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工作經常充滿各種壓力與風險，也因此可能面臨各種職業傷病。為了協助新聞工作者面對這些狀況，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舉辦「全傳媒勞教—槍炮、病毒與採訪：媒體工作的命運」，播放戰地記者瑪莉柯文（Marie Catherine Colvin）的真實故事改編電影《私人戰爭》（A Private War），並邀請台大醫院環境職業醫學部陳宗延醫師，探討疫情和陳抗中的記者職災與職業病，並由工會理事長嚴文廷擔任主持人。

活動下半場的綜合座談，更邀請到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企業工會理事彭婉晴及工會秘書高若想、《鏡週刊》記者曾芷筠和《報導者》記者林雨佑一同討論。

陳宗延醫師表示，以古典的意義來說，記者的工作是再現真實，而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之下，很多真相可能是震撼，甚至殘酷的。和一般的勞動比起來，新聞工作者的產出和自身心理、身體健康的關係更加緊密。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以及我國的法律定義，職業傷病係指起因於工作或執行職務過程中產生的傷害與疾病，在認定上包含五大準則：疾病證據、暴露證據、文獻一致、時序性，以及排除其他原因。

疾病證據指的是明確的病名及確診的證據；暴露證據是指暴露在工作中的危害之證據；文獻一致則是指有相關文獻證明，工作中的危害確實會使得到該疾病的風險上升；時序性是指工作上的危害與疾病的發生有合理的時間順序；最後，則要排除該疾病由其他原因引發的可能性。傳統上，「工作引起」的比例要佔50%，才會被認定為職業病。

「大家都知道要注意自己的體重、腰圍、血壓等健康指數，但是如果沒有合理的工時，有可能做到嗎？」

陳宗延表示，俗稱的過勞，法規上叫「職業促發的腦心血管疾病」，包括耳熟能詳的中風以及心肌梗塞。

「過勞」的職業暴露包含三種：首先是異常事件，也就是在發病的前一天有特別異常的狀況，例如被責備或爭吵等導致情緒急遽變化的事件。第二是短期工作過重，例如前一週內工作量變化很大。最後是長期工作過重，指的是在發病前的一個月內，加班時間達100小時，或是前一到六個月內的月平均加班時數達到80小時。在此，加班指的是基本工時，亦即從176小時以上起算。

即便「工作過重」的定義看似明確，但實務上常會面臨一個問題：很多雇主都會把工時造假。

那要如何去追溯自己的工時呢？陳宗延指出，可以使用手機裡面的Google Maps記錄，根據使用者足跡的定位，能顯示出在各個地點停留的時間，藉此推估實際的工時。

以2020年的「金山區公所小編過勞死」事件為例，單以帳面上的加班時間來看，每月加班時數剛好在超標邊緣，後來透過Google Maps的足跡記錄，以及在金山區公所的Facebook發文和拍照，才發現許多沒有列在加班出勤資料中的公務行程。

陳宗延建議，記者在外訪的時候，還是要注重自己的工時記錄。若是在家工作，可以利用電腦的事件記錄器，例如Windows會顯示WORD或是POWER POINT打開的時間。盡量把自己的工時記錄起來，權益才有保障。

我國有關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之職業病認定，有兩份職安署發布的指引供醫師參考，分別是「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和「職業相關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認定參考指引。

常見與職業有關的PTSD暴露要件包含：直接經歷創傷事件，例如戰爭，或受到身體攻擊；親身目擊事件發生在別人身上，或是知道事件發生在親密的親友身上；一再經歷或大量暴露在令人反感的創傷事件細節中，包含透過電視、電子媒體、電影或圖片的工作相關暴露。

而PTSD的症狀則包括：侵入性症狀、逃避行為、認知和情緒上的負面改變，以及警覺性和反應性的顯著改變。

侵入性症狀係指不斷發生，且不由自主地被創傷回憶困擾，或是惱人的夢。逃避行為則是指努力逃離與創傷事件相關的記憶、思緒或有關的事物。

認知和情緒上的負面改變包含解離型失憶、誇大的負面信念（例如：「我很壞」、「這世界非常危險」、「沒人可以相信」）以及感覺到與他人疏離、持續無法感受正面情緒。警覺性和反應性的改變包括易怒、不顧後果或自殘行為、過度警覺及失眠等。

