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之光照不到的黑暗　伊朗記者對抗極權政府的百年壕溝戰

2023 年 10 月 26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曦｜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伊朗在2022年9月，因22歲女子瑪莎阿米妮（Mahsa Amini）之死，引爆全國大規模抗爭之後迄今，該國記者仍飽受牢獄威脅之苦，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的統計數據，至2022年底共有47名伊朗記者被囚禁——有34名伊朗專業新聞人，是在瑪莎阿米妮之死的抗議活動後被拘捕，其中又包括15名女記者。

無國界記者組織在2022年12月14日發布的年度報告中，特別強調了哈梅迪（Nilufar Hamedi）和穆罕默迪（Elahe Mohammadi）兩位伊朗女記者的案例，她們皆報導了瑪莎阿米妮遭到道德警察逮捕拘留後死亡之事，使此事獲得伊朗國內民眾的高度關注，而哈梅迪和穆哈瑪迪也因報導而遭當局盯上遭捕，面臨死刑威脅。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女性記者遭遇的危險，「表明伊朗當局希望系統地讓婦女保持沉默」。

不過，綜觀近代伊朗新聞媒體發展歷史，其實對於記者的壓迫早已存在、從未消失，報導西亞北非等中東穆斯林地區的媒體《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指出，近200年來，伊朗記者一直在一個將他們視之為敵人的國家裡，為生存而奮鬥。

伊朗政府對記者的壓迫歷史

《中東之眼》援引多名伊朗記者自述，形容在伊朗從事新聞工作，就像是「走在雷區」，或是「隨身攜帶不定時炸彈」，或乾脆是一場與政府之間的壕溝戰——自1837年5月1日，伊朗第一份報紙出版以來，伊朗新聞業已走過186年的歷史，期間有數百名記者遭遇當局的迫害和監禁。

在西元1789至1925年的卡扎爾王朝（Qajar dynasty），以及西元1925至1979年的巴勒維王朝（Pahlavi dynasty），均有記者慘遭殺害，其中包括米爾扎．賈漢吉爾．汗（Mirza Jahangir Khan）、謝赫．艾哈邁德．魯希（Sheikh Ahmad Rouhi）、穆罕默德．法羅基．亞茲迪（Mohammad Farokhi Yazdi）和科斯羅．戈萊索爾基（Khosrow Golesorkhi）等傑出新聞人。

然而及至1979年發生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勒維王朝、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建立以什葉派為核心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後，伊朗記者遭受的迫害加重到了新的境界。

單就無國界記者組織2019年取得伊朗司法部門外洩的數位文件當中資料，在1979年至2009年的30年間，至少有860名記者被逮捕、起訴、囚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被處決。

而伊朗記者卻仍在壓迫中展現韌性，伊朗政府動輒下獄、處刑的高壓統治，並不能迫使新聞媒體遵守當局意志、保持沈默，而伊朗記者對於新聞真相的追求與堅持，在2022年瑪莎阿米妮之死導致伊朗爆發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抗爭時，展現無遺——伊朗記者早已準備好為報導事實挺身而出，而如今伊朗政府正在讓伊朗記者為此付出代價。

2023年9月下旬，伊朗文化部長埃斯梅里（Mohammad Mehdi Esmaeili）提議要強制規定記者必須取得工作許可證，而當局擁有吊銷許可證的權力，此舉等同由伊朗政府管制每一名記者的工作權利。但這項提議，只是伊朗政府壓制伊朗新聞自由的長期（且殘酷）行動中，最新的一步。

伊朗記者的長期抗戰

曾經有過伊朗政府的高級官員看見伊朗記者的困境，並嘗試為之發聲。那是在1999年2月，伊朗文化部副部長布爾加尼（Ahmad Bourghani）向時任文化部長莫哈吉拉尼（Ataollah Mohajerani）遞交辭呈，布爾加尼辭職的原因主要是為抗議極端保守的伊朗司法機構一再利用職權，關閉改革派的報刊，以及伊朗國會決定頒布更嚴格的媒體法案。

布爾加尼是新聞人出身，僅在文化部副部長的位子上坐了16個月，期間他監督了數百份新聞許可證的發放，在伊朗新聞業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他也曾經在伊朗保守派試圖利用法律戰來削弱改革派媒體時，在法院內挺身捍衛新聞自由，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首次萌芽的伊朗獨立媒體，即是在他任內出現。

