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來，重要的港媒消散，新聞人四處分飛，」李雪莉說：「新聞工作者不得不轉化心境，學習在混沌的空氣裡呼吸，才能活下去。」

2022亞洲新聞專業論壇的壓軸「中國/香港場」邀請到一位資深香港媒體人及兩位新生代媒體工作者主講，並由《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擔任主持人。

三位講者帶來的主題分別是：「中共的新聞管制對全球的威脅」—透過歷史脈絡來解析中共的新聞管制在其政治議程中的作用；「後《蘋果》年代的香港傳媒現況」—具體描繪當下中共的新聞管制對香港社會造成的衝擊；「無大台媒體與去中心記者網路之可能」則試圖發掘中港新聞人員在令人窒息的空氣中，通往未來的羊腸小徑。

香港《國安法》施行以來，新聞自由受到嚴重箝制。過去一年，香港的《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重要媒體相繼消散，公共領域隨之崩塌，全球關注民主自由的人士無不憂心焦急。

香港的慘況固然令人傷心，但更重要的是，要清晰認知到中共的新聞管制只是意識形態管制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奪取、鞏固政權，乃至稱霸世界。而這樣的政治議程以及意識形態控制所塑造出的群體，對全世界、甚至人類文明都構成威脅。

中共自掌權以來，透過意識形態控制，塑造出具有「紅色基因」的中國人，其特點包括：極端的民族主義、仇外、錯誤的民族復興觀、復仇心理強烈，以及嚴重的受害者心態。

共產黨的「紅色基因」從何而來？中共在創立及成長過程中，形成的觀點、思維、行為特點，慢慢成為其基因，從中共早期中央向各級機關發布的「決議」、「宣言」、「通告」等文件可以看出這些紅色基因的形成過程。例如1927年的「海豐縣臨時革命政府布告」表示，要槍決向農民收租的田主等等。

中共的宣傳工作包括「清除」和「灌輸」：清除的是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正常人的思維能力與良知；灌輸的則是共產黨的鬥爭哲學與無底線的行事手段。主講人舉中國知識分子趙盛燁主張「引爆核武和美國同歸於盡」，以及學生石可表示要「殺窮人來振興國家」的例子，指出在中國人接受宣傳洗腦的70年，許多人已不知不覺接受中共的意識形態。

「這些不是孤立的個案。」主講人指出，中共前國防部長遲浩田在《戰爭是中華世紀的產婆》文中提到：在回答「你會向婦女和戰俘開槍嗎？」這個問題時，有超過80%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

「這說明了，擁護無差別殺人的，不僅僅是思想極端的少數，而是有一定文化背景，有一定頭腦的群體。」主講人說：「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哪怕只有10%的人有這種思想，這個群體本身就對國際社會構成威脅。最近北美的兩宗槍擊案（指李進進事件、南加州教會槍擊案）說明這種極端行為已經散播到海外受中共意識形態影響的華人。」

隨著中共國力增長，中共有更豐厚的資源來進行意識形態戰，靠的就是大外宣和國際統戰。

胡錦濤在2010年2月的內部講話中，對於大外宣的成果表示「越來越多的西方權威在說我們的好話，在痛罵他們政府。而一些反華老手卻開始受到輿論圍剿。」

對於國際統戰，胡錦濤則表示「我們發展了美國人的資訊技術，坐在北京，就可以了解大洋彼岸美國的資訊，影響和引導那裡的輿論。」、「連美國白宮都有我們毛主席的相，這在以前根本不可想像。」

這些言論透露出中共的統戰已經滲透到美國很高層。中共的意識形態強勢輸出，使得國際社會產生對專制主義的美好憧憬，認同中共制度優越性，從而產生對中共暴政的姑息和綏靖，並對其進行合理化的闡述。

主講人引用一位美籍華人學者蔡欣怡（Kellee S.Tsai）的研究《加上形容詞的專制主義》（Authoritarianism with an adjective），指出從1992到2012這20年間，西方共出現了16個為專制主義披上正面形容詞的著作，例如adaptive、contentious、decentralized、deliberative等，說明許多西方學者都被中共的國際統戰攏絡。

為了廣義的「中國交往」，例如市場、資訊往來等，許多人都自覺地接受中共的條件來自我規範。新聞工作者到中國採訪必須要避開中共的紅線，許多航空公司也把「台灣」改為China Taiwan，海外的華人社區也出現更多人自覺、甘心地充當中共打手。凡此種種，都表明中共的強大已經在改寫國際社會的道德行為準則。

外媒經常批評中共治下的中國是如何不自由，但是事實上中共的手法已經被許多國家複製，例如俄羅斯修改法律箝制新聞自由，甚至將記者打死；加拿大也開始啟動《緊急狀態法》，因此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已經是全球性的問題。

