常活動接觸新聞。習慣和結構（例如沒有新聞的社群媒體演算法）可能會強化低新聞消費，以至於沒有必要刻意迴避。

研究者認為，這些不同的預測因素確實反映了有意義的差異。文中說明：「低新聞消費反映了人們對媒體和政治的普遍疏離；而有意迴避新聞，則源於人們需要從情感負擔沉重的新聞中解脫。」對此，研究者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低新聞消費可以透過提高新聞信任度、透明度和包容性來改善，而有意迴避則可以透過強調更多積極性、應對措施和解決方案的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journalism）來解決。但首先，必須要先把低新聞消費和新聞迴避當作兩種不同的、容易混淆的現象。

◎ 媒體所有權削弱新聞報導能力

〈新的新聞大亨：投資所有權削弱了報紙的報導能力〉（The new news barons: Investment ownership reduces newspaper reporting capacity）。作者：Erik Peterson 和 Johanna Dunaway，發表於《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年鑑》（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多年來，新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媒體所有權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家報紙是家族所有，而不是大型企業集團的一部分，這在多大程度上會對新聞或報導資源產生影響？

隨著美國地方媒體面臨的危機日益加劇，從廣告收入減少到受眾關注度降低，這個問題變得尤為重要。但也許最有害的是，許多美國地方報紙經歷了所有權動盪，新聞編輯室被掏空，昔日的面貌已蕩然無存。避險基金（hedge funds）、私募股權公司（private equity firms）和其他控制美國報紙的投資型所有人（investment-type owners）的快速崛起，會帶來什麼影響呢？（本研究報告指出，2005年，在美國最大的報紙中，每100家報紙中僅有一家為投資型所有人所有；而到2022年，每100家報紙中就有55家為投資型所有人所有）。

研究者分析了13,000多頁的數位化媒體目錄，繪制了2005年至2022年間， 211家主要報紙新聞人員的變化圖。據他們估計，「與其他所有制的報紙相比，被投資型所有人收購的報紙，減少了9名記者和編輯，相當於平均報紙員工總數的14%。」他們發現，這些裁員主要集中在負責一般任務和政治報導的人，而這正是公共事務報導的主要內容。

研究者寫道：「雖然造成地方媒體危機的因素很多——例如印刷品受眾減少、廣告收入減少、難以從網路讀者身上獲利等，但我們發現，投資型所有人的進入也加速了報紙的衰落。」他們指出，這種情況出現在2005年，當時巴菲特（Warren Buffett ）收購了水牛城（Buffalo）的報紙，成為第一位投資型所有人。

◎ 新聞圖片可信度研究

〈測量呈現上下文和圖片作者對新聞圖片可信度感知的影響〉（Measuring the Effect of Presentational Context and Image Authorship on the Credibility Perceptions of Newsworthy Images）。作者：Brian McDermott、Tara Marie Mortensen 和 Robert A. Wertz，發表於《社群媒體與社會》（Social Media + Society）。

數位媒體上充斥著大量照片，只要瀏覽一下Instagram就能輕易發現這點。出現在各種應用程式和服務中的新聞照片也愈來愈多：攝影記者拍攝的照片會出現在新聞網站和社群媒體上；反之，普通人拍攝的照片有時也會出現在新聞網站上，例如推特（現為X平台）上美國航空公司航班降落在哈德遜河（Hudson River）的著名照片，這張照片雖然出自業餘的拍攝者，但仍然登上了世界各地的頭版。

分享這些與新聞相關的照片時，可能很快就會遺失照片的來源、作者和背景。這會對相關照片的可信度造成什麼影響呢？

研究者透過在網站 Amazon MTurk 上進行的大規模調查實驗探討了這個問題，他們將參與者隨機分配到四種展示環境中的一種：(1）新聞網站上的專業照片；（2）新聞網站上的業餘照片；（3）社群媒體上的業餘照片；（4）社群媒體上的專業照片。