在布爾加尼的辭職演說中，他將做新聞與游擊戰相提並論，並引述1979年革命之前，反對君主獨裁政體的左翼武裝運動者所面臨的命運——游擊戰士往往會被告知，6個月後他們的命運要嘛是被殺、要嘛是被捕，而被捕通常代表將被折磨至死。布爾加尼的比喻，後來在伊朗記者之中廣為流傳，「大約6個月」也成為標誌性的名言。

即使布爾加尼的言論被莫哈吉拉尼矢口否認、表示文化和新聞領域絕非游擊戰，但布爾加尼這番震撼說法至今仍被記述。例如，一名出於安全考量，要求匿名的伊朗資深記者在2023年接受《中東之眼》訪問時，仍憶述布爾加尼的演講，但認為這個由政治菁英所說出的比喻，實際上並沒有完全描述出伊朗記者的困境，伊朗記者面臨的威脅遠遠要更糟糕。

該名受訪記者曾在1997年至2005年間，任職過多家伊朗改革派媒體，他指出，「在游擊戰中，戰士是有機會進行攻擊和反擊的，但在伊朗從事新聞工作，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壕溝戰，是一種消耗戰」，「你不會立即死亡，但飽嘗死亡之苦」（There is no immediate death in it, but you suffer to death）。

布爾加尼在成為文化部副部長之前，曾在兩伊戰爭期間督導過戰爭新聞辦公室（War Press Office）、也曾在伊朗國家通訊社《伊斯蘭通訊社》（IRNA）先後擔任過首席新聞編輯以及駐聯合國記者，在獨立記者眼中，認為布爾加尼的新聞人經歷一路都在國家體制的保護之下，該名受訪的資深記者因而表示，「如果他抱怨自己的處境，可以先想像其他記者經歷了什麼」，並表示「布爾加尼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核心圈的成員，他怎麼可能知道獨立記者有多痛苦？」

在布爾加尼辭去文化部副部長職務後，他也依然留在伊朗政府的權力核心圈內，其後成為伊朗國會議員。

該受訪記者在從業將近20年的時光中，目睹政治領袖來來去去，政府權力在不同的派別之間易手，不變的是當局對新聞媒體日益敵視，記者想方設法生存下去，他指出，「這些年來，我看到許多記者同行被捕入獄，許多人由於無休止的禁令和逮捕而放棄新聞工作，或者離開了這個國家，開始流亡生活」。

對於伊朗的新聞從業者來說，「在這些壓力下工作和生活並不容易，當發生政治或經濟動盪時，政府的紅線就會在一夜之間改變，所以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聽到安全部隊半夜來敲門。」

如同「隨身攜帶不定時炸彈」的新聞工作

另有一名資深記者具名受訪，他是現年45歲的邁赫迪．阿夫魯茲馬內什（Mehdi Afrouzmanesh），阿夫魯茲馬內什入行超過20年，曾報導過1999年的學生起義、2009年的綠色革命，以及2019年的反政府抗爭活動，可謂身經百戰，但他指出，2022年9月隨瑪莎阿米妮之死而起的抗議示威，以及其後政府對示威者的暴力鎮壓，讓嘗試將這一切報導給世人知曉的記者，處境更加維艱。

阿夫魯茲馬內什曾在2023年2月於改革派媒體《Hammihan daily》上發表社論，當時他便寫下，「現在，當記者比走在雷區更糟糕，因為在雷區還可以設法發現和拆除地雷，但是如今在記者身上發生的事情，就像在他們的口袋裡放了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炸。」

阿夫魯茲馬內什的說法，並不僅是語句上的形容，而是伊朗記者每日所面對，實實在在的威脅——例如保護記者委員（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指出，2022年9月全國性抗爭爆發之後，一名體育記者埃桑．皮爾博納什（Ehsan Pirbornash）10月於家中，當著家人的面遭到安全部隊逮捕，皮爾博納什的家人完全沒有被告知他被指控的罪名、他被關押於何處、更對他被關押期間的健康狀況一無所悉。

