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不是終點：古巴流亡記者的新聞戰線
特約記者廖彥甄編譯報導
本文翻譯自英國牛津路透新聞學研究所原文：〈Exposing the regime from afar: How Cuban journalists report on the island from exile〉，由葛蕾特．卡恩（Gretel Kahn）撰文，葛蕾特為牛津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編輯團隊的數位記者。
年復一年，古巴始終是拉丁美洲新聞自由度最差的國家之一，也名列全球新聞自由度最低的國家之列。該國憲法明文規定，所有新聞媒體皆屬國家財產，使得任何非官方媒體在法律上都被視為非法。
新冠疫情爆發後，局勢進一步惡化。2021年一系列全國性抗議活動之後，政府大幅強化對線上內容的管控，終結了自2019年行動網路全面普及以來，獨立媒體短暫出現的「春天」。數百名記者被迫逃離古巴，留下來的人則持續承受政府的騷擾、拘禁與暴力威脅，許多人因此無法再從事新聞工作。
如今，維繫獨立報導的重擔，落在了島外的流亡記者身上。透過與四名流亡記者的訪談，可以看見一場在地理上被迫離散、卻在編輯立場上依然堅定的新聞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高度鎮壓之下，仍有記者持續嘗試進行獨立報導。
遭跟監、綁架、非法審訊 古巴成記者「政治監獄」
近年來，古巴出現前所未見的大規模人口外流。最新一波移民潮始於2021年底，並在2022至2023年間達到高峰。對許多研究者而言，甚至對古巴政府本身來說，這都是古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人口外流。
根據古巴媒體《El Toque》統計，2022年至2024年間，至少有150名古巴記者因國家安全人員的騷擾而被迫流亡。由哥斯大黎加大學協調的一項研究指出，2018年至2024年間，有98名古巴記者被迫離開國家。然而，由於通報不足與更早期的外流潮，實際流亡人數可能遠高於現有統計。
被迫離境的記者之一，是《El Estornudo》雜誌創辦人埃諾亞（Abraham Jiménez Enoa）。他同時也為《國家報》與《華盛頓郵報》等國際媒體撰稿，長期關注並揭露古巴社會中被掩蓋的現實，因而成為政府打壓的對象。
埃諾亞表示：「你的私人通訊被監控、被跟蹤、被多次短暫綁架、遭到非法審訊，你的家人與朋友也會受到騷擾，」他補充，有些記者還被列入一份永遠無法擺脫的黑名單，「這座島，本身就是一座政治監獄。」
自2021年大規模抗議之後，政府改變了策略，開始鬆動對黑名單人士的出境限制，其中包括記者、社運人士與民間社會成員。許多人把握這個機會離境，並選擇不再返回。埃諾亞的離開，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當局告訴他，只有離開古巴，他才能取得護照，否則就會被限制行動、形同軟禁。
「大約九成『網路世代』的記者，如今都已流亡。」埃諾亞說，有些記者離開了新聞業，有些人仍在堅持。部分獨立媒體已經消失，還存在的也多半在海外運作。然而，島內的鎮壓仍在繼續，只是程度不同，「不是因為政府變得仁慈，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人可以打壓」埃諾亞表示。
古巴記者、《El Estornudo》雜誌創辦人埃諾亞（Abraham Jiménez Enoa）
「他們告訴我，我的女兒們可能會進監獄」 古巴記者被迫逃亡
另一位流亡記者艾斯科巴（Luz Escobar）曾為多家獨立媒體工作。在國內從業期間，她經歷過監控、騷擾、斷網與任意逮捕。然而，真正促使她離開古巴的，是政府將威脅延伸至她的孩子。
「他們開始從同學、同學的母親那裡打聽我，」她說，「接著，他們用我的女兒來威脅我，告訴我她們可能會被關進監獄，或是我隨時可能被以任何理由傳喚到內政部。」
2022年，艾斯科巴與家人前往西班牙，至今仍無法返回古巴。流亡也讓她的新聞生涯遭受重創，因為她已無法從事過去那種扎根島內的報導工作。她曾短暫為流亡古巴媒體工作，但在美國政府凍結相關資金後，該職位也被裁撤。
如今，她同時投入多項專案，包括協助古巴媒體經營社群平台、製作播客，以及建立女性記者網絡，試圖改善自由接案記者的勞動條件。「嚴格來說，我現在並沒有在做新聞，」艾斯科巴說，「只有在古巴發生重大事件時，德國或美國的媒體才會找我合作。」
國內報導網絡瓦解 「公民記者」成突破口
近年來的一波大規模移民，也深刻影響了在海外運作的古巴媒體。《El Toque》 與《Cubanet》 皆是在流亡狀態下運營的古巴新聞平台，兩者皆在美國設有編輯中心，但仍嘗試與島內記者保持合作，以維持在地報導。然而，長達十多年的鎮壓，已迫使許多記者完全退出新聞工作。
