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沒有保護網的推特鋼索：記者對新聞編輯室社群媒體政策的反應

記者們愈來愈依賴如臉書和推特等社群媒體平台來追求閱聽人的參與，閱聽人也認為這對改善新聞在公眾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是必要的。

記者們了解到，透過社群媒體與閱聽人互動會帶來個人和職業的風險，也就是可能遭受政治偏見指控、酸民的攻擊、人肉搜索和人身安全的威脅，這對於女性和有色人種的記者特別嚴重，彷彿正在「推特上走鋼索」，不得不使用社群媒體來建立他們對工作的意識和信任，又要擔心這麼做的同時會遇到的風險。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尼爾遜（Jacob L. Nelson）與來自全美各地的37名記者、編輯、出版商、自由工作者和社群媒體主管訪談，來了解他們對於新聞編輯室社群媒體政策的經驗和想法，外界專家學者也對尼爾遜的訪談提出一些回饋，以下是訪談重點：

※ 記者將網路霸凌視為透過社群媒體實踐閱聽人參與的成本，但覺得新聞編輯室的社群媒體政策反映出媒體管理者著重在觀眾怎麼看待該組織，而非關注公眾對記者的騷擾。

※ 媒體管理者鼓勵記者成為積極且可信的社群媒體使用者，但當記者面臨人身攻擊時，其編輯室社群媒體政策卻沒有提供任何指引方針或給予支持。

※ 記者認為新聞編輯室社群媒體政策主要著重在維護媒體組織的信譽，特別是阻止記者在社群媒體上分享任何可能損害整個媒體的客觀性內容。

※ 多數記者認為新聞編輯室社群媒體指引方針模棱兩可、強制力不公。

※ 女性記者及有色人種記者認為，新聞編輯室社群媒體政策對她們產生了兩種負面影響：她們覺得該政策沒有充分保護他們，免除有可能受到的網路霸凌。再來便是該政策使記者受到不公平對待，媒體管理者聲稱記者使用社群媒體方式，削弱了媒體組織的中立性。

幾乎所有的受訪記者都表示，記者需要參與社群媒體的世界才能做好他們的工作。「如果你現在是一名記者，你就必須使用社群媒體。」美國線上非裔美人報紙《芝加哥捍衛者》（Chicago Defender）臨時總裁桑德斯（Danielle Sanders）說。

可以確定的是，與尼爾遜談話的記者們主張，推特不是傳統媒體的替代品，而是收集新聞來源的另一種選擇。除了尋找新聞來源，社群媒體還能幫助記者密切關注正發生的事，尤其是涉及特定議題時，如政治或體育。

「你可以在推特等社群媒體上找到一些東西，無論是觀看選手們的Instagram限時動態還是你的私人訊息。」《The Athletic》特約撰稿人的布坎南（Zach Buchanan）說，「你會發現一些以前你不曾注意的東西。」

※ 建立受眾群

社群媒體除了幫助記者產製新聞以外，幾乎所有記者都將推特和臉書形容成他們工作和新聞機構建立受眾群的工具。前《洛杉磯時報》社論編輯、現任《德州論壇報》總編陳富洋（Sewell Chan）強調，社群媒體的受眾群建立可能是記者在這些平台上最重要的原因。

※ 與受眾建立緊密關係

許多受訪記者表示，他們使用如臉書或推特等社群平台來追求與公眾更緊密的關係，他們相信這是改善新聞業信任度和名聲的必要手段，不再只是過客，而是成為一個可以與受眾互動的人。

此外，使用社群媒體也給記者機會可以回應這些建議和批評，使新聞產製更透明，公眾也有機會參與整個過程。桑德斯說：「你可以藉由推特的轉推或臉書和Instagram的留言來參與，這可以建立起信任。」

