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複利與代價：在長期議題中看見結構和記者的心魔

2026 年 07 月 1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陳洧農採訪報導

在伙影社舉辦的新聞攝影全視角週末論壇中，一場名為「長期議題的執行與意義」的座談邀請到黃子明、高仲明以及梁德珊共同主講。他們透過各自的專題，分享了長期蹲點的實踐方法、與被攝者的關係建立，以及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中，記者如何拿捏自身的倫理分際。

▎並非正規媒體編制下的產物

黃子明關注的議題多元，包括原住民權益、慰安婦、以及後來的失聯移工。他表示，雖然自己早年就從事新聞工作，但這些長期追蹤的議題基本上都不是從工作中產生的，而是利用工作之餘執行的拍攝計畫。

黃子明從解嚴前就進入媒體工作，報禁解除後，工作相當繁忙，一天往往工作超過12小時，追趕早報、晚報的截稿時限就已耗去所有時間精力。當時就算是業界的前輩們，也鮮少有人在追蹤長期議題，但黃子明從國外的攝影工作者得到啟發，開始長期專題的經營。

將大多數時間投注在職涯上的他坦承，自己有點內疚，對議題的投入使他連年假都在進行拍攝，鮮少有時間能分配給家庭。直到後來有了孩子，他才撥了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在報社工作之餘，黃子明還自己耕耘有興趣的議題，對於報導工作十分投入。（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透過時間的積累呈現社會變遷

黃子明對原住民社運的關注從「東埔挖墳事件」開始，延續到後來的「正名運動」、「反核電運動」，以及近來的「傳統領域」議題。他指出，正因為這些問題都不是短時間內可以獲得解決，所以必須透過長期追蹤來記錄其軌跡與變化。

他指出，這些社會運動經過30年的紮根、沉澱，喚醒了原住民的族群主體意識。長達30年的持續關注，使黃子明能將同一人物的今昔影像並置陳列，清晰呈現出人與社會的演變。「這個跟我們通常在跑新聞，那個很短暫的題材所能夠去建構跟呈現的內容，架構是絕對不一樣的。」

為了拍攝原住民議題，黃子明曾隨著原住民回舊部落，在山上遭遇寒流，好幾度將近失溫；一次溯溪過程中，更遭急流沖走，所幸被一位原民朋友抓住背包才保住一命。回想起這段驚險回憶，他笑說：「所以我下山以後擺了一桌請客啦。」

黃子明為了拍攝原住民議題，可謂冒險犯難。（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新聞工作淬煉出時事觸角

兩年多以來，黃子明專注在「失聯移工」的議題拍攝上。對於這個雖然違法，但卻實質提供了台灣重要勞動力來源的群體，黃子明花費許多時間，一步一步建立信任關係，才得以進入其生活圈拍攝記錄。「我就跟著他們一起生活，一起住工寮，跟他們一起在田野各地，這樣在進行的。」

其實，早在1991年，黃子明就已經開始移工議題的經營。談起看見這個議題的契機，他表示，自己的新聞工作背景為其時事觸角提供了不少養分。

黃子明在1985年便投入新聞工作，正值台灣服務業起飛的時刻。彼時服務業吸納了許多其他產業的勞力，引發缺工的現象。1990年我國通過開放外籍移工來台的政策。「我看到台灣從一個勞力輸出變成勞力輸入的國家。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長期做的東西（議題），因為我從事媒體工作呢，也給我很多養分，我們能夠很注意到社會的脈動跟變化。」

▎從「旁觀」到「介入」

黃子明追蹤拍攝「台籍慰安婦」已長達23年。這是個拍攝難度甚高的題材：儘管婦女救援基金會曾為慰安婦建檔，但由於當事人往往不願曝光，因此尋找受訪者非常困難。「我比較喜歡找一些稍微有挑戰性的題目。越容易取得的東西，可能一般人也不會珍惜它。」

