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統治下香港記者的命運：有關夢想破滅、毅力和希望的七個故事

香港於1997年7月從英國移交給中國統治。接下來的六年，香港媒體在中國當局的「門戶開放」政策下，繼續蓬勃發展。

到了2003年，很多記者說蜜月期結束，「真正的交接」開始了。 2003年，香港立法會提出《國安條例草案》，提議包括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訂定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法律條文。該條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絡。」

該法案在香港因引發50萬人的大規模抗議後被暫時擱置，這是自香港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也是有史以來針對香港政府本身最大規模抗議活動。

該法律體現了中國大陸和香港社會之間的差異，自 2003 年以來，這兩種不同的社會系統，總是朝著第23條的導火線前進。

2012年，許多港人為抗議香港教育局提出的學校課程，圍攻政府辦公室10天。 2014年，港人對香港政改制度的不滿，抗議活動持續了近三個月，也就是俗稱的雨傘運動。 2019年，超過100萬港人再次抗議，這次是反對修改《逃犯條例》，該修正案將賦予中國權力從香港引渡持不同政見者在內地接受審判。

為了鎮壓這些抗議活動，「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通過。該法律允許當局監視、拘留和搜查根據其規定懷疑的人士，並要求出版商、網路服務提供者阻止、刪除，或限制其認為煽動分裂、顛覆、恐怖主義和與外國組織勾結的內容，任何具有這種效果的口頭言論也被視為犯罪。

這對香港記者來說是個難題，因為他們相信新聞自由的原則和價值觀，即是為閱聽人提供準確的訊息，即使當權者不喜歡。

時任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港版國安法實施的同一天，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發表談話，林鄭強調，該法只針對極少數違法的人，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基本權利和自由將受到保護。

該法通過後，《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被關閉，編輯被逮捕，資產被凍結。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RTHK）已成為政府喉舌單位，數百名記者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據香港記者協會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一個月後對500名記者進行的調查顯示，87%的受訪者認為這將嚴重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擔心報導香港獨立或新疆維吾爾問題等敏感話題，將對人身安全造成威脅。

香港外國記者協會202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 80% 的受訪記者表示，新法惡化了他們的工作環境。出於對新聞自由的擔憂，幾乎一半的受訪者正考慮或計劃離開香港。

我蒐集了「港版國安法」影響下，七名生活遭到影響的記者故事。基於保護受訪者的安全，相關名稱和和一些事件細節經過微幅更改。

Alvin Wong有三天的時間收拾生活，離開香港。

「北京高層下令根除《蘋果日報》，《國家安全法》通過後，我們就制定了應變計劃，這份名單上共有九個人，包括資深和中階編輯主管，我被排在第八位。在我前面的七名記者都被捕了，我別無選擇，只能走」，Alvin如些說道。

Alvin Wong曾任《蘋果日報》副主編。他申請了英國BNO簽證離開香港，離開的過程讓他感覺就像一個逃亡的難民。

對 Alvin 來說，他不敢相信事情會升級到不得不逃離自己的家園的地步。

他說有三個主要事件讓他做出離開的決定。

第一個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所受的遭遇。Alvin認為，如果他們也被有關單位逮捕，將無法在這樣的司法體系得到公平的對待；其次，從內部人員得到消息，目標不單只是《蘋果日報》，而是所有在那裡工作的人，即使是採訪旅遊路線的記者也無法全身而退；最後，當《蘋果日報》的資深政治記者辭職時，他「引以為鑒」，這些事件讓他明白處境的兇險。

「如果《蘋果日報》只有1%的機會存活下來，我會留下來，但我必須盡我所能減少關閉所造成的後果和創傷。」

「拯救《蘋果日報》」的念頭，在Alvin的腦海中從拯救整個組織，轉變為盡可能地不讓更多的員工受到傷害。「如果我們不得不死，讓我們按照自己的方式死，而不是在拿刀架在我們脖子上」，他說。

裁員是保障員工安全的一種方式，Alvin也不希望香港《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步上黎智英的後塵，「他的處境非常危險，我們不想讓他受苦。」

但是很多工作同仁認為他們並不是有關當局清算的目標，認為繼續戰鬥是他們的責任。但令人擔憂的是，高層管理人員不僅無法為每位員工提供法律協助，公司內部也傳出，甚至中階管理階段也會受到法律制裁，並被要求出庭作證對抗他們過去的老闆。

2021年5月的最後一天，Alvin辭職，並收拾好行李，飛往倫敦。

到達英國兩周後，他接到了羅偉光妻子的電話：500名警察突襲了《蘋果日報》的辦公室，逮捕了幾名高層管理人員。Alvin和羅偉光不是親近的朋友，但在工作上，他們是彼此依賴的好同事。