這種透過社群與受眾建立關係的方式，讓公眾覺得記者夠「真誠」、「可靠」，新聞也是由真人所寫的，他們也有自己的興趣和喜好。任職於《Axios》的蕾西（Adriana Lacy）說：「長期以來，人們認為記者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菁英，但藉由社群，我可以打破藩籬，可以在推特上po文說我去哪裡吃早午餐，這可以讓公眾真正支持你。」

※ 尋找工作

接受尼爾遜訪談的記者認為，改善與公眾之間的關係，並非他們使用社群媒體分享個人意見的唯一原因，使用社群媒體也能找到工作！受訪的記者們討論了包含推特等社群媒體的價值，不只侷限於建立受眾，還能培養自我的專業特質。

透過社群媒體的分享，能讓潛在的消息來源與雇主瞭解記者個人特質，對記者個人職涯有所助益。英國《泰唔士報》記者懷特洛（Ben Whitelaw）指出：「我認為我得到新聞業的第一份工作，是因為使用了社群媒體。」

簡而言之，社交媒體平台已成為記者確立職業身份、宣傳工作、改善與公眾關係、尋找工作機會以及倡導改變行業規範和勞動實踐的手段。

當社群媒體對記者來說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之外，其實也愈來愈危險。記者們也了解到，透過社群媒體與受眾互動也會帶來個人和職業上的風險，如：人肉搜索和人身安全的威脅。懷特洛表示，安全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議題。「一般來說，我認為記者時常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尤其是在獲得許多粉絲的推特上更加嚴重。」

這意味著越成功的記者，就是要獲得越多的讚數和轉推，不可避免地也會面臨更多騷擾，特別容易發生在女性和有色人種記者的身上。

一名女性有色人種的廣播記者描述了親眼目睹性別差異帶來的影響，她說她一直收到許多網路上的惡意攻擊，但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廣播記者，卻沒有收到任何攻擊。

可以確定的是，受訪記者堅稱，無論他們受到何種傷害，他們仍會堅持使用社群媒體，認為傷害是必要的代價。其他記者們則提到，社群媒體的雙面刃特性讓他們感到矛盾。

※ 缺乏支持的新聞編輯室政策

在記者對網路霸凌和傷害感到恐懼之後，新聞編輯室為他們做了什麼？有什麼具體的幫助？然而答案卻是「沒有」。

目前大多數政策的共同點是，新聞編輯室傾向於指導記者在社群媒體上，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但卻沒有告訴記者如何應對社群媒體帶來的挑戰和風險，以及新聞編輯室提供哪些資源來幫助他們。

受訪記者指出，他們的主管根本不知道網路騷擾的嚴重性，他們指出，主管年紀都偏大且大多是白人男性，不一定會花很多時間在社群媒體上。一名受訪記者提到「對他們白人主管來說，社群媒體是一個可以與好友討論高爾夫或是其他話題的地方。」

簡言之，新聞編輯室對於網路謾罵虐待缺乏作為與關注，記者們在談論到社群媒體遇到的不公不義的事情時，會感到自己被孤立了。

※ 堅持「客觀」的傳統觀念

新聞編輯室政策主要聚焦於維護組織信譽而非對記者本身的保護，特別是阻止他們在平台上分享任何可能損害媒體客觀性的內容，但受訪記者對這項政策提出質疑。

記者施奈德（Gabe Schneider）說：「認為我們身為記者可以做到真正的客觀是愚蠢的，我不認為閱聽眾會相信我們是客觀且不帶任何偏見的。」

而部分受訪者不認同施奈德的說法，絕大多數的觀眾仍然希望他們接觸到的新聞能夠客觀，而不會偷渡記者個人的政治立場，特別是當新聞內容與播報者的立場相左時，觀眾仍希望記者報導是中立客觀的。

倫德馬克（Cal Lundmark）在麥克拉奇（McClatchy，美國出版公司）擔任編輯時，他以「槍枝權利」（gun rights）取代「槍枝管制」（gun control），「墮胎立法」（abortion legislation）取代「生殖權利」（reproductive rights）等受眾較能接受的詞彙來描述新聞事件。

