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可成為亞洲區媒體中心　記者要保持敏銳　媒體須保持獨立不受政治干預

2023 年 10 月 11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萬巧蓉｜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中央廣播電台成立95周年，舉辦台北、曼谷兩場國際論壇。9月18日台北場國際論壇先登場，主題為「疫後亞洲的展望：綜觀亞洲媒體生態變化：威權vs民主」，邀請台大新聞所所長洪貞玲擔任主持人，台灣外國記者會（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會長周浩霖（Thompson Chau）、《紐約時報》駐台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前路透社北亞區總編輯菲爾．史密斯（Phil Smith）與談，他們皆擁有駐亞洲國家的媒體工作經驗，分享對緬甸、中國、南亞、台灣等處的媒體觀察與分析。

中央廣播電台成立95周年舉辦國際論壇，台北場邀請台灣外國記者會會長周浩霖、《紐約時報》駐台記者儲百亮、前路透社北亞區總編輯菲爾．史密斯與談，台大新聞所所長洪貞玲擔任主持人。（特約記者萬巧蓉攝）

緬甸政變後爆難民潮　多數媒體記者流亡泰國邊境

周浩霖首先為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李延賀遭中國拘留一案表達遺憾，並表示「不幸的是，他不是唯一。」他指出，香港、中國、緬甸等地都發生記者與出版界人士被捕的事件，台灣也有可能成為下一處。有鑑於此，曾與《緬甸前線》（Frontier Myanmar）記者共事的周浩霖，主講他在東南亞的媒體工作經驗，分享緬甸記者如何應對政府鎮壓、持續艱困地工作。

周浩霖回顧緬甸的政治情勢，自2021年的政變後，成千上萬的人民遭殺害或拘捕，經濟崩潰，爆發難民潮。同時，緬甸成為世界第二大關押記者的國家，僅次於中國，若計入人口數量，緬甸政府所羈押的記者比例更高。他所工作的緬甸獨立媒體《緬甸前線》，美國籍同事Danny Fenster曾被捕入獄近半年，另一位同事Ye Mon則受到緬甸軍方強暴，逃離後勇敢提筆寫下經歷；《緬甸前線》的編輯團隊則全體轉移到清邁工作。

記者難以在緬甸國內安全工作，外國記者也無法進入，據他所知，多數的緬甸記者已流亡到泰國邊境，緬甸境內只剩下兩名外國通訊記者。緬甸彷彿時光倒退回20多年前開放前，當時的記者得待在曼谷報導緬甸的一切。他引述荷蘭前駐泰國與緬甸大使Laetitia van den Assum的話：「以前，每當我降落在仰光，就好像身後有一道黑幕，我感到完全孤立。當時我已經有了第一台手機，但在緬甸是無用的。當時的泰緬邊境就和現在一樣，有大量難民與記者，這正是真正的悲劇——緬甸一直在回到過去。」

周浩霖從緬甸的媒體現況切入，並提到國際記者落腳台灣，表示台灣有能力成為亞洲媒體中心。（特約記者萬巧蓉攝）

《緬甸前線》泰國設據點「溫室」　提供記者安全交流空間

不過《緬甸前線》與其他緬甸媒體如獨立媒體《今日緬甸》（Myanmar Now）、各地區的小型民族媒體仍努力運作、產出調查報導。他們面對的主要挑戰是財務困窘，以及在國外進行國內報導的難處。周浩霖引述《華盛頓郵報》記者Christian Shepherd曾說的話：「距離使所有的聲音和氣味都變成了記憶。」在緬甸時，周浩霖常去市場，與居民討論糧食價格、燃料價格，或隨意與街上人們交談，深入當地生活挖掘題目，如今《緬甸前線》記者只能依賴緬甸內部的消息來源，如社會運動者、經濟學家，甚至是政府窗口。雖然網路與社群媒體發達，讓政府比過去更難封鎖消息，民眾能傳送照片給媒體報導各類事件或暴行，但「這真的就是全貌嗎？」的質疑依然存在於記者們心中，以此為動力思考如何改進報導內容。

