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卓新沙龍紀實 No. 2／張潔平｜編輯作為一種技藝：形塑公共的策展人與守門人

2021 年 05 月 10 日 | 卓新沙龍,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專業

白欣｜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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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碰上了這樣的時代，那我就有責任用我自己，我在我的侷限之內，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張潔平

”

第二場《 2021 卓新沙龍》於 4 月 28 日登場，邀請到曾任香港《端傳媒》總編輯、《號外》雜誌副主編的張潔平，她筆下的「為時代紀錄，香港的陷落」系列評論，道出香港抗爭運動的故事與歷史脈絡，奪下去年卓越新聞獎「新聞評論獎」。

張潔平分享了記錄香港這一系列報導的心境，以及作為非典型評論人，過去擔任編輯的經歷，是如何影響她的思維方式和寫作模型。

編輯不只是職位　一窺箭與靶的寫作模型

作為新聞評論獎得主，張潔平卻說，不談怎麼寫評論，而是聊聊編輯在自身脈絡裡的重要性與影響。

張潔平對於獲得新聞評論獎還是相當驚訝，因為她自認並非典型的評論人，也甚少寫評論，撰文手法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評論寫法，張潔平說：「我覺得我是用一個編輯的思路在寫這一系列的。」

編輯在張潔平的認知裡，不僅是一種工作方式、思維模式，亦會出現在私人和微觀情境，像是朋友間的對話。我們在聆聽的當下，便已在腦中不斷編輯對方傳送來的素材，試著整理時序、對焦故事、思考情緒背後的原因，而後適時給予回應。而這般過程其實就是在寫稿。

談到寫作，張潔平分享自己的寫稿模型，就像是一支箭靶射中一個靶心，編輯則是壟罩在這一切的底層邏輯。她解釋，所謂的靶，是眼前的事件和它背後的時代；箭是個人的選題、採訪、寫作能力。當你的箭越利，你對世界的理解與掌握就越準確，也越不致射錯靶。

她也點出，每個人對靶的意象會有不同想像，以她個人而言，靶的中心是場景，如同拍攝紀錄片，需要有個核心場景，把觀眾快速帶到故事的中心。若沒有場景也無妨，因為最必要的是故事，故事會告訴讀者實際發生什麼、為什麼會如此。有了故事，那靶就成形了。

張潔平進一步說明，故事必須帶入歷史脈絡，才能真正理會故事的涵義。她舉例，香港  2019 年發起一場又一場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以下簡稱「反修例運動」），這些運動的脈絡，可能是香港社會積累了二、三十年對民主運動的追求與長年未解的矛盾。如果只看局部，任何一幀示威者與警察在催淚煙下對抗的畫面，都不能全然知曉到底為何人們要走上街頭、警察怎麼會有這樣的反應，也沒辦法準確對焦故事。

此外，辨析結構因素同樣是了解故事的關鍵。張潔平指出，研究世界民主國家轉型的學者胡安・林茲（Juan J. Linz）曾在書中寫到，在一個非民主的政體之內的次政體或是自治區，是不可能獨立享有民主。雖然林茲的這番結論還無法完全證實，但確能幫助理解香港追求民主的結構性制約因素。

張潔平自己的寫稿模型，就像是一支箭靶射中一個靶心，而編輯是壟罩在這一切的底層邏輯。圖：白欣攝＆張潔平提供

編輯的角色：感受、還原、再聚焦

當我們練好手裡的箭，打算瞄準箭靶的時候，編輯的角色是什麼？

編輯對張潔平而言，是可以領略從選題到最後寫稿的整個過程，且在每個環節幫忙重新聚焦的力量。編輯首先是以全新視角面對文本的角色，設身讀者的角度，想像初次看見文本的感受，嘗試穿透回採訪發生的時刻。

張潔平表示，編輯一方面要能帶入讀者的視野，從中調整通篇閱讀下來會冒出的疑問，不能讓讀者看完文章不明所以，並要觀察讀者跟隨故事走向而有的情感起伏和呼吸。另外，作者在寫作時的不安全感也是編輯要在意的，因作者會擔心辜負了故事、辜負了受訪者，尤其是遇上較為複雜的故事。