「這是同一個故事、同一篇報導，但這個框架可以讓讀者了解我們的新聞，每個人不一定要同意我們的論點，但他們也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倫德馬克說。

如同倫德馬克提到的例子，新聞編輯室的社群媒體政策，除了源自新聞界傳統的規範與價值觀，還參酌了公眾希望從新聞中得到什麼資訊。大抵來說，新聞編輯室的社群政策，意味著記者的報導內容若透漏太多個人立場或與客觀背道而馳，觀眾是會選擇屏棄新聞媒體。

※ 不公平的強制力

由於這些政策語言往往模糊不清並且任由人詮釋，加上是否違反政策多半由公眾反應而決定，記者們指出這些政策難以遵守且執行上有失公允。

「這真的令人感到沮喪不已，」一名記者說，「我已經見過很多年輕記者因為它們發布的東西而受到懲罰，然而一些職位較高的人們，通常是白人，在推特上發布幾乎一樣的東西，卻沒有惹上麻煩。」

種族、性別、記者在社群媒體上的聲明以及公眾的反應之間的關係在過去一年中，已經成為一個更大的爭論點，其中有色人種的記者，對這些社群媒體政策的限制感到憤怒。

舉例來說，不久之前，記者因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而受到懲處，但這沒有阻止一些黑人記者在推特上表達對運動的支持，而他們的努力也促使新聞行業重新評估「客觀性」的概念。

現今，新聞行業已經越來越接受「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個人權議題，就像2020美國總統大選、新冠肺炎和氣候變遷也已經被政治化了。

※ 惡意攻擊的威脅

加速新聞編輯室的社群媒體政策強制力執行不公，有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網路上的惡意攻擊。部分有心人士刻意斷章取義記者的推文，並在新聞媒體上惡意攻擊記者，導致記者因而受到資遣對待。

絕大多數的記者希望新聞編輯室內能理解惡意攻擊的內涵，進而站在員工的立場，保護記者免於惡意攻擊的威脅。

※ 做自己，但也不要以自我為中心

社群媒體對記者的主要吸引力在於「做自己」，以此建立公眾對其工作的信任 ，而目前新聞編輯室的社群媒體政策卻又不希望記者太過於真實做自己，這也使記者無所適從，夾在兩相矛盾之中。

從大方向來看，記者和編輯似乎看到了在社群媒體分享個人資訊的價值，因此在「做自己」和「遵守政策」之間可能會有拉扯，讓他們在社群媒體上感到不知所措。

《多倫多星報》種族和性別專欄作家帕拉德卡爾（Shree Paradkar）說：「在社群媒體上，我們被告知要有自己的論點，因為新聞機構將會認可，如果你想要在社群媒體上有更多粉絲，那你就必須要夠『真』。」但帕拉德卡爾同時也提出疑問：「（新聞機構認為）有你自己的聲音，但不要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有你自己的聲音，但不要批評我們⋯⋯。當你有所有這些限制時，你怎麼能有自己的聲音呢？」

 記者透過使用社群媒體使其職涯更具影響力，同時也透過社群媒體平台連結同業、讀者之間的關係，在這過程中，記者面對了來自讀者的網路霸凌，甚至必須與新聞編輯室的政策抗衡。

尼爾遜訪談多名記者後，整理出以下幾點改善建議：

※ 新聞編輯室應該對網路騷擾採取更積極的處理方式

受訪記者認為，編輯室的社群媒體政策應該預判誰將會受到網路謾罵傷害並做好準備，如此以來，女性和有色人種記者將不會覺得自己是孤獨或不安全，相反的，他們會感受到上位者的支持。

※ 應優先考量到記者面對謾罵傷害時的心理健康

新聞編輯室政策應包含處理謾罵傷害的標準作業流程。許多受訪記者們指出，當他們受到騷擾時，擔心最大的是主管會認為他們做錯了什麼，他們也會覺得這麼做可能成為主管的負擔。