除了產製新聞外，《緬甸前線》更進一步嘗試建立支持系統。今年初，在清邁成立了一個據點「溫室」（Greenhouse），旨在提供緬甸或其他亞洲地區媒體人安全的交流空間，讓記者、社會運動者、藝術家、研究人員等能保持聯繫、聚會。

「溫室」就像是縮小版的台灣，周浩霖觀察到，正如緬甸記者需要曼谷和清邁，也有許多中國、香港記者選擇在台灣設立獨立的新聞網站，並承諾在台北安全正確地產製新聞。此現象不光是因為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地理位置位處樞紐，更關鍵地是，台灣能提供各媒體自由運作的空間。他指出，在今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台灣排名第35位，在亞洲地區僅次於東帝汶，這讓其他亞洲國家的記者可以自由並安心的在台灣報導，「台灣有潛力成為亞洲區的媒體中心。」

國際記者落腳台灣　對台灣本土議題多有著墨

近年來台的外國通訊記者大量增加，他估計，在過去三年，就有至少63名外國通訊記者、29個新聞機構來到台灣，這數量還不包括自由記者。不只是亞洲國家的記者，也有許多西方記者選擇移居到台灣。

如今，台灣已是許多媒體人的避風港，而他認為，若台灣有心成為區域的媒體中心，讓記者繼續工作與定居，會涉及對國際記者、自由記者的監管法律是否足夠開放，以及台灣政府是否願意與其交流合作，去建立更透明的溝通管道，例如：確保國際媒體人能夠參與政府的新聞發布會和活動。

周浩霖分享，目前這群落腳台灣的國際記者，也改變了世界陳述台灣的深度與角度，不再只談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有外國記者針對去年的地方選舉製作專題報導，也對其他本土議題有更多著墨。

中國變革時期曾有多元聲音出現　習近平上台戛然而止

《紐約時報》駐台記者儲百亮接續發表。他從1990年代開始派駐中國，並在前幾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間離開中國，於去年底抵達台灣。他主要分享中國經歷的啟示，並討論民主社會中的媒體責任。

當討論各國的新聞環境優劣，通常會談及當地法規的影響，但儲百亮根據中國的經驗提出，所處的社會環境比法律體系還重要。他發現，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會有各種獨立聲音去參與議論公共議題，這能啟發並激勵新聞從業者，反之，即使擁有保障新聞業的完善法規，卻沒有一群這樣的公民，新聞業很有可能萎縮、消失。

儲百亮回憶，在30年前中國變革的時期，短暫出現新興的公民社會，有人權運動者、異議人士、獨立記者積極參與推動公民社會運動，當下的中國雖然也不民主，但是社會隱然有自由的社群在發展。不過，來到習近平任內，那股社會能量明顯有劇烈變化，多數外國記者被迫離開中國，學者、社會運動者則被逮捕、流亡或沈默了。因此，儘管中國的新聞業法規沒有太大改變，但所處的社會氛圍全然不同，活力與多樣化的聲音消失了，過去能採訪到的新聞內容，現在已不可能實現。

當國內的公民社會與新聞業不夠健全，會讓國際記者的工作更困難，因為國際記者通常得仰賴本地的新聞報導，去了解新聞消息、採訪對象、事件脈絡與當地思考。所以當他到台灣工作，發現處處是自由表述的人，也能輕鬆訪問到民眾，是個對國際記者友善的社會環境。

儲百亮認為，在台灣，記者需要講述的故事不該限於中國，還有更多的故事樣貌、社會挑戰、外交關係需要被報導，應當更廣泛地去思考與關注台灣正在發生的事情。（特約記者萬巧蓉攝）

超越威權與民主框架　對不同議題聲音保持敏銳

回應本論壇主題關鍵字「威權vs民主」，儲百亮表示，作為曾於中國生活、目前在台灣的記者，他可見民主是多麽重要，然而，他認為同等重要的是「超越此框架，認識到世界上還有很多重要的故事。」在台灣，記者需要講述的故事不該限於中國，還有更多的故事樣貌、社會挑戰、外交關係需要被報導，應當更廣泛地去思考與關注台灣正在發生的事情。

他進一步說明，超越威權與民主的框架，並不意味放棄對民主的重視與承諾，而是記者應去熟知更多領域的專業知識，以應對世界多樣化的挑戰，例如：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公共衛生等。記者需要開放自己的思維，民主的媒體需要對複雜、專業的主題也有掌握度，以向一般讀者解釋。