「不在那裡讓我充滿了內疚，那天晚上我無法入睡，我只能和前同事的妻子傳遞訊息了解情況，他們受了很多苦。」

Alvin的同事被指控與外國政府勾結，所有人都被拒絕保釋。最後一期《蘋果日報》於2021年6月24日出版。

Alvin說，消息傳開後，他消沉了好幾個月。「如果《蘋果日報》能以這種方式消失，它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告訴我。「中共可以禁止任何的異議媒體。而且，當這一天到來時，政府可以任命他們的代表來管理媒體。記者將無法發自內心地寫作。」

Alvin以為他把「新聞」留在了香港，但他發現許多新移民正在英國尋找港式的新聞媒體。他渴望繼續為香港社會服務，以其他方式滿足他們的需要。

Man相信，保持準確報導香港的唯一方法是離開香港，才能不受中共官方干擾，並利用科技將遠距離的觀眾聚集在一起。

「當政府頒布《國家安全法》作為對付我們的武器時，這意味著他們開始進攻，要我們對一切負責，」他告訴我。「記者很難應對這種程度的威脅，離開香港是我們能接受的唯一方法。」

1997年，當香港從英國手中移交給中國時，Man仍是名菜鳥記者，並打算在回歸前離開新聞業，因為他不相信共產黨會允許香港或港媒享有同等程度的自治權。

他猶豫了整整三個月，因為新聞業對他誘惑實在是大大了，決定留下來後，Man一待便超過了25年。他現在意識到，當初那段日子是中共給予港人的「蜜月期」，這是一段讓香港媒體鬆懈的時間。

他說，當時的善意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官方消息人士告訴他，「開放政策」將繼續下去。但當習近平在2012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一切都有了變化。

對於Man和許多像他一樣的人來說，《國安法》的通過，才算是他們認為香港的真正回歸。「1997年時，不會有記者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現在不一樣了，香港沒有獨立媒體的空間。」他說。

如果新任行政長官信守承諾，特區政府全力推動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預計未來將有大量新的法律起訴記者，到時Man也必須得離開了。

但他仍會待到最後一天，並計劃著如何繼續。「香港是我成長的地方，我也在這段好日子裡獲得成功，現在是我回饋社會的時候了。我想留下來幫助年輕的記者。」

Sum已經在新聞界待了30年，現在他希望能激勵他的學生，記錄香港新聞自由直到最後一刻。

「如果新聞業等著被處決，我想和我的學生一起見證」，他說。

Sum說，他很幸運能在香港媒體資源最興盛的年代加入這個行業，他以參與報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為榮。Sum已於2004年辭職，因為他覺得所屬的電視台的高層對他進行了審查。

「那時，我覺得我可以隨時回到前線。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

因此他決定重返新聞界，不再袖手旁觀。2019年，他為報導抗議活動的海外新聞團隊擔任香港地方的協調人員。

他還曾在公共廣播電台香港電台（RTHK）擔任紀錄片製作人，負責有關警察濫用職權和移民官員不當刁難難民的報導。

他說：「我關心的新聞主題對現在環境來說都太敏感了，因為《國家安全法》而被主流媒體禁止，但當社會充滿憤怒時，人們需要記者說出真相。」

在2021年3月新上任的廣播處長李百全（Patrick Li Pak-chuen）的領導下，香港電台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轉變，Sum的調查紀錄片團隊的預算被削減，他和五個同事也被解雇了。

現在，Sum 經營著一家書店和在大學兼課。「到了我這個年紀，我只想要有意義的工作，成為一名記者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去年，Choi的前同事請她為他們在香港《蘋果日報》老長官羅偉光寫張生日賀卡，目前這位前總編輯仍被關押在香港，以煽動叛亂罪等待審判。

「我拿起筆，盯著卡片上的『生日快樂』幾個字。我能想到的只是有什麼好高興的？ 在我的上司入獄之際，我能寫什麼話給他？」

Choi 的新聞事業始於2014年，恰巧又是雨傘運動那年。當她以新聞系畢業生的身份加入《蘋果日報》時，她認為這將是她一輩子的志業。

《蘋果日報》對像她這樣的記者來說，簡直是個夢寐以求體環境。「《蘋果日報》為記者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和資源，」她說。「我的老闆對我的工作表現出完全的信任，讓我有空間和自由來寫我想要的東西。」

