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卓新沙龍紀實 No. 1／楊惠君｜從 SARS 到 COVID-19 世紀之疫的媒體報導新挑戰
廖家慧｜特約記者採訪報導＋楊惠君｜會後加場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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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君認為，從這些報導的經驗和發展，可以看出近代新聞媒體有三個重要的轉折點，是從記者為核心，到上至下的組織戰，到現在的多媒體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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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總主筆楊惠君率領團隊製作〈病床邊的照護危機〉系列報導，獲得 2019 年卓越新聞獎平面及網路「深度報導獎」，而多年醫藥採訪經驗，讓楊惠君深刻體會到不同疫情戰場中記者角色的變化，以及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考驗。
5 月 28 日晚間，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20 卓新沙龍》邀請楊惠君來分享她從 SARS 到 COVID-19 世紀之疫的報導挑戰與心得。
戰場的轉變，政府居然成為媒體對手
這個世紀經歷了 SARS、COVID-19 兩場大戰役，眾所肯定的是這次國家防疫有成，全國民眾每天都能收到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疫情說明，資訊取得更開放容易。然而，對媒體來說，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以往都是媒體間的競爭，沒想過有天競爭對手居然會是政府，甚至是學術期刊。
楊惠君認為，當所有疫情都是統一發布時，疫情宣布和民眾認知更一致，但也相對讓媒體報導內容單一化。網路時代大家都在比網路流量，然而疾管署的官方 Line 好友數高達兩百多萬人，每天下午的直播也拿下全國最高收視率，遠超乎其他媒體流量。
當政府身兼媒體角色時，政府平台會比其他同業媒體更強而有力。甚至，當官方也都開始自製圖表、有自己的社群平台、專業小編，內容都先做好了才對外發佈，資訊永遠都是領先各家媒體，成為速度最快，也是最吸睛的平台。
當年 SARS 發生時，網路化還沒那麼盛行，更想不到有一天新聞同業對手會是政府，造成記者非常大的壓力。面對 COVID-19 疫情，媒體受到相當大的挑戰，當政府的社群平台粉絲量比媒體多的時候，媒體要如何對抗政府成為課題。
楊惠君表示，雖然有些媒體政治立場不同，但政府都還是會接受不同媒體的訪談，然而，現在愈來愈難了，因為政府漸漸會篩選友善的媒體，也導致報導有一致性的情形。可見不管再怎麼民主開放的國家，都還是存在政府跟媒體搶奪群眾的情形，這是一個永遠不休的爭奪戰。
楊惠君表示，現在媒體最大的痛苦是如何取信於社會，媒體的對手不只有政府，甚至還有學術專業期刊。以這次疫情為例，相關專業期刊產量非常大，全世界最大的教育期刊也開放約 28,000 篇期刊供大家免費下載閱讀。
還記得疫情之初，媒體們拿到這些期刊很興奮，因為能夠對病毒有更多的認識，但隨著出刊數量愈來愈多，大家漸漸的不堪負荷，期刊發稿速度比媒體報導的速度都快時，要怎麼搶詮釋？
一些專業領域的科普媒體也成了競爭對手，大家都在搶速度，甚至專業期刊也開始出現搶快而資訊錯誤的情形，新聞從業人員面對這麼多期刊的資訊，篩選求證成了另一項挑戰。
當官方開始自製圖表、有自己的社群平台、專業小編，資訊永遠都是領先各家媒體，成為速度最快，也是最吸睛的平台。圖：衛生福利部@Facebook（Public Domain CC0）
COVID-19報導，見證數位匯流時代意義
與 SARS 比較，COVID-19 不只台灣是主戰場，而是全球連動。因此國際資訊也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知識訊息的開放，讓很多資訊的取得打破界線，這次學界許多數位資訊串聯，讓媒體、政府能快速掌握資訊。
楊惠君指出，即時病例是這次疫情各家媒體主戰場，大家使用不是 WHO 的數據，而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冠狀病毒資源中心（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的數位串聯，快速的將各國病例數據串聯起來，各國都能同步接收世界動態情形。
而不同媒體平台則以不同詮釋方式，讓讀者能以各種角度了解世界疫情發展。科學家、教育家以即時網頁的方式讓世界的資訊得以串聯共享，並且媒體們能透由這些資訊去做轉譯，進而做出不同形式的報導，都是很大的突破。
