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復辟記者流亡人數倍增　新聞自由倒退走

2024 年 05 月 16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品潔｜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全球有高達七成的人口活在獨裁陰影之下 [1]，對於許多國家的記者而言，因新聞報導使人身自由受威脅的案例並不罕見。越來越多的媒體從業人員被迫逃離熟悉的地方，流亡海外以避免遭受迫害。

根據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RISJ）整理，流亡記者面臨主要問題為：

逃去哪裡？怎麼離開？
新國家語言的適應
心理問題與潛在危機
新的人際網路建立

塔利班掌權被迫離鄉　從電台工作到歐洲難民營

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採訪了四位流亡記者。來自阿富汗的記者伊斯馬特（Shukrullah Esmat）原本在基利得電台（Radio Killid）擔任製作與腳本撰寫人，在2021年8月攜家帶眷遠走他鄉，到德國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2021年8月，塔利班政權（Taliban‎）於美軍撤離阿富汗期間拿下首都喀布爾與重要城市坎達哈、赫拉特和馬扎里沙里夫，重新掌握該國統治，恢復獨裁政權。新聞自由被箝制，婦女與兒童權利嚴重倒退。

塔利班政府上台以後，阿富汗記者擔憂遭到報復而不得不離開阿富汗，尋求安全的棲身之地。伊斯馬特當時在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RSF）組織的協助之下，先是落腳在巴基斯坦，直到德國頒發人道主義簽證。

終於抵達歐洲後，伊斯馬特與家人住在德國的難民營，並收到政府的每月生活津貼。如今他們居住在租來的公寓，而過去熱忱的新聞工作只能擱置一旁。

文章指出，流亡記者到新的國家時，焦灼不安、驚嚇、沮喪的心情縈繞不散，可能認為這只是短暫逗留，發現難以接受新的現實與身分，或者因緊急狀況被迫回國。

堅持理想或遠走他鄉　限縮自由的記者困境

伊斯馬特的遭遇是生活在威權國家記者面臨的困境。如果待在母國繼續造訪，可能面臨壓迫、甚至失去性命的威脅；離開後，在新的國家維持原本的新聞工作並不容易。

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2023年有62個國家、至少460位記者流亡海外並申請援助，該數字超過2022年223件申請的兩倍。 [2]

路透新聞學研究所分析，狀況加劇的原因包含：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威權主義捲土重來，及犯罪集團勢力不斷增強。

歐洲流亡新聞基金會（European Fund for Journalism in Exile，JX Fund）總監懷特哈格（Penelope Winterhager）就指出：「全世界有70%以上的人口，活在獨裁政權的統治之下。掌權者往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壓新聞自由。」

流亡海外日夜輾轉反側

面臨司法迫害的瓜地馬拉記者馮特（Juan Luis Font），在2022年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每個人都勸我要趕快走」，他其後輾轉在法國和美國待上一段時間，目前主持一檔脫口秀節目《Con Criterio》，每天播出廣播節目，每週日則有線上直播。

擁有33年豐富媒體經驗、《El Periódico》報紙創始成員之一的馮特，被瓜地馬拉前通訊、基礎設施和住房部長阿帕里西奧（Alejandro Jorge Sinibaldi Aparicio）以「非法結社」之名起訴。 [3]

尼加拉瓜記者、流亡媒體網路（Network of Exiled Media Outlets，NEMO）協調人門布雷尼奧（Cinthia Membreño）指出，因故被迫流亡與一般移民的感受非常不同，「流亡海外是一段很痛苦的經歷，與之和平共處需要一段時間消化」。

歐洲流亡新聞基金會的懷特哈格表示，流亡記者與其家人可能會受到來自當局情報機構的數位騷擾（包含惡意言論、線上威脅）。

以馮特為例，當時他的母親確診癌症、病況嚴峻，因此他悄然回國，三個月來躲避為了當局的追捕，用VPN繼續做廣播節目，假裝自己仍在美國，晚上則與手足輪流照料母親。

儘管一點都不想離開，擔憂的家人不斷催促馮特儘快離去，因此他再次告別母親與家人，先是乘車到邊境，再從薩爾瓦多以遊客名義進入美國。

不一定每位流亡海外的記者都能取得庇護簽證，馮特的身分可能無法取得協助，在觀光簽證過期之後，還得憂心下一步該前往何方。

「我曾多次在半夜3點驚醒，問自己：『該如何支付下個月的生活費？當旅遊簽證到期時，我要去哪裡？』」

歐洲流亡新聞基金會和柯爾伯基金會（Körber Stiftung）指出，記者在沒有明顯獨裁徵兆的國家中選擇流亡更加兩難，而這些國家的民主和新聞自由卻被打壓。情況沒有糟糕到難以復加，又時常收到騷擾與威脅，不上不下的處境讓新聞工作窒礙難行。

海外生活如履薄冰　老記者適應不易

俄羅斯在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以後，戰況延續至今。烏克蘭記者瓦洛娃（Yulia Valova）指出：「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意識到俄羅斯的攻勢越來越猛烈，愈來愈接近首都。」

她決定搬去德國，然而，語言是流亡記者最大障礙之一，記者難以就以往的專業應徵上新的工作。儘管能流利使用英語，不會說德語的瓦洛娃廣投履歷給數十家媒體，只收到《每日鏡報》（Tagesspiegel）的回信。

起初《每日鏡報》的工作讓她在德國的生活更為踏實，不幸的是在合約到期之後，《每日鏡報》並未續約，瓦洛娃轉為不定期供稿的作者，收入大幅減少。

同樣在德國的阿富汗記者伊斯馬特感嘆道：「不幸的是，流亡在外意味著被淡忘了。」不只如此，焦慮的他擔憂親友受到任何連累，「我怕塔利班有一天會闖入家裡，將人帶走。」

阿富汗記者支持組織（Afghanistan Journalists Support Organization，AJSO）創辦人哈米德．奧拜迪（Hamid Obaidi）指出，逃到海外的記者發現新的國家英語不盛行，在半年後他們必須直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被迫在超市找新的工作，不能再回到新聞業了，生存成為首要目標。

對於年輕的阿富汗記者而言，他們許多放棄從事新聞業，在歐洲有新的機會，轉往其他領域發展。超過20年經驗的老記者影響甚大，年紀讓他們更難以在新的國家重新適應職業與關係。

流亡記者支持系統　分享經歷與關鍵議題

到海外即使無法使用當地語言，仍可以與讀者聯繫。歐洲流亡新聞基金會懷特哈格指出，流亡記者必須繼續致力於重要議題，一旦我們失去這些聲音，將無法獲得可靠消息，我們在俄羅斯、阿富汗和白俄羅斯可以見到這點。

逃到海外的記者往往過著隔絕的生活，與其他同樣處境的記者關係薄弱。流亡媒體網路協調員門布雷尼奧指出，他們因此感到更加艱難與孤獨。

為了支持流亡記者，阿富汗記者支持組織、流亡媒體網路、歐洲流亡新聞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因應而生，協助記者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歐洲流亡新聞基金會已協助至少55間媒體、1600多名記者恢復工作。

流亡媒體網路則建立網路平台 [4]，使在各地的流亡記者分享經歷與所知的一切，成員包含俄羅斯的《梅杜莎報》（Medusa）、緬甸的《緬甸民主之聲》（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伊朗的《Zamaneh Media》、尼加拉瓜的《El Confidencial》以及亞塞拜然的《Meydan 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