第二位主講人分享的主題是「後蘋果年代的香港傳媒現況」。為什麼要從香港《蘋果日報》的消散開始談起？這必須先了解《蘋果日報》在香港報導生態的指標性意義。

首先是無可取代的覆蓋面，主講人指出，直到去年（2021年）停刊前，香港《蘋果日報》還有五十萬的訂閱數，大約是總人口的6%至7%，臉書的追蹤人數超過一百萬，每日印刷數量約十萬。以瀏覽人次來說，如果是很受關注的新聞，《蘋果日報》可以輕易到五十萬，甚至一百萬。換言之，每七個人就有一個人看香港《蘋果日報》。

由於香港的政治光譜並不多元，大致上分成民主派與建制派（親中派），因此自1995年香港《蘋果日報》創報以來，主流媒體的生態極度集中、依賴一、兩間媒體。《香港獨立媒體》雖然在2003年已經開始，但不算主流，和《立場新聞》與《眾新聞》一樣，到了2019年才開始受到矚目。

香港人有多支持《蘋果日報》？2012年，《蘋果日報》派出記者到新界、九龍，以及港島追蹤建制派用「掌心雷」違規向年長者拉票的報導，獲得很好回響。《蘋果日報》之所以能夠完成這則報導，是因為選舉一個月前，已經有很多讀者打電話進來，告訴他們要去那裡拍照、查車牌。「根據記者在《蘋果日報》工作的經驗就是：我們不出去，有很多香港人會教你怎麼做。」

還有一次，《蘋果日報》接到外國人通知，告知他們在海灘有很嚴重的污染，很多垃圾。記者騎了採訪車去現場，發現真的很嚴重，於是進行了相關報導。沒想到隔天就有許多年輕人自發地前往當地撿垃圾，反過來引發許多媒體的報導。一個原本以為只會報導一兩天的新聞，最後引發許多媒體報導了兩周。

「所以《蘋果日報》有一個很特別的集體監察圈，傳媒跟公民有很大的互動。」主講人說：「受害人爆料給你，叫《蘋果日報》跟進，其他媒體也跟進之後，公民促成輿論，提高公民意識再去報導。這是《蘋果日報》記者的經驗，在其他的報紙就沒有這麼激烈。」

沒有了香港《蘋果日報》之後，什麼東西消失了？首先是少了專題、長篇報導，這是由於失去資源和記者流失所致。以前《蘋果日報》做一個專題，可以促成公民社會的輿論，現在做專題的媒體少了，即便有，政府也什麼都不回應。因此現在香港媒體即便做了優質的長篇報導，也難以促成輿論。

最後，儘管香港《蘋果日報》消失後，有許多社區報湧現，但是報導的大多是軟性新聞，硬性新聞很少。「香港2019年有一個概念是好的，就是每個人都是記者，但是他們好像不太清楚一個記者需要的技巧是什麼，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公民記者發現新聞的能力跟專業還有一點距離。」

2021年6月，香港《蘋果日報》因為香港《國安法》而停刊，接下來，《立場新聞》於12月停刊，最後，2022年一月《眾新聞》停止營運。當重要的媒體紛紛消失，人民又不信任政府，會發生什麼狀況？

現在假新聞大量湧現，資訊流通成為很大的問題。例如，三月香港的疫情非常嚴峻，當時媒體《香港01》不只一次報導3月26將會封城的訊息，造成民眾恐慌缺糧，許多超市被搶購一空。然而在深入了解後，發現其實地區的市集還是有菜可買的，可是真實的訊息已經沒什麼人在報導。主講人說，現在香港各區域的居民彼此都不了解其他區域的現況。

在《國安法》的管制下，法庭新聞的報導變的困難重重，例如「香港民主派初選大搜捕」一案，法庭引《刑事訴訟條例》第9P條以及《裁判官條例》第87A條的報導限制，以保護公共利益為由，禁止媒體對保釋的內容進行報導，以至於公眾對此一重大案件幾乎一無所知。

在《國安法》帶來的嚴峻壓力之下，許多學者抑或移民，抑或避談社會問題；而眾籌作為募集資金的手段，在今年將立法管制的情況下已不可行，獨立媒體的資源越發匱乏；許多記者已經心力交瘁，特別是年輕的記者，會因為安全上的風險而遭受父母的壓力，只好選擇不做全職記者，或是不做政治新聞，甚至是黯然離開新聞業。

這就是香港的資訊傳播現況：知識分子噤聲、記者大量流失，在資訊隔絕中，人們互不相知。

為了更精確表達香港與中國的新聞業現況，第三位主講人首先將分享主題中的「去中心」改為「多中心」，並說明不論是「無大台」（編按：指群眾自發、無領導人或組織的行動）或「多中心」，都是為了因應當下的狀況與實際的需求。一來是因為事實上「大台」已經不存在，再者「你只要有大台，有中心，你是特別容易被幹掉的，被幹掉之後你連復活的可能性都沒有。」