另外，他也指出，人們其實很難理解中國或其他的威權國家，尤其是「支持者是誰？」的問題。媒體多會關注審查、監禁、箝制、沈默等面向，因此解釋反對者的情況不難，且在中國，願意與外國記者交談者通常是政府的批評者；但困難的是，解釋支持威權執政的心態。就他理解，中國政權不純粹依靠武力壓制，而是人民對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依賴。有些中國人不見得喜歡政府的一切，但願意往強大、自信、崛起中的大國精神靠攏。他認為，解釋社會中接受威權價值觀的人心，也是記者的重要使命，他提醒道：「保持耳朵對社會中的其他聲音敏感是非常重要的。」

南亞地區威權國家　政治壓力籠罩新聞從業人員

前路透社北亞區總編輯Phil Smith曾工作的地區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他分享，2014年於阿富汗報導選舉的過程，當記者到投票站架設攝影機，官員會要求讓鏡頭更加靠近拍攝選票與唱票過程，阿富汗當局熱切展現不作弊的選舉樣貌，並渴望透過報導傳播，這讓他印象深刻。但在美國撤離後，這狀態不復存在。如今的巴基斯坦，新聞自由遭限縮，記者可能承受毆打或政治騷擾，有諸多安全顧慮，他也親身遭遇過綁架威脅。

遺憾地是，正在積極抵抗政治迫害的媒體機構，仍可能產出偏頗的報導，在巴基斯坦與印度都有類似狀況，儘管媒體表明「我們沒有審查，任何人都可以寫他們想寫的東西。」並繼續獨立製作報導，但最大的問題是，政治壓力籠罩新聞從業人員，在此工作的記者仍會自我審查，避開可能導致人身風險的新聞。企業也是記者的壓力源，尤其針對商業記者。他們被邀請收受賄賂，若不接受，便改為威脅，記者很難不在此潛規則中屈服，過濾自己的報導題材。

英國媒體「遺漏式審查」難察覺　閱聽人須多方查核新聞報導

除了南亞的現況，Phil Smith也提及新聞景觀繁盛自由的英國。英國擁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報紙，有些甚至達數百年，媒體多元涵蓋不同政治光譜。他認為，只要前往英國的報攤，閱讀多份報紙，就能深刻瞭解國家目前的各種政治觀點與局勢。

英國媒體的政治傾向，可從「遺漏式審查」（censorship by omission）現象窺見。意即當媒體發現某事件不符合自家的敘事角度，不會去刊登相關消息或反對意見，而是選擇忽視與沈默，直接不去報導該事件，而這往往難以被察覺。因此，讀者在閱讀報紙時可以去查核、交叉比對不同媒體的報導，思考「為什麼它沒刊登某幾則新聞消息？」

令Phil Smith擔憂的其實是電視媒體播報假新聞，因為收看者眾多，可能對社會產生嚴重影響。他特別指出，近年在英國出現一些極右翼電視頻道，經常涉及製作假新聞，遊走在謊言邊緣，這對一個強調新聞自由、公平和平衡報導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因為有心人士可能濫用媒體力量。他認為，這也是台灣需要警惕的情況，並提醒人們，如果這樣的新聞媒體被迫停播，也許對社會來說是正面的發展。

台灣新聞自由遠超南亞各國　媒體須保持獨立不受政治干預

他在結語表示，台灣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遠遠超過南亞各國，是難能可貴的結果，在此狀態下，他鼓勵台灣媒體可以做得更多，尤其在諸多國際記者紛紛關注台灣、書寫台灣的時刻，當地媒體就是台灣的窗口，讓全球得以更深入理解台灣的背景與文化。

面對觀眾提問，如何改變台灣的媒體生態系統，以更好地向世界展示台灣，以及對政府資助媒體（如TaiwanPlus）的看法，Phil Smith回應，政府資助是其中一種管道，但必須確保媒體保持獨立性，不受政治勢力干預，也期待有更多投資資源能支持高質量的調查報導，且提升報導的傳播範圍，才能讓台灣本地製作的新聞故事走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