直至2023年1月，伊朗下級法院才以「反建制宣傳」、「鼓勵公眾流血」和「褻瀆」罪名判處皮爾博納什18年有期徒刑；2023年下旬，還有另一位攝影記者阿里亞．賈法里（Aria Jafari），遭伊斯蘭革命法院分支機構判處7年監禁、72下鞭刑，以及2年禁止出境。

伊朗安全部隊、警察部門和伊斯蘭革命衛隊對抗議瑪莎阿米妮之死的示威活動進行殘酷鎮壓，至少500死亡、數千人受傷、超過2萬人被拘捕，壓迫記者僅是鎮壓行動的其中之一，卻也使伊朗本就惡劣的新聞環境每下愈況——在無國界記者組織2023年5月發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伊朗在180個國家當中排名第177位。

財務問題會是伊朗新聞自由的棺材上，最後一根釘子嗎？

在伊朗從事記者工作，即使拋開動輒被判刑、監禁的壓迫之外，但就經濟層面而言，也是一項令人卻步的選擇，因為極右派控制司法機構、加之當局多年打壓、查禁批判政府的反對派媒體，因此許多伊朗記者的工作極度缺乏保障；即使有媒體機構的穩定工作，有時記者也礙於媒體機構本身在財務上受政府針對，不得不領取少得可憐的工資——甚至可能低於伊朗最低工資。

例如，2023年1月，伊朗總統萊西（Ebrahim Raisi）向國會提交年度預算法案草案，當中將一項免除媒體稅的法律廢除，這代表媒體機構的財務情況將更困難，而在同一份草案裡，警察部門、安全部隊、準軍事部隊和情報組織的預算，卻被大幅提高。

伊朗媒體旋即對這項草案予以猛烈譴責，抨擊其將扼殺早已掙扎求生的獨立媒體，而起初伊朗國會表現出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姿態，否決了預算草案中關於媒體稅的部分，但在2023年5月1日，《Khorasan News》報導，在報紙和新聞網站下廣告的廣告商仍無法獲得免稅，此舉將大幅削減媒體的廣告收入來源。

另一名匿名接受《中東之眼》訪問的新聞編輯將此舉描述為，「在整個國家因反建制示威活動而燃燒的幾個月裡，向那些挑戰萊西、他的政府和安全部隊的記者們明確宣戰」。

該編輯表示，儘管伊朗媒體——尤其是獨立媒體——遭受政府多年的壓迫，但在向伊朗人報導傳播瑪莎阿米妮的遭遇、抗議者遭到處決、安全部隊襲擊大學校園以及逮捕活動人士等新聞的表現上，展現了強大而有影響力的作用，他說，「我認為當權者沒有預料到，伊朗國內媒體會做出如此勇敢的反應，且行動都經過深思熟慮」。

伊朗媒體歷經數十年的壓迫、鎮壓，在該名受訪編輯的眼裡，這些都是記者對抗政府的「壕溝戰」，在瑪莎阿米妮之死的抗議示威活動中，伊朗記者所積累的反抗經驗一一展現，這是伊朗政府始料未及的，該編輯表示，「當局在某種程度上確信，經過多年的審查、將記者丟進監獄、壓制異見人士，他們已經成功地閹割了伊朗媒體」，事實卻不然。

但是，在伊朗政府發現數十年的壓迫仍未能將反對派媒體趕盡殺絕之後，從國會的動作看來，當局下一步就是以經濟為砍向記者的利刃，伊朗媒體在人身安全之外，要面對的還有新的財務挑戰，該名受訪編輯也指出，「現在，能夠讓反對派媒體窒息的，是政府製造的財務危機」。

「審查制度有不同的形式」

長期以來，伊朗政府一直向媒體施加經濟負擔，以此壓制挑戰統治者的聲音。例如，伊朗前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在2019年3月取消了對報紙的紙張補貼。當時，由於進口紙張價格飛漲，失去補貼的兩大改革派報紙《Etemad》和《Shargh》被迫將頁數減少一半。

同年，就連官方報紙《Iran》和《Hamshahri》都受到財務壓力影響，《Hamshahri》解雇編輯室的70名記者和另外70名工作人員，《Iran》也解雇了23名員工。

