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收視不如預期 觀眾對運動轉播無感 媒體應致力打造運動媒體產業鍊
宋思彤｜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觀會客室」講堂活動，邀請來賓與會對談，同時也開放了現場與線上網友的提問，解答觀眾對於體育媒體的疑惑。（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此次「媒觀會客室」講堂活動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黃哲斌（左起）擔任主持人，邀請愛爾達體育台台長謝思毅、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劉昌德、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陳子軒與會對談。（翻攝自媒觀直播╱特約記者宋思彤擷圖）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舉辦「媒觀會客室」講座活動，以「怎麼看有差嗎？從運動轉播看見媒體變遷」為題，邀請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陳子軒、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劉昌德，以及愛爾達體育台台長謝思毅，三位講者各自擁有體育學界、新聞學界，以及電視媒體的實務經驗。
這次講座以近期世界盃切入，並探討觀眾收視行為、體育產業娛樂化，以及運動媒體在台灣的發展、歷史與困境，進行深度討論。
為什麼一個國家要辦世界盃，或許有許多原因，座談主持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黃哲斌特別提出了「運動洗白」的概念。卡達在籌辦世界盃的過程爆發許多爭議，其中最大的問題莫過於「移工的人權疑慮」——卡達境內超過190萬名移工，卻沒有安全的工作環境。
不過，隨著比賽開始後，這些爭議跟球場上的「政治訴求」都被淡忘，甚至被轉移焦點。其中，「媒體版面」佔了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尤其非轉播單位的新聞台，都給予非常大的連結」，陳子軒提到，雖然這一次的世界盃熱潮依舊，但傳統媒體的收視率表現卻不如以往。從聲量到電視媒體的轉換，這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愛爾達從2010年取得南非世界盃轉播權後，已經連續4屆轉播世足。「電視的收視率確實受到很多影響」，謝思毅拿出國外轉播的收視率資料，包括中國央視、日本轉播單位的收視曲線，同樣呈現下跌趨勢。
為什麼亞洲國家都同步下跌？謝思毅認為，這跟賽事的時間安排偏向「歐洲思維」有關，他舉例，「歐洲的比賽都配合了他們的主流時間，例如有歐洲國家參與的球賽，就安排在歐洲時間的晚上7點半」，換算台灣的時間就是凌晨3點，時段相對來說較不友善。
「像是台灣時間下午6點，澳大利亞對上突尼西亞的比賽，排在電視收視率的前3名」，謝思毅補充，由此可見，「時段」對於電視媒體來說，確實有不小的影響。
本屆冠軍阿根廷隊長梅西（Lionel Messi）在領獎時，被披上在當地象徵「貴族」的罩袍（bisht）引發爭議。劉昌德以此舉例賽場上的政治議題無所不在。（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除了世界盃足球賽賽程的時間安排，台灣國內社會的外在因素，也會造成收視率的浮動。像是世界盃開踢第一週，恰巧適逢國內九合一大選的「黃金週」，不論在賽前宣傳、首週的媒體版面上，世界盃的版面多被選舉取代。
即使隨著選舉結束、球賽進入白熱化階段，但據謝思毅觀察，「反而是在第一個禮拜，台灣的觀眾會有比較好的收視風氣，尤其前三天就有英格蘭、德國、西班牙、日本，都被安排在台灣的黃金時段（約晚間六到九點時段）」，不過被選舉削弱了光環。謝思毅認為，這可能也是本次世界盃的電視收視率，沒有顯著上升的原因之一。
「年輕的觀眾，確實全部都往網路走了」，謝思毅分析世界盃期間的電視收視率表現，認為「現在會留在電視的，大概只剩35歲以上、甚至45歲以上會更加明顯」，為了迎戰大量的收視群眾，這次取得轉播權的愛爾達、中華電信，可是做好了十足準備。
2018年的世界盃足球賽，愛爾達攜手中華電信推出轉播服務，卻因為流量瞬間湧入，造成平台大當機，只能被迫開放免費觀看。雖然締造了流量高峰，但卻無法從OTT取得任何訂閱收益。
時隔四年，這次終於寫下了漂亮的新頁，「尤其去年的東京奧運轉播，是一個收視習慣的改變、也是很成功的壓力測試」，謝思毅說明，經過時代更迭，現在許多觀眾已經不再只以「電視」作為收視平台。
不過，OTT 平台即使獲得爆炸性成長跟收益，但「左手通右手」的隱憂也令謝思毅十分擔心。