「無大台」與「多中心」的另一個必要性，來自於市場的需求。主講人指出，以民主國家而言，像《蘋果日報》那樣到了2019年都還有如此強大的主流影響力，其實是很少見的。除了英語國家少數的媒體「百年老店」之外，在大多數國家，媒體的分眾化已經由來已久。「讀者的需求事實上是非常分眾的，大眾媒體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我們已經不在那個時代了。」

既然「無大台」與「多中心」已經是既存的事實，那麼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就是：作為新聞人，在中國或香港這樣特殊的生態裡面，如何守住自己的工作崗位？

主講人試圖分享一些積極的面向，但他強調，這些積極的面向也只能算是最基礎的條件，完全不是面對如此沉重的集權壓迫時，可資應對的手段。「現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要殘酷許多。」

首先，是群眾直接的一次性支持。2013年到2019年間，歐洲跟亞洲都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像荷蘭的《De Correspondent》、德國的《Krautreporter》，以及西班牙的《El Español》。在中文地區，有台灣的《眉角》，香港的《傳真社》，以及後來的《誌傳媒》跟《端傳媒》。儘管群眾募資無法作為常態性的收入，但可以從無到有地啟動一件事，對於想做新聞的機構或個人來說，已經是相當成熟的作法。（編按：香港《傳真社》6月10日於網站上發布停止運作聲明，感謝讀者，並向讀者告別。）

相較群眾募資，訂閱制則是可持續性的收入。近5年來，針對內容品牌的連續訂閱也漸趨成熟。例如《紐約時報》以及《華爾街日報》訂閱的穩定成長；在華文世界，《端傳媒》在2017年推出訂閱制，《報導者》則推行定期定額的月捐方案，可視為「沒有付費牆」的訂閱制。此外，像Medium、Patreon或Substack等平台，都讓小型的媒體品牌或內容生產者有機會獲得可持續的收入。

這5年來的另一個趨勢是：由於內容創作者都在想方設法直接和讀者建立關係，從讀者端取得支持與利潤；社群平台意識到這是個危機，於是「不得已」開始分配利潤，尤其是廣告費的利潤給創作者。例如YouTube的合作夥伴計畫、Twitter的Super Fallow制度等，LinkedIn也推出了自己的「創造者計劃」，積極扶持平台上的內容創作者。

主講人表示，自己在過去三年來嘗試鑽研與區塊鏈技術有關的Web3.0領域，儘管尚未發展為成熟的工具，但是已經累積不少進展。

在Web3.0的世界，加密貨幣的錢包同時就是銀行帳戶、電子郵件地址以及郵寄地址——一個三者合一的身分，而這能讓媒體準確的辨認出它的讀者是誰。

另一方面，這項技術對讀者來說，還可能把捐贈轉化為一種投資。「我未來可能是花錢買了一個NFT來成為《誌傳媒》的會員，還可以再把它賣出去。我既支持了你，也得到了投資。也就是說這些工具的出現其實是幫到讀者更靈活地選擇跟支持他們喜歡的新聞品牌，這是毫無疑問的。」儘管目前還沒有很多媒體開始運用這項技術，但這會是未來很重要的資產。

儘管分享了這麼多的工具以及未來可望成熟的技術，但最核心的要素還是：要有夠多的人相信新聞的價值。「就是得有這個信念，這群人必須夠多，而且信念必須夠強。」因為，所有工具的創造與成熟，都是為了因應人們的需求。「所以我們必須有這個『需要。』」

順著這個思路扣問主題：無大台媒體與多中心記者網路如何可能？最終還是得回歸到：我們要怎麼保持住一代又一代新聞人的意志？她說：「這個戰力很重要，只要這個意志足夠強，其實很多條件跟工具是比以前好太多、成熟太多了，都是可以狡兔三窟地生存下去的。」

中國香港場Q＆A問答集：（主編蔡宏杰整理）

✎ 問題一：

中共意識形態形塑了狹隘民族主義紅色基因，身處中國大陸不願服膺於中共意識形態控制的「異議份子」如何自處？有何選項？牆外的新聞媒體是否可以協助發聲？

◎ 主講人答：

牆內的異議份子正艱困地進行他們的抗爭，這點我們需要給予肯定。牆內的大媒體完全被中共控制，沒有空間，但異議份子千方百計透過各種管道將牆內消息擴散到牆外。對專制的反抗，一直都存在，牆外的人要如何幫忙，最重要的就是破壞中共築起的防火牆，不管是用資金或是技術，集結一幫人做這件事。