編輯更必須要拖住這種情緒，「你要去在意他（作者）被龐雜的材料遮掩了鋒利，不是這個作者不鋒利，是他已經出不來了；然後你要在意他被疲憊拖垮的激情，不是他沒有激情，他最初碰見這個故事的時候，跟你一樣有激情，但是他經過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的採訪，等到要寫的那一刻，可能他已經毫無激情可言了。」若能用編輯的眼睛重新審視，一邊設想為讀者，一邊置身於作者，便會有不同發現。

張潔平另論及，作者有時會不自覺用寫作掩飾採訪間的漏洞，兩句話一帶，就把盲點掩蓋過去。「但是每一個盲點，都是讓你的故事離偉大更遠了一步。就是編輯如果能發現的話，會逼你去誠實的面對你的問題，而你只有誠實才能重建信心，最終重建這個真實。」

至於為何會要重新聚焦，乃是因為事件發生後，先是透過受訪者講給記者聽，再由記者寫下來，編輯看到的，已至少經過兩、三人的手，難以確保是否還保留最初的故事性，或是那些打動人的瞬間。

張潔平坦言，在訊息傳遞中，光是要克制自己不去提前告知結局，不劇透，不爆雷，是很不容易的。且每個人在講述事件時，不免會帶進個人判斷。所以編輯得避開所有人的眼睛，回到最接近真實的地方，「你只有回到了那裡，你才有辦法把你的讀者也帶到那裡。」也才能還原受訪者當下經歷的震撼，以及記者發現事情的驚訝等情緒。

編輯要以新的視角面對文本，在意讀者與作者，並感受、還原、重新聚焦故事。圖：白欣攝

回到真實　相信故事的重量

張潔平再次提醒，不管是多戲劇性的情況或事件，編輯都要試著返回故事發生的那刻，找到真實，把故事原原本本的真實，放在讀者面前。

要想回到真實，便得能區分事實與觀點。張潔平觀察到，受訪者可能在敘說故事之際，加入個人視角，無論是自我英雄化還是自我可憐化，都是常見的情況，甚至記者也會加入自己的評判。

也因此，編輯需要冷靜地去辨別，想方設法回歸事實本身。況且，把記者咀嚼過很多遍的故事吐給讀者，其實對讀者並不公平。為此，張潔平重申，要呈現事實，但不要評判。「因為你要把評判的權力留給讀者。」讓讀者看到素材以後，自行生成觀點，而非被動接收。

紀錄片《殺戮演繹》（ The Act of Killing ）導演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部分訪談。圖：張潔平提供

張潔平也提到，有時記者會不經意被受訪者圈子裡的談話氣氛感染，進而放進文章，或寫些旁人看不懂的笑話；又或是以黑色幽默的筆調，來描述悲慘的事情，都很容易會被外人誤解為輕浮、刻薄，必須小心應對。

她憶述幾年前與紀錄片《殺戮演繹》（ The Act of Killing ）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訪談。 奧本海默為該片前往印尼，拍攝 1960 年代反共大屠殺的故事，卻遍尋不著願意發聲的受害者家屬，反倒是參與過大屠殺的殺手們，相當樂於在鏡頭前侃侃而談自己當年的英勇事蹟。其中一位殺手更是積極地要拍成電影重現給奧本海默看。

奧本海默處理電影的方式，觸及了張潔平過去在中國做報導的諸多疑問。尤其是——他到底怎麼能跟這麼黑暗的故事相處七年、每天跟殺人不眨眼的人待在一起？

於是，張潔平問他，如何不麻木，同時又能把故事帶出來。奧本海默坦承，麻木是無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須的，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方式。他還和朋友發明一種黑色幽默，調侃自己的處境，但不會在影片裡表現出來，因為那些只是為了避免被拍攝當時的沉重壓垮，才衍生出的權宜之計。

可新聞報導沒有那麼長的時間讓記者沉澱，再慢慢一層層去掉黑色幽默的外殼。因此，需要靠編輯與記者接力，剝除所有批判和權宜，「拿掉之後，你會還原出那個故事真正的重量。」張潔平說。

不過，張潔平也笑說，接力還原故事本質的編輯和記者，不吵架是幾乎不可能的，畢竟編輯就是要把記者摁住，不讓記者本人在故事裡出場。她對此期許，「大家都要相信，故事才是最有力量的，要讓故事本身說話。」無論編輯、記者皆要退場，彼此抽離出來，真實展現故事。