在《蘋果日報》的五年裡，Choi享受著每一刻，但真正讓她大放異彩的是2019 年的反政府運動，她不僅站在第一線報導，在記者會上犀利的提問也讓許多香港人見識到她的能耐。

當中國政府實施《國家安全法》時，一切都發生了變化，Choi接到了一個奇怪的電話。「我的一位法界友人想談談新法律，他非常平靜地告訴我要仔細考慮我的未來，無論我是留下還是離開，這不單指我的工作，還有香港。聽到這個警告，我感到震驚，」她說。她以前從未認為她的工作是危險的。

Choi 與她的家人討論後，便申請英國的工作簽證。她向家人承諾，簽證批准後，她會辭職。但隨後她對要離開香港感到為難。「那年我本來要升職的，我不想因為一些模糊的新法律而放棄我為之努力的一切，這對我來說並不公平。」

2021年6月17日，Choi 驚恐地看著她的六名主管被警察逮捕，許多警察在他們的辦公室搜查證據。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瞬間發生了變化，她曾經快樂的工作場所現在被不確定和恐懼所籠罩。

這感覺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時機，但她知道她和家人討論過什麼，她需要盡快離開。同一天，她低著頭，淚流滿面，走到主管的辦公桌前，遞上一封辭職信。「我不記得我的原話，我真的不想去英國，但我太害怕留下來了。」

將近一年後重述這個故事，Choi再次哭了起來。「我感到難過，我責備自己軟弱，不能與同事站到最後一刻。」

2021年6月23日，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冒著大雨排在《蘋果日報》辦公室外的街道上，他們希望能在不受警方干預的情況下，拿到《蘋果日報》出版的休刊號。

Choi的家人不讓她加入街頭的行列，但看直播時她控制不住自己，她衝到外面的公車站想快點趕到現場，但她的家人求她回來，她只好坐在公車站避雨，思考著自己應該怎麼做。最終，她不想讓家人擔心，而且，她擔心自己的出現，會被視為對一直待到最後同事的侵犯，她只好懷著沉重的心情轉身回家。

「我的行為就像一個逃兵，這將是我一生的陰影」，她說。

幾天後，Choi在機場坐立難安，因為同一時間《蘋果日報》的一名高級主管在登機時被捕。Choi要求她的男朋友在同一天乘坐不同的航班離開，「萬一我被捕，他可以拍下整個過程並告訴我的家人」。直到她的飛機離開地面，她才不再擔心。

Choi目前在倫敦定居，有一份穩定的兼職。但是，隨著夜幕降臨，她對以前同事的回憶和遺憾也隨之而來，她說她將在餘生中懷著憐憫的心情生活。

Snow在大學學習戲劇時，她滿懷著表演夢想，但她在2019年成為法庭記者，因為她希望2019年的抗議活動能完整被紀錄下來。

「抗議活動就在我的學校外面爆發，我不能裝做什麼都沒發生。」

當時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示威者被捕並被送上法庭，Snow發現許多人都來自頂尖學府。「其中包括一名耶魯大學學生和一名博士畢業生，我想公眾需要了解他們為什麼加入這場抗議活動？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隨著新冠疫情的到來和抗議活動的平息，Snow了解到，戰場已經從街頭轉移到了法庭。記錄這些法庭審理過程變得至關重要，記者應該確保新聞不是討好大人物和政客的工具，呈現事件全貌才是重點。

「對我來說，做為一名法庭記者是最無聊的工作。如果當初沒有發生反政府抗議，我絕對不會做出這個選擇。」

現在，Snow穿梭香港各個法庭間，忠實的記錄審理過程，她發現她的工作不僅對公眾很重要，對法界專業人士也很重要，即便他們仍在努力解決如何擺脫《國家安全法》的桎梏。

由於新規的法源來自中國的法律體系，而非香港普通法體系下制定的，因此許多人無法理解法條。透過Snow記錄法庭報告中的判決有助於法界人士和公眾了解自保之道。

Snow作為一名法庭記者，相對比香港任何其他路線的記者都安全。畢竟，訴訟程序透過公開記錄，事實是不言而喻的。但她有時仍然感到無能為力，例如當法官禁止報導某些案件細節時。

「我不知道我能在這個職位待多久，或者我什麼時候會失去報導的空間，但人們有權獲得準確的法庭報導。如果有一天我因為工作而被捕，我仍然會以身為香港記者感到自豪，也絕不後悔。」

Young Cheung Shan已經離開了新聞業，他當初受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感召，毅然決定踏了入新聞記者這行，當《國家安全法》通過時，他知道也該是夢醒的時候了。