以前新聞報導是文字、影像為主體，現在工程師可以用這些大數據，做成不同形式的報導，也成為這次各家媒體投入的戰場。而 2009 年 H1N1 全球大流行 之後，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和各國重要科學家成立流感數據共享平台「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GISAID），在這次疫情也發揮很大的效果，病毒傳播途徑、變異情形、各國病毒株序列分析等都是公開的資訊，讓大家有更多免費資源去做研究。
台灣確診數、病例相對少，能透過這些公開平台取得更多資訊去做進一步研究，顯示出網路時代這些資源的意義和價值，也改變了媒體報導的形式。
這次 COVID-19 疫情各家媒體主戰場，大家使用的數據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冠狀病毒資源中心（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的數位串聯。圖：JHCRC (Fair Use)
三場戰役，媒體發展的三個轉折點
這次 COVID-19 防疫上的成功是奠基在 2003 年 SARS 我們經歷的血淚教訓，讓防疫體系更加健全。而追溯到楊惠君擔任醫藥記者的最早一場戰役，其實是 1998 年台灣發生的 71 型腸病毒，當時全台多達 140 萬兒童感染，其中 405 人併發重症、78 位以上病童因而致死。那一年正是楊惠君剛加入民生報的時候，也是她參與的第一場重大疫情。
重症的小孩留下終生的殘疾，侵襲神經系統，有些孩童因此癱瘓甚至需要終生使用呼吸器。當時的台灣沒有 CDC 這樣的防疫中心，檢驗預防檢測是分屬三個不同單位，而當年陳建仁教授極力推動統合運作一條龍的疾病管制署，赴美將這一套系統帶回台灣，因而建立了第一步的防疫體系。
楊惠君回憶起當年 SARS 發生的採訪環境，那時候，記者們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蒐集資訊，人力充足，而且記者們之間的競爭也很激烈。「沒有人知道哪個醫院有病例，哪個醫院有感染，也沒有人會告訴你，都是記者要自己去查找線索。」
楊惠君當時駐守台大醫院，每天在醫院流竄，有些醫院不能進去的時候要跟行政人員借制服以免被驅趕，當時的戰場就是在醫院打野戰。沒有人會跟你證實哪些事真實發生，大家會盡量不讓消息曝光，所以偶有錯誤消息，記者們每天都在資訊中掙扎，努力確認消息的真假。對比之下，這次 COVID-19 的記者們幾乎都在 CDC 等待政府統一公開資訊，報導的多樣性和可能性相對少了許多。
楊惠君認為，從這些報導的經驗和發展，可以看出近代新聞媒體有三個重要的轉折點，是從記者為核心，到上至下的組織戰，到現在的多媒體跨領域合作。
早年媒體以記者為核心開展，重視記者的專業能力、人脈、線索，記者單打獨鬥能力強，媒體內部會以記者做的內容決定報導的呈現方式。後來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強調從上而下的組織戰；到現今多媒體時代，轉變為網路數位匯流。
行動載具顛覆民眾生活，也顛覆媒體呈現內容的方式，不再以記者為主軸，而是加入許多跨專業的人才，包括工程師、美術等等，資訊取得方式更多元，讀者也能隨時發表意見，挑戰隨之而來。
遇到重大事件，梳理出歷史脈絡、傾聽當事人的聲音非常重要
SARS 發生時，整個失控的爆發應該就是和平醫院封院開始，最重要的是處理和平醫院封院的手段、人權、生命、醫療體系、環境的運作，這些背景的核心都可以從和平醫院開始。一開始得知武漢封城，楊惠君首先就聯想到和平醫院當時被隔離醫護的心情，而現在醫院有分艙分流的知識方法，都是當年經歷這些血淚的醫護所堆砌出來的。
「把歷史脈絡梳理起來，可以讓我們去理解和解釋現在的防疫手段、公權力擴張有無越界的情形，我們會知道我們從哪裡走來，我們會不會再重新走過這樣的路。」楊惠君強調。
此外，當訊息都是統一來自中央，大眾對疫情的理解或許會有限制，但過程中決策都沒問題嗎？這些事情的實際狀況又是如何？
楊惠君認為，所有事件不能只有一個主流的聲音，媒體應該想辦法找到當事人，把最接近第一現場之人的說法呈現出來，讓大眾能看到不同面向的情形。因為秉持著這個信念，《報導者》在這些日子以來的報導，除了疫情的發展，也採訪到 SARS 當年抗命拒絕回和平醫院的周醫師、SARS 當年最後一位因為實驗室感染者詹中校、武漢包機事件報導、以及鑽石公主號上真實被感染病人的經歷等等報導，希望能更貼近真實：
〈武漢肺炎病毒株分離後：抗SARS老將坐鎮，中研院P3實驗室全面備戰〉
〈我和病毒共處的50天──歷經鑽石公主號「海上隔離」，1名感染者的告白〉
〈首班武漢撤僑包機今晚起飛，首批200多人將回台，仍有人自願留下〉
〈首班包機爭議的背後：武漢台協錯估形勢、台辦挪做人情、台商單向枯候〉
楊惠君認為，有第一手當事人的聲音，民眾才能有共感，知道他們經歷了什麼，而不會隨意為他們加註標籤，也不會無情的嘲諷他們造成國家資源浪費。
「我們永遠不希望只有官方呈現的單一資訊，而是讓不同面貌的人可以陳述他們真實的所見所聞所感。我們一定要找到政策上不完美的地方，在這些過程中還是要堅持程序上的正義，每個程序都要能被檢視，民主國家的根基才能更穩固。」
即使不被看好，也要有當烏鴉的勇氣