為了取得採訪對象的信任，黃子明跟隨慰安婦支援團體參加2000年東京大審（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才成功建立聯繫。在這個議題的耕耘中，黃子明並未只是被動地等待與拍攝，而是主動地協助慰安婦群體走過「療癒」的過程。「我們當年有一個計畫，就是訪問他們『妳最想實現的願望是什麼？』結果很多人都寫希望能夠拍一張婚紗照。」

在「台籍慰安婦」的拍攝中，黃子明為了建立與被攝者的信任基礎，下了十足的功夫。（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為了讓慰安婦們「圓夢」，黃子明親自向經營婚紗攝影的好友募集了一批婚紗，並擔任「婚紗攝影師」。看著慰安婦們身著婚紗、面露笑容的投影片，黃子明眼神閃過一抹釋然：「那一天她們都拍得很高興。」

▎長期陪伴造就出的攝影力量

高仲明曾任香港《壹週刊》攝影記者，入行已26年，主要進行專題的報導和拍攝。他說，週刊報導只有幾天的時間能進行拍攝與資料收集，最多也不過就兩個禮拜，「其實對我來說，我都覺得不夠，或者是看到都是很表面的事情。」

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時期，高仲明在旺角的巷弄裡遇見了街友雄叔。慢慢地，這位曾是黑道的街友引起他的興趣，於是他詢問雄叔：能否以他作為拍攝對象？雄叔不假思索地答應，成為了高仲明「Long-term Project」的開端。

回想起拍攝雄叔的過程，高仲明說：「那一年多我真的是很投入他的人生。」（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當時雄叔已罹患末期癌症，高仲明花了約一年的時間陪伴他，兩人的關係從攝影師與被攝者，逐漸轉化為互相傾吐心事的朋友。高仲明陪雄叔看醫生、打黑市止痛針，在雄叔生命的最後階段，他甚至將兩個兒子的名字交給高仲明，請他幫忙尋親。

雄叔過世於巷弄的帳篷內，高仲明強忍悲痛報警處理，並最終透過網路與週刊的管道，聯繫上了就住在巷子外大樓、卻已失聯二十多年的家屬。起初，家屬對這位缺席的父親充滿怨懟。然而，當雄叔的兒子看到高仲明記錄下父親最後一年時光的照片，態度產生了轉變。「他覺得居然有一個正常人在他最後一段時間可以跟他做朋友。」家屬最終願意出面為雄叔辦理後事。「所以我很相信攝影是有一種力量的。」高仲明說道。

▎望向社會別開目光之處

這種高度的投入有其代價。雄叔過世後，高仲明罹患了情緒疾病。他說，當時自己感覺必須要幫助街友這個群體，因此不斷記錄不同的街友。「我完全投入他們的生活狀態，有一段時間可能連我自己都以為我自己是（街友）。」他一度親自露宿街頭，並感到自己和街友一樣，在世上無親無故。

直到透過醫療與家人的支持，他才逐漸找回平衡。他說，雖然自己已經不會再有那樣「瘋狂」的想法，但依然覺得自己有種責任：「我要繼續拍下去。」

高仲明從街友身上看見許多值得尊敬的特質。（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高仲明將鏡頭轉向了大阪西成區的釜崎。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勞動者聚集地，充滿了廉價旅館與幫派色彩，曾發生過三十多場暴動。他說，釜崎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個羞恥的「傷疤」，因此不論在Google Map或日本發行的地圖上都找不到。

然而，儘管釜崎是日本政府視為羞恥的聚落，其居民卻有著心照不宣的尊嚴。高仲明的鏡頭捕捉到，在夏日的相撲祭典中，原本因貧困與挫敗而日常打架的街友、黑道與小店老闆，在面對外國遊客的挑戰時，展現出高度的團結心。「這個區所有人看起來都很悲哀、很慘，但是就是在這個祭典裡面，他們就會很開心。」

▎意外發現不為人知的歷史

擁有十二年新聞資歷的梁德珊原本是電視台的文字記者，在疫情後開始嘗試「一條龍」的獨立採訪、拍攝與剪輯，以突破文字記者難以進行長期觀察的限制。她表示，自己和伙影社合作的專題〈太陽之下他們沒有回去〉，起源於一次在濟州島的採訪，偶然得知有濟州島人在二戰前來到台灣，再也沒有回去。

