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疫情爆發後，政治人物在發表有關疫情或疫苗的文章往往立即遭遇粉絲退讚、臉友或粉絲因而減少的狀況。甚至有更積極的臉書使用者，會去某些自己鄙視的社團或政治人物的粉絲團查詢有多少自己的臉友是該社團成員或該政治人物的粉絲團成員，要不直接與這些人解友，要不就是公開要求這些臉友退讚，否則就予以解友。

同時在 LINE 群組上因為相關議題，或是打不打疫苗、該不該挑選疫苗、乃至該不該在此刻給予高端疫苗緊急使用授權等等的爭議，以致群組成員激烈爭辯或是因感覺被霸凌而退群的狀況也時有所聞。

實際上，類似於上述的對立，早在藻礁公投連署階段就已經發生。一方在意經濟發展或中部的空污，另一方則是堅持千年藻礁的珍貴。特別是公投又經常嚴重影響在野黨的聲勢與執政黨能否繼續執政，甚至是台灣與中國的統獨關係時，社群網站上互貼 1450 或中共同路人的標籤也並不罕見。

一般總是因此感慨社會的兩極化嚴重，但卻無法就這些現象底下的社會心理成因做出進一步的解釋。暫時放下假新聞背後的視框（frame）所帶來思想與認知的自我封閉問題。個人認為，自由與安全這兩個互不相容的價值之間的愛恨交織（ambivalence），將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對立。而也只有了解這些對立背後的不同價值立場，才可能真正面對差異，再進一步尋求相互尊重或妥協的可能性。

自由與安全的愛恨交織是我揉合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與波蘭裔的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的思想，在近十年來，所構作的流動群聚（mob-ility）理論之核心概念。流動群聚理論還有一個更大的企圖，是介入現代與後現代文化的爭議，用以理解當代社會文化的特性，究竟是鮑曼或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所謂的個體化，還是法國社會學家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認為的個人主義的衰落（也就是部落時代、新部落主義的興起）。

簡言之，我認為傳統社會的人們是以犧牲自由來換取安全（大家可以看看動畫《海底總動員》或水族館裡小型魚類的集體行動模式，或是電影《2001 太空漫遊》開場裡，人猿晚上睡覺時的群聚方式）。但當現代技術逐漸解決了安全問題後，人們便開始全心追求自由，這也是個人主義風行草偃，集體主義（社群主義）黯然退位的現代（modern time）。

然而，對我來說，「當代」（contemporary）社會（不是現代社會）已邁入人類文明發展的第三階段，其特色在於，在人們嘗盡自由的甜頭後，又想要回頭追求與他人情緒共感的溫暖。這是馬菲索利的《部落時代：個人主義的衰落》一書所要描寫的情景。但他卻忽略了，當代社群已非傳統社群，而是流動多變、時聚時散的。

實際上，在馬菲索利書中所出現的，大多是這種型態的社群。當代社群之所以如此流動多變，是因為已經享受過自由滋味的人們，無法再回到法國社會學鼻祖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筆下只有社會（集體），而沒有個人的人群結合方式。因此，既要同溫層情緒共感的安全，又想保有自由的人們，所形成的社群必然是流動的群聚。這是由於，同溫層固然可以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但待在同溫層裡就得犧牲與眾不同的自由。既不想失去安全，也又想保有自由，就只能一會兒群聚，待會兒又一哄而散。

由此可見，當代社會的結構原則不是鮑曼或貝克等人所謂的個體化，但也不完全如馬菲索利所言，個人主義已然凋零，而是我所謂的流動群聚。人們對於在社群中情緒共感的需求，在當代所塑造的絕非傳統社群。反倒是更像馬菲索利自己在書中偏愛的歷史鐘擺的比喻，只是擺回集體（安全）的一端，但個體（自由）的一端仍持續拉扯著這個鐘擺。當代並不是傳統，也不是現代，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第三階段。不是社區（community），也不是社會（society），而是流動群聚（mob-ility）。

類似於此，傳播學者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筆下，基於印刷術所建立起的現代民族國家，在歷經電子媒介的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後，所形成的也不是昔日以聽覺為主的部落社會，而是以觸覺為主的地球村。因此，傳統（聽覺為主的部落社會、安全）、現代（視覺為主的民族國家、自由），到當代（觸覺為主的地球村）構成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三個階段。而自由與安全的愛恨交織，正是當代流動群聚底下的社會心理基礎。ambi-valence 這個字的字源，就是卡在兩個互不相容的價值之間難以得兼，勢必有所取捨。