✎ 問題二：

三位主講者採訪經歷中，如何不受中國大外宣的單向影響？對於越來越困難的中國大陸採訪或研究，有何看法和建議？

◎ 主講人答：

避開中國大外宣是很重要的，這幾年，中共的目的旨在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年輕的香港記者看不出問題的嚴重性，這是意識形態的改變，年輕記者應該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從新聞價值到核心價值，年輕記者要把持住，最重要的必須多閱讀，不要只閱讀網路KOL。

抗拒大外宣，要避免使用中共式的語言！這是很重要的，語言反映出立場，中共的語言很多時候都包含了中共想要散佈的意識形態，經常使用中共的語言，不知不覺中，就接受了中共的意識形態。語言與文字是中共大外宣能否深植人心的關鍵，抗拒中共式的語言就是抗拒中國大外宣的關鍵。

在日常生活中，避免使用官方語言是很重要的，但這不太容易實踐，港台媒體有個習慣，引用官方語言時不使用引號，直接用在報導中，讀者不能分辨哪些是官方語言，久而久之，讀者習慣之後，就無法分辨文章中的權力邏輯。

媒體要使用任何一種來自權力的話語，若是不經思考就使用的話，對讀者會產生莫大影響，若媒體不能對當權者的語言做批判性思考，那也更無法對中共的語言批判性思考。

來自中國的訊息，哪些該信？中國有不少自媒體，會將中共的語言，以更加惡質、誇張的方式包裝，傳遞至海外，已經過好幾手傳遞，中間摻雜了更多劣質語言，無法分辨真正的官方語言，外國媒體引述這些資訊，不算大外宣，但也會造成對中國的錯誤解讀。

✎ 問題三：

網路KOL如敏迪選讀等，透過自己去找的資料、消化新聞報導整合後，發表評論，這樣的方式對新聞記者的生計影響是？如何看待這現象？

◎ 主講人答：

這是個老問題，除了KOL，大部分媒體自己報導內容也是建基在其他媒體的報導上，進行資訊整合。這沒有不對。有價值的資訊整合，要如何將產生的好處分回最初的資訊生產者？這是傳播生態的大問題，但這不代表就是KOL與傳統媒體的對立，傳統媒體的內容也非全部都是原創報導，KOL當然也會有原創內容。對讀者來說，資訊整合的好就是有價值，產生的好處要能回到最初的原創者，才是重要的。

✎ 問題四：

就台灣來說，在地協力者和中國大外宣的裡應外合也是一大挑戰，請教對台灣人有何建議呢？

◎ 主講人答：

胡錦濤的國際統戰已遍佈全球，中共的滲透工作達到外人無法想像的境界，台灣對於中共的國際統戰的防禦力度嚴重不足，當習近平提出用「北平模式」解決台灣問題時，台灣就應該意識到中國內應已滲透到台灣這個問題，但台灣警惕性極低，台灣必須建立起心防，為自身安全負責。

在香港，中國內應的滲透一直都有，中共的滲透是極厲害的，甚至在日本，滲透工作更是由日本人來執行，中國的滲透力不容小覷。

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防範中共滲透的手段要如何不傷害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這是獨裁政權給民主世界帶來的大難題。

✎ 問題五：

近20年來，對香港來說是非常慘烈，許多媒體人如張劍虹、黎智英等人遭羅織入罪下獄，這些媒體人目前對香港的影響力有多大？流亡海外的香港KOL的影響力還有嗎？

◎ 主講人答：

流亡海外的香港KOL對香港是會是否有影響力，無法得知，但傳統的香港媒體人，不論人在海外或是在香港境內，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在香港的KOL會產生多少影響力，目前無法量化說明，但KOL若是能不做洗腦工作，對於維持香港的基本核心價值是有幫助的。

✎ 問題六：

目前中國疫情的管制下，中國國內出現了「大翻譯運動」，這是否是對中國大外宣的有效對抗？是否有用呢？

◎ 主講人答：

「大翻譯運動」能夠將中共虛假的一面，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慣用的宣傳伎倆是「假裝中立」，官方說詞是一套，但官方默許民間的宣傳手段是很噁心的，大翻譯運動能將這些輕蔑的言論廣傳，讓全球知道中共的真面目。

「大翻譯運動」若是能讓資訊流動，就是有用的手段，當資訊被人為分成兩段平行世界，且兩者漸行漸遠，任何能讓中國與世界這兩個平行世界資訊流動都是好的。

「大翻譯運動」是否會給海外華人帶來實際壓力？當外國人看到翻譯後的資訊，而感到氣憤，是否引發仇華情緒，但這是共業，無可避免，任何能促進資訊流動都是值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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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