順著這條線索，梁德珊在高雄左營的韓國教會中，找到了三歲便跟隨父母從濟州島來到基隆的老婦人金佐子。透過金佐子的故事，梁德珊挖掘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日治時期，朝鮮半島同屬日本殖民地。許多朝鮮人被徵召或為了更好的生活，移居日本或來到台灣從事漁撈與採礦。二戰結束後，多數韓國人選擇返鄉，但金佐子一家因錯過船班，加上隨後爆發了慘烈的濟州島「43事件」，回家之路就此斷絕。

梁德珊驚訝地發現在高雄有個「沒人會說中文」的韓語社區。（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在追尋過程中，梁德珊發現了有趣的歷史支線。她說，在冷戰時期的反共氛圍下，台灣與南韓站在同一陣線。透過在台韓僑建立的教會網絡，南韓牧師進入了台灣屏東的山區部落，韓國教會甚至出資贊助了魯凱族聖經的翻譯，並將韓國的化妝品樣品與韓醫針灸帶入了台灣深山。

▎台日韓僑的命運殊途

梁德珊表示，相對於在台韓僑因反共立場而與台灣社會產生連結，在日本的韓僑處境截然不同。她說，在日韓僑有支持北朝鮮和南韓兩派立場，而且支持北朝鮮的是多數。這是由於在韓國分裂前，國族認同僅有「朝鮮」一個選項；加上戰後冷戰情勢與 1948 年屠殺島上十分之一人口的『四三事件』，皆使許多在日韓僑選擇支持北朝鮮，甚至引發了將子女送回北韓的「歸國運動」。

時至今日，第三代韓僑的命運也顯現巨大差異。在台灣，老一輩韓僑如金佐子雖仍持有韓國籍，但多數第三代已順利歸化中華民國籍，融入台灣社會，生活相對穩定；反觀在日本的第三代韓僑，為了求職與生存，往往被迫隱藏自己的韓國身分與姓名，在社會中「隱形」，受到揮之不去的歧視。透過跨區域的對比，梁德珊展示了歷史的偶然如何深刻地改變了數代人的命運。

▎基本功、熱情與心魔

講座尾聲，三位講者分別針對長期計畫的執行提供建議。黃子明強調研究的重要性。為了拍攝移工議題，他曾研讀過相關法規，也曾透過原住民友人了解高山農業的產銷體系。他說，在拍攝過程中，會觸及人、法律、以及產業體系等問題，非常複雜，若沒有這些背景知識，就無法理解自身的角色分際，知道何時可以介入，何時應該止步。例如，他曾為深夜受困、不敢下山的移工開車去修車，或者為重感冒的黑戶寶寶送醫。但當移工因怕被逮捕而請求協助逃亡時，他很清楚那是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

高仲明則指出，在長期議題的經營中，熟知自己的興趣與熱情在何處非常重要。如果為了得獎而跟風熱門主題，很可能根本就「拍不出來」。此外他也提到，必須和被拍攝的對象建立穩固的關係與信任基礎，否則照片只會流於表面。

對長期採訪抱有心理障礙的梁德珊，為了爬梳真實歷史仍毅然走上這條道路。（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梁德珊坦言，其實自己並不愛拍攝長期議題，因為她對於記者和受訪者之間不對等的關係一直抱有心理障礙。「好像每次來見這個人，你都是有所求的。」然而，她知道為期僅僅一個月的專題不足以支撐她對「事情的全貌」的求知欲，因此長期拍攝是一條勢必要走的路。而如何在田野的給予和獲取當中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則是她仍在摸索的練習。

從三位記者分享的內容可以看出，長期報導考驗的不僅是記者的耐力與技巧，更是他們如何理解社會結構、如何與他人建立信任，以及如何在複雜的情境中堅守報導者的分寸與倫理。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長期報導不再只是關於「他人」的故事，也是記者在「專業」與「人性」之間拉扯的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