媒體的角色是建構事件的全貌，社會組成不同，各個角色在同一事件中面臨的情境也不盡相同。應該要透過報導，促進大家溝通，用不同的敘述方式讓大家知道這些事情與我有關。媒體永遠都在找尋可能的解方，避免迷失在防疫成果中，即使媒體在民眾心中的公信力不斷在下降，還是要勇敢抗爭，要有當烏鴉的勇氣。
COVID-19 疫情影響全球，是歷史的重大事件，在這個快速變動的環境下，留存每一個時刻的進展和爭議，是媒體很重要的時代責任。《報導者》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作為即時新聞的管道，同時從中找出可能走向和問題開展深度文章。希望讀者每天只要透過《報導者》的內容就能掌握全面資訊，除了製作即時疫情發展報導，也致力於專題和深度報導，強調人與事的掌握與解讀，掌握關鍵和專業者，對疫情走向有精確的判斷，才能在新聞熱區中取得議題領導的位置。
會後加場 Ｑ＆Ａ
《2020 卓新沙龍》首次啟用 Slido 彙整聽眾的問題，獲得熱烈的迴響。圖：廖家慧攝
由於 COVID-19 疫情，《2020 卓新沙龍》第一次使用 Google Meet 開啟線上參與，也首次啟用 Slido 彙整聽眾的問題，獲得熱烈的迴響。因為時間的限制，楊惠君親切地在會後以書面回答以下現場尚未回覆的問題：
????請問能否分享《報導者》與獨立記者的合作模式？關於疫情新聞的「搶快」、「即時」這件事，《報導者》如何衡量一個專題要花多少時間做資料搜集與人力分配呢？
ℹ關於與國外獨立記者合作模式，《報導者》無論與國際獨立媒體組織如「GIJN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日本調查報導媒體《早稻田紀實傳媒》（Waseda Chronicle）、印尼調查媒體《時代報》（Tempo.co）都有合作，也曾共同完成跨國合作報導，如〈穿山甲從走私到保育之路〉、〈血淚漁場〉等專題。
《報導者》也與個別的獨立記者有合作，從國內到國外皆有，合作方式包括：獨立記者主動提案以及邀請他們參與我們的專題，合作模式很多元也彈性。主要還是在於議題的性質，以公共性、文化性、深入性或重大性為主。
至於如何搶快及分工，從香港反送中抗爭到 COVID-19 疫情，是影響全球、甚至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並且推展快速，留存每一個時刻的進展和爭議，是媒體很重要的時代責任。所以，我們由臉書粉絲頁做為即時新聞的管道、同時從中找出可能走向和問題開展深度文章。
在人員上的調度，先組成小組，輪班在疫情中心整理完整的當日疫情與防疫新措施（這部分也與其他媒體拆成單篇單篇訊息、拼點閱的作法不同，我們希望讀者每日看我們的即時整理，就能完整掌握當日重點），即時部分還有大事紀及多媒體網頁收納即時病例。
至於專題和深度報導，重點在人與事的掌握與解讀，必須「超前部署」，掌握關鍵和專業者，對疫情走向有精確的判斷，才能在新聞熱區中取得議題領導的位置。
????請問您覺得《報導者》對於您的報導有何影響，如果在您曾經任職過的《蘋果日報》，您認為您的報導會有什麼不同？
ℹ每個媒體有它的性格與核心價值。《蘋果》講求時效的爆發性，網路即時化後，一則新聞可能拆成數則，缺少整體面向，但新聞的衝擊性較強。
《報導者》則希望在具有爆發性的新聞中，架構更完整的脈絡，把問題梳理更清晰，會有後設思考，這篇文章可具留存性。
????美國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以專業身份提供研究知識，請問台灣是否有這樣的平台，一般的新聞媒體在面對疫情如何檢視論文、資料的正確性？
ℹ台灣目前仿照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也成立了台版的SMC——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但參與的專家學者還較為有限，不如英國 SMC 那麼即時性且全面性，對專業領域或媒體都極具參考性。
目前我們的作法，仍是多方查證、確認，找到國內這方面具公信的專家，協助審核，再考量對公共性或專業性的重要性和影響性，作出是否報導的決定。
????從體育記者轉換到醫療領域，請問困難嗎？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體驗？
ℹ醫療領域專業性高，初期投入時當然有養成學習的過程，所幸當年的報社便是專業導向且人力充裕，我們被分配到的「路線」很小，所以可以蹲得很深。除了勤跑大概沒有什麼偷吃步。
不過，事實上，其實記者是一個需要具備綜合性常識的工作，專業領域當然必須耕耘，但對各種事務都有興趣與涉獵，對於議題的想像與領悟，會更寬廣、更靈活，記者不該被「路線」綁住／架。
????不同新聞台近來常出現相同的新聞、相同的影片來源，讓台灣的新聞顯得內容貧乏。請問您對於這點的看法如何？
ℹ當記者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反骨」，不輕易接受任何「說法」（包括權力人物或權威物），不要太容易被「標準答案」說服，多問、反問，雖然有些重要新聞有最核心的問題是每個媒體都必須滿足自己的讀者，但能同中求異，才能塑造媒體品牌性，影響性，也能建立記者職業的尊嚴與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