他們發現，無論在哪種情況下，人們對照片可信度的評價幾乎沒有差異。研究參與者 「願意接受社群媒體上具有新聞價值的照片是可信的，也願意接受新聞中的社群媒體照片是可信的。」或者換一種說法：「從受眾的角度來看，主流的新聞照片來源，並不特別具有壟斷性的可信度。」

他們指出，未來的研究可以致力於釐清「影響受眾如何評價新聞照片可信度的美學、資訊和呈現因素」，以幫助新聞媒體更有效地處理社群媒體上的大量業餘新聞照片。

◎ 政治人物在社群媒體分享新聞資訊的相關研究

〈美國政治菁英分享低品質新聞來源的黨派差異〉（Partisan Differences in the Sharing of Low-Quality News Sources by U.S Political Elites）。作者：Kevin T. Greene，發表於《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

〈策劃新聞。分析三個國家的政治人物在社群媒體上的新聞分享行為〉（Curating the news. Analyzing politicians’ news sharing behavior on social media in three countries）。作者：Willem Buyens、Peter Van Aelst 和 Steve Paulussen，發表於《資訊、傳播與社會》（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與一般人一樣，政治人物也會使用社群媒體來按讚、評論和分享新聞。那麼，與大多數人相比，政治人物在網路上分享新聞和資訊的方式有何差異？

這兩篇研究從不同方面探討了這個問題。

在第一篇研究中，研究者調查了政治菁英（這裡指美國國會議員）分享低品質新聞來源連結的頻率。政治菁英非常重要，因為從過往數十年的研究中能得知，普通人在形成態度和做出決策時，往往會從這些菁英那裡獲得線索。因此，政治人物推廣低品質的新聞來源，顯然會為其他人樹立壞榜樣。此外，研究也指出，政治人物還可能「加劇兩極分化，同時為低品質管道提供合法性。」

研究者分析了國會議員在臉書上分享的30多萬個連結，發現這些政治人物「分享的低品質網站連結比公眾還多，共和黨議員也比民主黨議員分享的還要多，而且這種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大。」

差距確實非常大。2021年，根據測量方式的不同，約65%至85%的共和黨議員分享了低品質網站連結，而民主黨議員的這一比例為5%至25%，公眾的這一比例則為9%。

研究者寫道：「有人可能會說，這種黨派差距只是單純反映了低品質網站的供應量差異（即傾向保守的垃圾網站遠多於傾向自由的網站）。然而，研究結果表明，這些黨派差異並非完全由低品質網站的供應量差異所導致。例如，右傾的低品質網站的數量大約是十倍，但共和黨官員分享的低品質網站連結卻多達40倍。」

在第二項研究中，研究者對來自比利時、荷蘭和英國的政治人物在臉書上發佈的近6000篇貼文進行了內容分析，分析貼文中提到的新聞項目。

他們發現，網路新聞分享是政治人物的一種策略。結果證明，與反對黨成員相比，執政黨成員分享的新聞數量較少（可能是因為執政黨可能會受到媒體的批評，也可能是因為反對黨成員更常試圖針對公共議題發聲）。此外，激進右派政治人物傾向於分享更多由另類新聞機構（alternative news outlets）發佈的新聞（這與其他研究結果相符，因此並沒有讓人太驚訝）。

整體而言，作者在所研究的三個國家中發現了相當相似的新聞分享模式，這表示政治人物的新聞分享行為存在有意義的模式，取決於他們的政黨及其執政地位。

◎ 極化政治相關研究

〈極化無處不在：對菁英和黨派極化的報導如何影響美國大眾的看法〉（Polarization All the Way Down: How Coverage of Elite and Partisan Polarization Spills Over to Perceptions of the U.S. Mass Public）。作者：Gavin Ploger，發表於《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應對新聞產製中的政治極化：以義大利為例〉。作者 Sergio Splendore 和 Arianna Piacentini ，發表於《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以新聞和政治為主題，繼續來看看這兩項研究，它們共同探討了時下備受關注的現象——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