故事要一層一層褪去，褪到最接近真實，再放去讀者面前，讓讀者自行生成觀點。圖：白欣攝

層層剝除以後　不同時間線交織的能量與情感

對於還原故事以後的寫作，張潔平分享，除了常用的框架手法以外，可以嘗試把遇到的事件轉化成場景，轉化成對化，轉化成細節，或用人物的命運來推進，並將你發現故事的震撼、抽絲剝繭的過程，都完整保留給讀者，「真的不要帶讀者直奔最後的結果，你要相信這個故事的等待是有能量的。」

而交織故事的時間軸也是一種常見的寫作方式，尤當面臨延續長時間的故事。張潔平舉三篇報導為例，首先是〈一家書店的葬禮，和它告別的時代〉，記錄上海季風書園結束營業的最後一天，穿插開業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書店二十多年的記憶。

張潔平後提及，在反修例運動中，不幸墜樓離世的大學生周梓樂，其喪生的理由至今仍成謎一事。在〈將政治注入生命，眾志青年的青春殘酷物語〉文內，錯綜三條恆亙周梓樂生命歷程的時間線，分別敘述香港法庭為他開設長達一個月的死因調查庭、出事前的重要時間點、他這一生裡的香港，企圖拼湊並還原他人生最後的軌跡。雖然最終依舊沒能得出他墜樓的肇因，但即便在崩壞的局面下，大家並未放棄努力。這整個拼貼的過程，形同香港社會在為真相抗爭，同時是這座城市哀悼他的完整紀錄。

〈大雪過後，歸來的人〉則寫下兩位台灣年輕人因大雪受困尼泊爾山中，後來一人獲救，另一人在救援到來前已遺憾去世的故事。從困於山洞開場，回首過往登山經歷，再回到脫困現場，還原當事人遇困的情境。張潔平另談到，由於罹難者的家屬不希望以大眾媒體的形式面向讀者，加上生還者不願提，因此她在此文的處理上，與記者有個共識是「留白」。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你一個完整的故事，我們不能讓讀者以為這個故事是完整的，你得讓讀者知道這是一個不完整的故事，甚至這個不完整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張潔平強調，必須展現留白的邊界，讓讀者知道那裡是有故事的，但大家還沒走出來，也沒準備好要說。即使那隅留白是有殘缺的，卻保留了那個階段的真實和情感，需要被呈現出來。

針對故事中的情感，張潔平補充，「其實我覺得情感是真實的一部分，你的筆下帶著情感，就是你被故事感動了。」她認為作者要能透過自己的筆，讓當事人的情感豐沛的流露。好比報導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你不可能迴避街上那麼激烈的情感，因為那幾乎是真相的一個很大的面向。」

張潔平認為故事裡的情感，也是真實的一部分，需要被呈現與紀錄下來。圖：白欣攝

當灰落到身上那刻：看見時代和人的處境

重回編輯的主題，張潔平引《方方日記》的名句——「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灰和山指的是時代和個人處境，當落到你身上的那一刻，就成了故事。而這些故事，是讀者與作者共同面臨的時代難題。

張潔平以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隱喻總結，人與人之間的公共空間由小桌子建立。對張潔平來說，編輯就像那張小桌子，連結作者和讀者，建構各方能平等面對故事的空間。

最後，她回憶一路走來的心境。直言自己其實長年處在擔心寫不出好東西的狀態，幾乎不敢看呈交的稿子，寫稿也拖延相當久， 2014 年寫香港雨傘革命的文章便是如此。不過她逐漸敢於直視侷限，「我後來覺得不安全感其實來自於你對自己的期待過高，如果你把期待放的真實一點，其實你就沒有那麼不安全了。」

就算是鈍箭，還是得努力射中靶心。一如張潔平所說，「我就是碰上了這樣的時代，那我就有責任用我自己，我在我的侷限之內，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

張潔平以漢娜・鄂蘭的隱喻總結，人與人之間的公共空間由小桌子建立。以此思考作者、讀者、時代與人的處境之間的思辨與對話。圖：張潔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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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