一名在2009年綠色革命被當局鎮壓後，停止在伊朗從事新聞工作的前記者匿名接受《中東之眼》訪問，他認為，伊朗媒體面臨的財務壓力應該被視為一種「審查制度」，「審查制度有不同的形式，其中之一是透過經濟手段實行。逮捕記者和查禁報紙會為當局帶來壞名聲，那麼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扼殺重要媒體呢？還有什麼比『財務困難』更好的呢？ 用這個方法，沒有人會指責當局關閉獨立媒體」。

於是，自從2022年伊朗全國爆發抗爭活動以來，伊朗記者就在動輒被逮捕、監禁的壓迫之外，承擔著各種經濟壓力，許多支持抗爭的記者——當中甚至包括官媒記者——都失去工作或是遭到停職。

《中東之眼》採訪一位匿名官媒記者，該記者表示，「在我工作的地方，我不能寫任何有關示威活動、或是示威者被逮捕、殺害的內容，所以我在社群平台上發表我寫的文章。然後，在11月的某一天，我被人力資源辦公室找去，然後被告知因為社群平台上的貼文，我要被停職一個月」。

事情還沒完，當這位記者一個月後重返工作崗位時，他又被要求簽署一份承諾書，宣告此後他在社群平台上的發文都會「遵守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法律」。

另有一名官媒記者因在社群平台上發表抗爭相關言論而丟了飯碗，他是前伊朗國家通訊社《IRNA》的體育記者穆罕默德．阿約魯（Mohammad Ajorlou）。

阿約魯在《IRNA》任職長達13年，他的妻子尼洛法爾・哈米迪（Niloofar Hamedi）是改革派媒體《Shargh Daily》的記者，因為率先報導瑪莎阿米妮祝願和死亡的消息，在2022年9月21日被捕（至今哈米迪依然在獄中），阿約魯則在Twitter上發布了妻子被拘捕、以及其他記者和異議人士被捕的消息。一個月後，阿約魯被《IRNA》要求改為遠端工作、不要進辦公室；又隔了一個月，阿約魯再被告知，2023年3月份他與《IRNA》的工作合約到期之後，就不會再延長續約，於是他就這樣失去了工作。

「伊朗政府對批評的回應，只有子彈和絞刑架」

2022年時，保護記者委員會、國際記者聯合會和無國界記者組織等國際NGO曾多次要求伊朗政府在庭審前，釋放包括哈米迪在內的被拘記者，然而伊朗政府相應不理、請求杳無回音，CPJ的美國資深研究員雷扎伊安（Yeganeh Rezaian）指出，「我們強烈希望提供盡可能多的幫助，比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更多，但就伊朗而言，我們能做的非常有限」。

雷扎伊安解釋，「首先，伊朗在美國沒有大使館，因此我們無法親自會見伊朗官員並提出與記者有關的問題。此外，伊朗官員從未向我們的團隊發放簽證，因此我們無法面見伊朗記者，面對面談論他們遭遇的問題」。

雷扎伊安曾經在伊朗擔任記者，2014年時他被關押在德黑蘭的政治犯監獄——埃溫監獄72天，對於伊朗政府對待記者以及國際記者組織的態度，他認為比俄羅斯、中國、甚至阿富汗的塔利班等專制政府更不如，因為俄中和塔利班至少曾與CPJ的代表進行討論會議。

但到了伊朗政府，「無論你發了多少電子郵件、傳真，或打了多少電話，你都永遠不會收到伊朗官員的回覆。這就像一個黑洞，每次強硬派在伊朗上台，局勢都會惡化」。雷扎伊安進一步指出，CPJ唯一能夠接觸聯繫、提出釋放記者和尊重新聞自由呼籲的伊朗官方機構，是伊朗駐聯合國代表團，「但他們絕對不回應，這使他們成為最難對付的官員」。

伊朗本地記者的經驗也與CPJ相符，受訪的伊朗記者向《中東之眼》直指，國際組織無法幫助他們抵抗監禁、逼供和國家審查制度，其中一名在德黑蘭工作的記者直白表示，「伊朗政府對批評的回應，只有子彈和絞刑架；對這樣的政府，他們（國際組織），他們能做些什麼？他們所能做的，就只有讓全世界了解我們正在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