台灣現時所面對的疫情，還有兩岸關係的問題，皆凸顯出自由與安全的愛恨交織之衝突矛盾。中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相對較少，只因為國家安全與民族主義的價值高舉。但台灣、或是歐美國家就是把自由的價值抬得很高，所以可以容許一些可能對國家安全有所危害的言論，像是台灣的某些政治人物的言論。

以疫情來說，實聯制其實是侵犯隱私的，而隱私是自由的前提，也就是政府不能處處監控人民的行為。不過，在疫情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情況下，我們大體上都同意犧牲一些隱私與自由。這也包括被強制戴口罩及封城。

不過，我們也看到，有些很強調隱私與自由的學者，對實聯制或是政府的一些管制措施有所批評。在歐美國家更有不少人民是反對政府監管，或不願戴口罩、反對封城等等。凡此種種，反映的皆是自由與安全的愛恨交織。更具體來說，這是兩個不相容的價值之間的價值取捨問題。但正因為是價值取捨，也就回歸到個人選擇與判斷。

政治方面的決定或偏好也是價值取捨，支持核電與否，也是在經濟發展與安全或環保之間的價值取捨。即便發生核災的機率很低，但由於核災的影響範圍很大，不論是地理上、面向上或時間上皆是如此，每個人都有權決定是否值得冒這個風險賭上一把。這亦是價值取捨的意思。所以航空公司才會要求空服人員不能跟乘客談論政治。這都是因為價值取捨是非常個人的事情。

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話來說，做價值取捨是每個行動中與意願中的個人（acting and willing person）一直在做的，也是他的權利。這不是財富比較多、權力比較大的人的權責，或是學問比較好的學者就比較有權指導別人，或代替大家做決定的問題。也因此，投票時不管貧富、聲望或學問，人人都是一票，票票等值。這意味著在價值取捨的問題上，人人有權，也人人平等。

對我來說，此見解也是破除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的關鍵之一（另一個也深具社會意義的破解之道在於，專家也有其利害關係，不會因為學歷或握有專業知識就必然成為社會的良心）。例如，該不該支持核電，該不該保護藻礁，都不應交由科技專家來幫我們做決定。但在核電議題上，過去國民黨執政時就是經常主張只有專家才有足夠的知識來幫我們做決定，也因此，林義雄先生推動核四公投來對抗這樣的論述。

有趣的是，在藻礁議題上，許多反對藻礁公投與反對保護藻礁的人士，也有類似的主張。認為這不只是自然環境保護的問題，還牽涉到能源政策、中部空污、護國神山，甚至是國家安全、國際局勢等等，影響的層面太廣、太複雜了，所以也不該訴諸公投。此外，這些傾向科技官僚統治的主張，又會因為台灣沒有溝通、只有數人頭的公投制度，甚或是某些政黨與中國的見縫插針而得到強化，進而反對公投制度。但卻違反了在價值取捨上人人平等的「科技民主」思想。

實際上，該不該在擴大二期後就給予高端疫苗緊急使用授權，也是價值的取捨，因而也是政治問題。然而，即便核准緊急使用授權的時機並不相同，各國似乎都是由相關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代替人民做決定。而大多數國家的人民也都接受這樣的程序。其實也是為了健康，暫時放棄自己的決定權。不過，一旦政府決定接受或不接受這些科技專家的建議，都得承擔相應後果的政治責任。這也證明了所涉及的不僅是科學事實的問題，而是價值取捨的問題。

台灣的特殊情況是，疫情議題在自由與安全之價值取捨上，與統獨、國家安全（也還是政治、政黨偏好）的價值取捨是糾結在一起的。前段提及的藻礁公投或是現在反而由親國民黨勢力所支持的核四公投，也因為可能動搖民進黨的執政，甚或危害台灣的國家安全，而混雜了諸多面向的價值取捨。

這令我聯想到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單面向人》一書中的分析。所謂「單面向」，即是否定現狀的面向消失，只剩下維護現狀、抗拒批判的肯定面向。在該書中，馬庫色把對單面向人的討論分為單面向思考與單面向社會這兩大部分。與台灣現況特別相關的是，單面向社會中的「戰時國家」的討論。