《El Toque》 總編輯涅韋斯（José Nieves）指出，他們在古巴島內原有的合作團隊已全數流失，使《El Toque》 在當地幾乎不再有公開可見的記者網絡。涅韋斯表示，古巴政府長期對《El Toque》 展開刑事調查，使任何與該媒體合作的人，都可能面臨迫害風險。
「2022 年與 2024 年，我們成為兩波鎮壓行動的直接目標，」涅韋斯說，「包括逮捕、審訊、公開點名、禁止居住在國內，以及古巴政權慣用的各種打壓手段。」這些政府鎮壓行動，讓他們失去了報導團隊。
隨著島內報導網絡被逐步瓦解，《El Toque》 開始更積極呼籲讀者成為「公民記者」。團隊設置的 WhatsApp 聯絡按鈕，大幅提升線索回報的數量，並成為重要的資訊來源與報導工具。儘管《El Toque》 目前尚未在古巴遭到全面封鎖，但團隊始終假設這種狀態可能隨時改變，並為此提前部署。他們透過強化多平台、多媒體的內容發布策略，以因應潛在的封鎖風險。
另一方面，埃諾亞描述了他在古巴從事獨立新聞時所面臨的重重困境，包括工作設備，如手機與筆電，遭到沒收、持續的審查，以及隨時可能被逮捕的威脅。
即便只是進行最基本的資料蒐集都極為困難。埃諾亞表示，他的「辦公室」往往只是一座公園，必須坐在訊號天線附近，才能連上僅存的公共 Wi-Fi。這樣的連線既昂貴又不穩定，在後勤上也極為複雜。工作初期，一小時的網路費用相當於當地一整天的工資。
這種騷擾不僅針對記者本人，也延伸至其消息來源。埃諾亞回憶，他曾撰寫一篇關於兩名街頭小販的長篇報導，結果這些年輕人的營業執照被吊銷，並遭到審訊，實際上因該篇報導而失去生計。即便他事前已提醒可能的後果，消息來源仍選擇站出來分享自身經歷。
產業資金危機、美國公共補助凍結 獨立媒體財務狀況雪上加霜
據《Cubanet》編輯皮利亞（Roberto Hechavarría Pilia）表示，《Cubanet》目前仍在古巴島內維持一個約 30 名記者組成的報導網絡。不過，為了確保安全，這些記者必須遵循極為嚴格的作業規範，包括使用假名以及加密的通訊管道。
然而，對皮利亞而言，最大的挑戰並非人力，而是如何確保足夠的資金，讓《Cubanet》得以持續運作。該媒體在今年年初受到美國公共補助凍結的影響，導致營運一度陷入長達數月的困境。
《Cubanet》自 1994 年成立以來，長期仰賴私人捐助者與海外公共贈款維持財務運作。然而，在全球新聞產業普遍面臨資金危機的背景下，皮利亞表示，團隊也持續評估其他可能的收入來源，例如廣告或企業贊助，但實際執行上困難重重。
在目前的媒體環境下，人權和社會議題相關的內容相對的難以獲取收入，「市場最容易被追捧的是娛樂內容，但那並不屬於《Cubanet》的使命」皮利亞說。
流亡西班牙的獨立記者艾斯科巴也提到，她在流亡初期於《Diario de Cuba》（《古巴日報》）從事媒體相關工作。然而，在美國凍結相關資金後，她的職位與其他許多同事一同被裁撤。
《El Toque》 同樣受到美國聯邦資金削減的衝擊，雖然補助並非直接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但由於資金未能恢復，該媒體被迫進行大幅裁員，團隊規模從 35 人以上縮減至 18 人。
從流亡之地發聲 古巴獨立新聞的民主抵抗
儘管面臨財務、後勤與安全上的多重困境，所有受訪記者仍一致認為，即便身處流亡之中，新聞工作依然是民主抵抗不可或缺的一環。
2021 年席捲古巴的抗議浪潮，部分正是來自流亡媒體與島內記者長期、持續報導的累積成果。
皮利亞認為，抗議之所以得以發生，關鍵在於公眾對現實的理解正在加深，並逐漸看穿政府的宣傳敘事，「人民能夠辨識古巴政府宣傳中的謊言，並將之與實際生活中的經驗進行對照」皮利亞說。
對涅韋斯而言，獨立新聞的角色，在於放大那些試圖揭露古巴現實的公民聲音。儘管 El Toque 是一個在海外運作的流亡媒體，其讀者中仍有約七成直接來自古巴島內。
「就像公民報導一樣，人們想揭露自己在古巴所面臨的嚴峻處境，總會設法把訊息傳出來，」Nieves 說，「記者的責任，就是運用手中的資源與工具，協助他們，並放大他們的聲音。」
至於是否有朝一日能夠返回古巴，受訪記者的回答幾乎一致：在當前情勢下，這不僅不切實際，也充滿風險，甚至可能不受當局歡迎。
已長期流亡的艾斯科巴表示，自己已沒有力氣再回到島內重新開始。儘管她也承認，親自回到古巴生活的可能性極低，但她與其他流亡記者一樣，仍然選擇持續投入從海外進行的新聞與民主實踐。
「我不認為自己會選擇與古巴斷絕關係，或是就此忘記古巴，」她說，「我會繼續為古巴的民主與新聞業的未來努力，只是，從流亡之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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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