「我希望政策可以承認騷擾確實會對心理健康造成極大的傷害，並且當事件發生時，可以確保記者得到應有的保護。」《底特律自由新聞》（Detroit Free Press）教育記者阿爾塔維娜（Lily Altavena）說。

※ 主管應接受訓練，讓他們第一時間就能處理線上騷擾

受訪記者表示，他們的主管都沒有做好準備來面對威脅與攻擊，但有些人也會選擇精進自己。

前《哥倫比亞州報》（The State Newspaper）編輯奈克（Nikki Naik）就完成了由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International Woman’s Media Foundation，IWMF）提供，名為「敵意環境中的女性」的訓練課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培訓，基金會提供了許多培訓來幫助編輯室應對線上騷擾和數位安全，我認為非常有價值。」奈克說。

※ 新聞編輯室應將「透明度」置於「客觀性」之上

受訪記者指出，與其擔心維護客觀性這個抽象概念，新聞編輯室應建立起信任關係，對公眾公開他們如何完成工作以及為何這麼做。

此外，這個透明度應延伸到社群政策的推行上。「如果有推文是錯誤的，那必須要有記錄說明為什麼錯，如此以來可以讓人們對不公平的懲罰制度負起責任。」《邁阿密先驅報》（Miami Herald）記者哈里斯（Alex Harris）說。

※ 來自不同背景的主管、員工應賦予他們機會為社群媒體政策做出貢獻

這對強調客觀性的政策來說尤其重要，負責執行政策的主管應跟編輯室的所有同仁溝通，包括那些受到謾罵騷擾的記者。《亞利桑那共和報》記者克羅（Renata Cló）說：「這可以讓主管們制定更完整的政策，不只保護組織的信譽，也可以保護旗下的記者。」

尼爾遜教授的訪談報告公布後，引起記者與媒體學者的迴響，針對報告內容提出了幾點回應：

※ 媒體律師應對貼文進行辯護，而非僅是訴訟

我們應該思考一下：媒體律師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新聞編輯室的律師應該與安全專家共同創建一個涵蓋推文和社群媒體的訓練課程，以解釋如何安全地使用這些工具。最重要的是，這些訓練必須傳達出「律師支持記者」和「在騷擾情況嚴重時會適當地介入」的概念。

※ 社群媒體政策讓記者處於危險之中

網路攻擊可以有很多種形式，根據一項由TrollBusters所做的研究顯示，高達61%的網路攻擊發生在新聞文章底下的留言評論。

雖然推特和臉書等社交工具可以用來擴大和改善報導，但記者的個人和專業身分的界線卻越來越模糊。記者如何保護未來的工作機會免受社群貼文的影響?如何在不引發爭議的情況下保護他們的權益?這些都是新聞機構必須思考的。

※ 多樣性是不夠的，管理階層必須授權有色人種記者發表意見

一項由美國廣播電視數位新聞協會（RTDNA）於2019做的調查顯示，只有17.2%的電視新聞主管和8.2%的廣播電台新聞主管是有色人種。

多元的聲音可以促成改變和對政策的重新檢視，也能創造出對記者來說更為安全的環境，領導階層應讓各利益關係人參與討論，這些人會有不同的想法和經驗。

※ 相互支持才有更好的社群媒體政策

當仇恨和騷擾壓垮記者的時候，來自主管和其他同事的支持可以讓你重新獲得力量，無論是表達同理心、藉由E-mail或私訊來表達感謝。

中國哲學家老子曾經說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制定規範來保護記者免受傷害需要時間、耐心、智慧和堅持，讓我們採取行動，邁向更具保護支持和多元包容的社會。

參考資料：

• A Twitter tightrope without a net: Journalists’ reactions to newsroom social media policies
• Six perspectives on newsroom social media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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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