簡言之，藉由抬出一個威脅國家安全的敵人，對內要求團結一致，以此壓制反對與批判的聲音與力量。馬庫色的討論原本就不僅只針對極權國家，而是以此回答馬克思（Karl Marx[）預言的革命為何沒有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自然不能只以為這戰時國家的說法僅跟對岸的中國有關。不談所謂「防疫如同作戰」，事實上，在中國早已展開的總體戰爭之下，確實疫情（以及疫苗採購、疫苗開發等國民健康的問題）、藻礁、空污、核電，都可能被操作為動搖政府威信與執政黨聲望，甚而改變未來選舉結果的手段。

正如 2019 年日本天災後，中台兩國如何保護其旅日國民的傳言，還導致我國外交人員的自殺。若要細究，確實所有議題都可能與國家安全或主權獨立的維護有所關聯。但是，這之間仍存在著價值取捨──我們要為了國家安全與主權獨立而犧牲多少自由與人權？無怪乎，在疫情管控或疫苗緊急使用授權的問題上，仍有一些學者堅持從其專業發出對政府的不平之鳴。

但這些學者或社運團體，往往很容易就被貼上「膠」、「左膠」，或是「藻膠」的標籤。所謂「膠」，就是堅持自己的價值，不顧他人權益。特別是在前段所提到的議題上，通常是指不顧國家安全、不顧他人生命安全。討厭這些「膠」的人，就是覺得那些「膠」只管個人權益（利）與自由，無視他人生命安全或整體國家安全與主權獨立。這當然未必是事實。卻凸顯出，在前段幾個價值取捨的不同面向都糾結在一起，甚至都連結到國家安全的台灣特殊處境下，原本人人可以自己決定不同的價值取捨，卻彷彿變成是敵我之間的生死鬥爭。

即使不談價值取捨原本就是很個人的問題，其爭議本就很尖銳。在疫情籠罩蔓延的恐懼中，他人在疫情相關議題上不同的價值取捨，更容易被投射為對自身生命安全形成威脅。因此，社群軟體上解友、退群現象的大量發生，自然不難理解。畢竟，社群軟體讓人流連忘返，正是尋求價值取捨相近的伙伴，在同溫層一起取暖，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情緒共感。自然也就得到心理上的「安全感」。與此同時，卻也不得不犧牲了自由，立場不同的言論是不見容於同溫層的，嚴重時說是集體霸凌也不為過。

這些撕裂與對立，或許又會形成被進一步分化的罅隙。在台灣的特殊處境下，或許這又再一次與國家安全牽連在一起。怎麼辦？

我個人認為關鍵在於，在承認每個人都有權做出自己的價值取捨的前提下，認清這只是價值取捨的差異，並尊重每個人的決定。就如同每一次的選舉，其實也是藉由投票來表達個人的價值取捨。不論最後結果如何，都是一起承擔後果的命運共同體。也因此，做價值取捨時，不能只著眼於個人的權益與自由，確實應該考慮集體與國家的安全。

但前述馬庫色針對戰時社會的討論，卻也提醒著我們，無時無刻在任何議題上都只考慮國家安全，也是種「危險」。更尖銳地說，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卻無法容忍不同的價值取捨，這樣的國家意義何在？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對岸那個「厲害了我的國」如何任意剝奪人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無論如何，命運共同體的成員之間，相互尊重各自的價值取捨，不貼標籤，不輕蔑訕笑、不視為敵方，這應該是最基本的。

此外，不要一直待在同溫層內取暖，了解自己視角（perspective）的限制，但也偶而要追求一點勇於與眾不同、勇於作自己的自由，這也是讓自己能持續成長的關鍵。這亦是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超克人（overman）概念所意圖給人們的啟示。

換言之，既然自由與安全是兩個不相容價值之間的價值取捨，不要忘記，當你選擇了其中一方，同時也是捨去了另一方。用涂爾幹在《自殺論》這本書裡所要傳達的思想來說，社會（或集體）太多，或是個人（或個體）太多，都是很危險的。

不只是自由與安全，在個體與集體、個人與社會之間都存在著愛恨交織的關係。千萬記得一直有另一種價值的存在，永遠存在著不同價值取捨的可能性。不絕對化自己的價值取捨，而能夠看到自己的限制，理應也就比較可能給予他人應有的尊重。只有在尊重的基礎上，才比較可能相互包容與妥協，而不是完全否定對方的敵我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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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