在第一項研究中，研究者探討了一般民眾如何理解和應對美國不同類型的政治極化。他指出，最近的研究發現，人們認為政黨極化嚴重：「但實際上，極化的程度取決於我們關注的是政治菁英還是大眾。」

因此，研究者使用了兩個調查實驗，招募近3000名參與者，研究了人們對極化的看法：（1）政黨菁英中的極化；（2）政黨選民中的極化；（3）大眾中的極化，同時也關注媒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寫道：「人們認為大眾極化，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關於大眾大規模極化的新聞報導嗎？」或者是，人們讀到有關政治菁英之間激烈衝突的報導後，就認為這種極化也代表了大眾中發生的情況嗎？

研究者發現，人們在上述三個層面上都感覺到了政治極化，而且其程度足以導致嚴重的長期後果。正如研究得出的結論，人們似乎認為許多一般民眾幾乎與黨派菁英一樣極端和充滿敵意。因此，這些看法的後果可能遠遠超出人們對菁英的態度。對大眾極化的看法會讓人們變得更加敵視對立黨派的普通成員，失去對陌生人和整個社會的信任，從而導致極化的自我實現預言。

新聞媒體的確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菁英政治的報導——以及隨之而來的極化衝突——正在煽動分裂之火，並在人們對政治人物和彼此的看法上產生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不過，也有一些跡象指出，對大眾妥協和溫和政治（moderate politics）的報導，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高度的極化。

在第二項研究中，研究者從義大利政治記者的視角出發，透過40次訪談探討記者如何看待媒體環境中的極化，以及他們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應對這種情況。

他們發現，義大利的政治記者傾向於採取五種策略來應對極化的環境：緩解（mitigating）、協調（aligning）、培育（nurturing）、創造（creating）和忽視（ignoring）極化。作者認為第一種和最後一種策略最值得關注：「要達成緩解策略，需要一種為了消除極化的態度和有意識的行為；而忽視似乎是極化的勝利，極化扎根並滲透進媒體內容和新聞環境，以至於被認為是不證自明（self-evident）的。」

在後者的意義上，記者似乎無法發現極化的缺陷，將其規則和動態視為理所當然，在工作中一再重演。不幸的是，這正好說明了之前研究中發現的問題：新聞媒體是政治極化問題的重要部分。

◎ 優質新聞與社群媒體充斥垃圾資訊的相關研究

〈高品質新聞會提升社群媒體上的參與度嗎？媒介化、媒體邏輯以及形成 Facebook 上新聞分享、按讚和評論的對立價值觀〉（Does high-quality news attract engagement on social media? Mediatization, media logic, and the contrasting values that shape news sharing, liking, and commenting on Facebook）。作者：Jieun Shin、Seth C. Lewis、Soojong Kim 和 Kjerstin Thorson，發表於《新媒體與社會》（New Media & Society）。

最後，再來談談新聞品質問題。很多人擔心，社群媒體上的「垃圾」資訊，是否大部分都能得到人們的喜愛。尤其是高品質的新聞，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否有獲得關注的空間？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者收集了大量在臉書上分享的新聞文章，並要求記者和消費者根據「規範價值」（新聞規範，例如準確性和公眾重要性）和「社群媒體價值」（可能推動流行和病毒式傳播的事物）評估這些文章。然後，研究人員利用臉書上的點擊、按讚和分享等實際參與指標，比較了人們對文章可能發揮的成效的看法，和實際情況的差異。

研究發現，「大眾和記者都能可靠地預測什麼能在社群媒體上發揮良好作用，而這些社群媒體價值驅動著網路新聞的選擇和分享。」同時，儘管兩組人都能可靠地辨識規範的新聞價值觀，但這些新聞因素對社群媒體參與度的影響似乎微乎其微。

「總之，」作者寫道，「我們觀察到規範價值和社群媒體價值之間存在權衡，因此民主社會所需的高品質新聞，在社群媒體環境中並不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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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