曾芷筠指出，電影《私人戰爭》所側重的是瑪莉柯文單眼失明後，到她過世的十一年間，但其實她的PTSD症狀早在失明之前就有跡可循。在戰場上目睹大量死亡固然與瑪莉柯文的PTSD有關，但其自身的私生活、婚姻失敗等因素也和她精神上的痛苦夾纏不清，導致出現的症狀無法以PTSD的客觀標準來衡量。

林雨佑表示，自己沒有戰地經驗，但曾跑過各種陳抗現場。八年前（編按：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與323佔領行政院事件後，許多記者同業身上都出現類似PTSD的症狀，但他自己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可以看出PTSD的有無與樣態和個人因素有著相當的關聯。

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林近在其學位論文中，針對台灣的社會線記者進行調查，指出當中有7%具有明顯的PTSD症狀。值得注意的是，PTSD和與工作相關的罪惡感、情緒同理、道德兩難呈現正相關，因此PTSD有時也被稱為Moral Injury—與道德有關的心理傷害。

陳宗延指出，需要持續報導Covid-19疫情的記者會不斷看到人們因疫情而受苦，因此容易出現PTSD或憂鬱症的症狀。

他建議將創傷議題納入職前訓練，例如：何謂創傷、如何面對、求助資源跟管道等。他說，管理者應具有敏感度，能觀察第一線記者的情緒反應，給予同理關懷，以及即時的職務調動，並避免無經驗的新進記者獨自處理重大災難事件；此外，組織應制定上下一致的規範，減少記者的道德兩難。

彭婉晴表示，北市聯醫工會接到的申訴通常是一些較難判定，院方不太願意承認的案例。「有時候如果在資方這一端無法請到補償，其實員工自己是有權利向勞保局申請的。審核過了的話，就是強而有力的可以和對方（雇主）爭取的證據。」此外，不只是醫藥費可以向雇主要求補償，事後的復健也可以請求工傷假以及醫療補助。

高若想則透過實際的案例說明，工會在與資方談判、抗爭時，己方資料與證據的齊全是最基本的，實際上要抗爭成功，往往還涉及輿論情勢的分析與時機的掌握。

陳宗延醫師建議，進行職業傷病的認定時，流程上可以先攜帶疾病證據到職業醫學科門診，讓醫師協助補充疾病證據、收集暴露證據、並確立時序性、文獻一致性、排除其他原因。然後請職醫科醫師開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及「職業病診斷書」。在職醫科個管師指導下填寫「勞保被保險人傷病給付申請書」，並將文件送至勞保局。

陳淑綸表示：「這次烏俄戰爭，我一方面覺得媒體完全使用外電讓我覺得新聞品質有點低落，但真的要派媒體到俄烏邊境的話，我又非常擔心我們的從業人員到底有沒有相關的戰爭訓練或防護設備？或是在當地前線採訪的時候，後面的Backup到底有多少？甚至，台灣連戰爭險都沒有賣，那我們的記者要怎麼樣拿到保險而能夠出國呢？」

嚴文廷則表示，自己以前在做媒體工作時，因為缺乏相關知識，自己有沒有PTSD都不知道。「有手機焦慮症或是半夜睡不著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或是從香港回來之後就一直聞到瓦斯味…」

陳宗延指出，台灣的職業病最大的問題就是，大部分的職業病都在冰山之下。他說，職業病的精神疾病，在2020年只有七件，再前一年也是七件。為什麼會這麼少？許多人正因為缺乏病識感，沒有去求助，也就沒有疾病診斷。去精神科診斷時，醫師可能過度要求證據的整全性，但很多時候其實勞工並沒有辦法好好地蒐集或保存這些證據。最後，過於潔癖的學者也可能因為個案本身以前的精神病史就將其排除。

凡此種種都使得台灣能夠被認定為職業病的精神疾病個案寥寥無幾。陳宗延說，如果能透過宣導與勞動教育，使相關知識普及，讓因為工作產生的身心症狀不再是「不能說的秘密」，才能讓這些事情浮出檯面，進而從源頭去改善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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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