「比較悲觀的是，整個市場並沒有變大。甚至，25歲以下的觀眾，對於『體育轉播』似乎不是那麼感興趣」謝思毅提到，愛爾達從10年前開始耕耘年輕族群，10年後雖然有所收穫，卻難以培養所謂的「第二代球迷」——這樣的收視斷層，也讓身為台長的他相當擔心。
「目前還沒有辦法找到跟年輕觀眾、未來這群主力族群的共鳴」，謝思毅坦言。
未來或許暫時無法找到方向，不過，或許我們可以「以古鑑今」，回顧過往的媒體轉播與觀眾收視習慣的歷史。
「電視台、新科技為什麼需要運動節目？因為它是非常吸引人的」，劉昌德強調，像是號稱國球的棒球人氣相當高，有了轉播權等於是取得「殺手級應用」。
劉昌德回顧過去有線電視的發展史，1993年《有線電視法》設立後，許多第四台和衛星頻道開始競爭體育賽事的轉播權，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始祖的非TVIS（今年代 MUCH 台）莫屬。
「一開始攝影機還抓不到球，打左外野、他去拍右外野」，劉昌德笑說，當時還被球迷罵得要死。不過在短時間內品質提升、觀眾增加後，轉播的權利金也逐年上漲。
1997年，由中信主導的緯來企業大舉進攻運動轉播市場，除了成立緯來體育台，甚至以當時的「天價」買下了中職轉播權，立下了一個無人可超越的標竿，「只要有新的傳播科技出現的時候，或是有新的競爭者進來時，職棒轉播的『輝煌史』就會被提及」，劉昌德說。
職棒轉播發展過程中，經過了聯盟分裂、合併、假球案的風暴，緯來依舊長期主導職棒轉播。直到2014年，這樣的局面終於被打破——轉播不再以聯盟來賣，而是以各隊為單位出售，雖然創造更多收益，但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窘境。
劉昌德舉例，球迷可能無法很直觀地找到某個球隊的轉播；球團也會因為轉播金不同，產生「貧富落差」的現象；球迷以往共同收看的「集體記憶」，甚至可能在轉播權拆分後，造成記憶破滅、碎片化的現象。
「或許商業上有很多好處，」但劉昌德也提醒，要記得從觀眾、球迷的角度出發，尤其在媒體科技日益變遷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重新看待『這樣的世代下還有什麼』」。
未來，媒體也必須試著把眼光放遠，從轉播賽事本身出發，延伸出一個宏觀的「運動媒體產業鍊」。
「我們要面臨一個殘酷的事實，『運動』對觀眾來說，好像不盡然這麼特別」，陳子軒以OTT發展的趨勢，歸納出新觀點：一樣的月費，觀眾可以選擇買全方位的Netflix，為什麼要買一個運動專門的轉播平台？
陳子軒以網路媒體發展的態勢，觀察現代閱聽人注意力普遍下降。（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陳子軒以網路媒體發展的態勢觀察，他發現，在現代閱聽人專注度普遍低落的情況下，一場動輒兩、三個小時的比賽，要能夠持續吸引閱聽人注意力「是困難的」。不過也能觀察到，Google、Amazon 等科技巨頭，對於這個產業依然抱持著高度興趣。
「因為他們所看到的，已經不只是運動賽事本身」陳子軒舉例，像是近年崛起的運動紀錄片（Sports Documentaries），除了介紹人物的成長歷程外，甚至加進了「感情」元素在裡頭，不單單只是單場比賽的數據。
「我們可以用紀錄片的形式，把運動賽場上感人的、具爭議的，或者與球迷產生牽連、羈絆的內容記錄下來」陳子軒認為，這些內容與觀者產生共鳴，並深化他們對體育比賽的情感。
除了紀錄片外，還有許多戲劇、遊戲、動畫是與足球有關，陳子軒舉例， Apple 原創的運動喜劇《泰德拉索：錯棚教練趣事多》、EA 的《FIFA》系列，都引起體育迷的注意跟興趣。他認為，「『運動』其實已經轉化成娛樂」。
運動媒體的未來，真的容許我們樂觀嗎？
「但當《全明星運動會》的收視率，比運動轉播還要高的時候，就知道麻煩大了」陳子軒也觀察到最近「運動型綜藝節目」崛起的跡象，並提出身為學者的擔憂。
他認為，網路媒體雖然提供了一個舞台跟多元敘事的管道，但取得代之的是「全球化」的競爭，「這或許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與會來賓回應現場、線上觀眾提問、對於未來運動媒體的發展，三位老師的看法都不盡相同。（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不過劉昌德反而沒看得這麼悲觀，他認為不管是哪種運動掀起的「體育熱潮」，收視人口或許會短時間激增、但也會面臨減少的情況，「他們背後都會有不同的球迷，有些人來來去去、有些人是看熱鬧」。
劉昌德以健康、多元的角度看待這件事，並試著同理觀眾的心態。他認為，「重點在我們該如何健康地經營，讓運動轉播成為穩定的生態系」。讓頻道不論在體育淡季或是體育旺季，都能支撐起連綿不同的各式轉播，並長久地、永續地經營下去。
「我的角色比較世俗一點啦，就是成本跟金錢」謝思毅笑說，要長久經營體育頻道，當然會在這兩者之間取得權衡，「但我們還是希望，把運動賽事的迷人之處，持續地發揚下去」。
謝思毅也期盼同樣在產業內努力的同業們，「當年我們怎麼被感動進來的，我們就怎麼感動觀眾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