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賢｜拋出一塊夢想的磚，不讓這個社會成為沒有記憶的人

「在青澀、叛逆的年紀，我發現自己有一種不太叛逆，也不太青澀的感覺。」——童子賢

今年卓越新聞獎的「社會公器獎」由《報導者》拿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與導演鍾順隆特別採訪了最初捐款贊助《報導者》成立的企業家——和碩集團董事長童子賢，探究他身為理工人與企業家，卻長年對人文藝術，甚至是新聞媒體抱以深切關懷的根源所在。

《報導者》對捐款人的「三不原則」（不擁有、不回收、不干預）以及不靠廣告、堅持深度報導的作風標舉著極高的理想性，起初其實不被看好。這樣一個看似曲高和寡的構想，是如何獲得童子賢的支持？

對童子賢來說，那或許是為了潛藏在心中，久久不能或忘的初衷。

童子賢年少時期就讀台北工專電子工程科，並且兼任校刊編輯，為了排版、編輯等事務，寒暑假經常流連於印刷廠。此外，他自己也寫作，「那時如果開天窗的話，就趕快自己取一個筆名寫稿。」

他說，那是一個大人們不會把許多事情的真相說出口的年代。當他對於許多社會上的現象感到不解與好奇，大人們會告訴他：「那個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按照學校的安排、社會的安排，主流價值觀的安排⋯⋯」於是，為了無處表達的思緒、情感，童子賢自然地拿起了筆，開始寫作。他半開玩笑地說，自己平靜的外表下，可能藏著一顆不安定的心。

童子賢的寫作歲月，就這樣從 15 歲流轉到 20 歲。服完兵役後，適逢微處理機萌芽的年代，也就是在那幾年間，童子賢對於「以前只是盡義務，並不很感興趣」的電子工程領域，好像突然開了竅似地燃起了熱情。

「微處理機的可塑性、多變，可以讓你自己動手，帶來另一種樂趣。」他說，當年許多人都會疑惑：我們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但現今數位科技帶來的便利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現代科技造福了這個世界，我自己參與了這一波的數位革命，也從樂在其中，到必須要負擔起一點責任。」

他說，在出社會許多年後，有一次遇到了台北工專的學長吳清友，也就是後來的誠品書店創辦人。那時出身台北工專機械科的吳清友，已經在機械工程領域有了相當的成就，經常承攬台大醫院、圓山飯店等大型的廚房或清潔設備工程。

吳清友和童子賢分享，自己在參訪歐洲的經歷中，體會到人文與美學的重要性；反觀台灣社會，雖然已經漸漸不再為溫飽而擔憂，卻也慢慢走向了庸俗化、功利化，表現出急功近利、目光短淺的一面。吳清友希望為台北市帶來人文的風景，於是有了創辦誠品書店的念頭。

童子賢深有同感，他和吳清友聊到，台灣的出口產值一天一天增加，表面上是出口大國；但是屬於人文的、精神文明的元素卻都是進口。例如，台灣消費者花費極高的金額在好萊塢電影上，結果吸收的文化過於單一，不知不覺中，台灣人表達自己的意志、想法、情感的能力就退化了。「到最後你連自己的故事都不懂得怎麼講。」

他們也彼此分享對媒體的觀察。台灣解嚴之後，新聞媒體百花齊放地在台灣生長開來，但是多年後，卻也產生了另一種負面的樣貌：新聞媒體庸俗化、連續劇化、功利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時候報紙每天有一到兩張滿滿的都是印股票股價」，童子賢說：「我非常納悶：為什麼股價需要每天都印出來？我覺得新聞媒體也是在浪費紙張。」

隨著科技不斷演變，社會變得更加富裕，但在這過程中，童子賢發現，那些大半輩子都奉獻給優質的戲劇、文學創作或致力於新聞自由與追尋真相的人們，卻慢慢被商業體制淘汰了。「這仍然是全球化的效果，並不是台灣單一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希望能夠為藝術文化、詩歌小說，甚至是新聞領域貢獻一己之力的想法，逐漸在他心中醞釀。