「《國家安全法》就像是架記者脖子上的一把利劍。我們被迫綁手綁腳，無法報導我們所見的」，他告訴我。「如果記者只能寫出官樣的文章，我看不出做記者有何價值。」

在香港的新聞業成為國家宣傳機器的一部分之前，提早離開這個行業，帶著他些許的美好回憶，對他來說更有意義。

「我最初想藉由新聞工作的觸角，見證雨傘運動後香港發生的變化，」他說。這驅使Cheung Shan在接下來的五年裡一直留在這個行業。當2019年《反送中》抗議活動開始時，他也待在抗議活動前線六個月。

回憶起那些抗議活動中所見的場景，Cheung Shan的眼裡仍閃耀著光芒，他認為與抗議者交談並捕捉他們的聲音是一種榮幸。「我是幸運的，如果我太早離開這行，我就沒有機會捕捉到公眾的真實感受。」

但當他被搭載著催淚瓦斯的水砲擊中時，記者這一行業的特權也讓他付出了代價，他感到痛苦不堪，他害怕再接近任何的政府車輛，但他決心在前線撐著。

Cheung Shan所屬的新聞組織則沒有這麼堅決，他的編輯部同事開始自我審查，並背離了新聞原則，這讓他感到噁心和沮喪。「我們那時需要跟進幾個主題，但管理階層禁止所有與抗爭有關的報導，我已沒有理由留在這個行業，我不想成為政府的傳聲筒。」

與大多數香港記者一樣，2020年6月30日似乎是許多媒體人職涯的分水嶺，Cheung Shan也是如此。

《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的遭遇摧毀了他最後的希望。「如果像《蘋果日報》這樣強大的媒體都被迫關閉，我認為沒有任何媒體有能力抵抗政府的控制」，他說。「這就像黑鷹墜落，我們都見證了新聞自由的殞落。」

許多記者直到他們的組織被迫關閉前，仍堅守崗位，Era也是。

除非被警方逮捕，否則她將繼續工作。

「在國安法的陰影下，在香港跑新聞比以前更危險，但我們是民主最後的防線」，Era告訴我。「如果記者需要為說真話付出代價，那我願概括承受，至少求得心中一絲平靜。」

雨傘革命時Era還只是位學生，她待在被佔領的地區，與許多抗議者交談並將她所見所聞紀錄下來，這段經歷也激發了日後從事記者工作的決心。

2019年時，當第二波抗議浪潮開始時，她人在國外，為了不想要錯過歷史的一刻，她拚了命想回到香港，便幹起了記者這行。

不幸的是，國家安全法實施。最初，Era 非常擔心，尤其是在看到《蘋果日報》的遭遇後，她和她的主管都意識到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將承擔多大的風險。

Era擔心新法律的不明確和不斷變化的紅線可能會影響她的工作，但許多記者仍持續堅守崗位，這也迫使了她要勇敢。

Era現在懂得在恐懼和工作使命間取得平衡。她說，為說真話付出的代價若得換來三年的監禁，這似乎是划算的生意。目前的情況可能更加艱鉅，但她懂得拿捏分寸並小心不踩到那條紅線。

「香港還不像中國的其他城市，我還有空間做我的工作，我想盡可能多地記錄香港的歷史」，她說。「保證我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沉默，但我便不會快樂。」

這裡所有故事共同點，都提到了《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帶來的意義。對我們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新聞媒體的消逝，也等同敲醒了新聞自由的喪鐘。

這就是為什麼我極力要揭露這些記者們的故事，透過他們視角，也是被影響最深的一群人，而不是以數字的堆砌或枯燥的日期來認真的分析。

美國華盛頓特區新聞博物館的牆上寫著：「我們向那些在別人逃跑時願意站起來的記者致敬，當別人被嚇得保持沉默時，他會繼續提問。（We pay tribute to the reporter who is willing to stand when others run, who will press on with questions when others have been cowed into silence.）」 這就是我想成為的記者，也是我在撰寫這篇文章時所遇到的那種記者。

對於我和我的受訪者來說，新聞不僅僅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的工作，也是對我們成長的社會的一項服務。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簡單地拿起，並搬到更安全的地方這麼簡單。

這篇文章不會改變香港的現況，但可以作為一個借鏡，以確保我們不會忘記過去發生的種種。香港記者樹立了一個榜樣，堅持如何創造希望。我們想為下一代樹立榜樣，並鼓勵我們的年輕記者，他們並不孤單。

我要感謝所有為原則和信念奮鬥到最後一刻的香港記者。不是希望支撐著我們的毅力，而是毅力支撐著我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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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