有一次，幾位朋友到童子賢家聚會聊天時，聊到希望創立一個網路媒體，並帶有兩個理想性的特質：其一是不依靠廣告作為收入來源，而是以群眾募資、小額捐款的方式營運，藉此排除商業機制的干擾；其二是對某些議題進行深度、有品質的、具社會關懷的報導。

童子賢說，當時他們也自嘲，這樣的理想可能陳義過高，但是經過幾次的討論後，大家漸漸凝聚出明確的方向：一個不要太大，但是能夠召喚有理想、願意下苦功的年輕新聞人的組織。《報導者》的雛形逐漸浮現。

最後談到經費問題時，童子賢笑說：「沒問題，如果你們不忌諱的話。」一開始創立的資金若是來自單一來源，確實容易被認為出資人想要掌握該媒體，但參與者們毫無懷疑的信賴，令童子賢深感欣慰。「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場台灣媒體界前所未有的實驗，」童子賢表示：「某個程度上我們也在創造一種社會機制運作的典範。」

童子賢後來也曾就此問過大學校長或中研院院士等人的看法，「 10 個人當中有 9 個都拍拍我的肩膀說『我看不要搞好了，穩死欸』、『你們的想法太像扮家家酒，注定不可能成功。』大部分的人都在看好戲。」他回憶道。

童子賢對新聞的重視，也許和記者們被視為書寫歷史的人有關。事實上，他一度差點走上新聞之路。「我畢業退伍的時候，曾經報考《中央社》，也錄取了，可是宏碁提前一個禮拜錄取我，所以我就到施振榮先生那邊去當工程師。」

童子賢表示， 1985 年他出差到美國，出舊金山機場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唐人街的新華書店，把中共出版的幾十本近代史都買齊，「在那邊做專案的幾個月，我在前兩個禮拜就把那些書如飢似渴地讀過了。」後來他到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借閱史料，與史丹佛大學結下緣份，之後也出資贊助史丹佛大學進行《兩蔣日記》的保存跟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吳清友曾問童子賢，對於史料的熱情，是不是基於政治傾向？他回答：「研究跟保存是一種客觀的需要，沒有人有資格把客觀的歷史材料蓄意毁掉。」小時候，身邊的大人們因為政治氛圍與恐懼而無法訴說真相，甚至無法面對真相的記憶始終在他心裡，也因此讓他在成年後更加熱切地追尋並保存史料。「凡此種種，（是為了）不讓這個社會成為沒有記憶的人。」

童子賢說，社會專注於眼前的事務固然重要，然而「有時候回頭發現自己沒有根，沒有記憶，沒有歷史的層次；也發現我們除了出口產值以外，我們的生活跟社會、文明也沒有層次。只要聽音樂就是聽碧昂絲（Beyoncé），看電影就是看《復仇者聯盟》，看戲劇就等著看《加西摩多》或是《歌劇魅影》。」（註：加西摩多 Quasimodo，是雨果名著《鐘樓怪人》內巴黎聖母院的駝背敲鐘人，後改編成同名暢銷音樂劇 Notre-Dame de Paris。）

他強調，外來的文化不是不好，但是「我們自己的新聞、自己的藝術文化，要能夠講出我們心裡的話，提出我們的主張，把我們的感受呈現。凡是在外面扭曲我們的，或者在我們本土自己因為商業機制跟急功近利所扭曲的，有機會的話，去盡力讓它還原成獨立的、自由的、純真的、本質的。」這一切想法、感受，最後都凝聚成童子賢支持《報導者》的原因。

最後，童子賢說，和《報導者》一路走來，除了緣分，還有少年時代心中小小的火苗。他向報導者創辦人何榮幸說：「榮幸，再重複一次，很榮幸可以跟你們一起，走過《報導者》這幾年。希望你們繼續努力下去，因為我非常肯定，你們增添了台灣在新聞自由、新聞獨立跟新聞良心上面的的豐富度跟深度，我替你們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