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明Ｘ孫窮理Ｘ余志偉Ｘ李三沖Ｘ梁駿樂Ｘ鄭怡雯｜影像的力量：行進間的社會運動

在「有圖有真相」的心理預設下，新聞攝影經常只被當成文字的配圖，其細節或觀點卻鮮少被細究。在普遍的「影像麻痺」現象中，原本就已經處於大眾注意力邊緣的「社會運動」又要如何殺出一條血路，讓自己被看見？

2020 台北國際攝影節的紀實攝影展區，以「行進間—影像與社會運動」為主題，在展覽最後一天的論壇中，策展人黃子明；參展攝影記者孫窮理、余志偉；媒體工作者李三沖、梁駿樂；以及學者鄭怡雯，共同探討影像與社會運動如何相互為用，以及攝影記者在記錄抗爭時所經驗的心理歷程。

「影像要產生力量一定要有傳播的過程。」

對現代人而言，影像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同於文字擅長於複雜概念的表達，影像的傳播特性在於容易帶給觀者感官上的刺激，進而引發情感共鳴。許多社運工作者、非營利組織現在都大量使用影像作為推動理念與訴求的工具。

資深攝影記者黃子明表示，平常在攝影展當中，紀實攝影較為人側重的往往是照片的藝術性，而這次他希望針對影像的社會性與批判性進行探討，因此他以「影像與社會運動」作為策展主軸，並且以影像、社會運動，以及傳播過程這三個要素作為討論基礎。

這次展覽的主題分別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和台灣的南鐵東移事件。黃子明表示，當初策展在主題的選定上，主要是考慮到一個是屬於政治性的議題，另一個則是由公共政策所引發的社會運動。他說，南鐵東移這個議題在台灣並不是單一事件，這樣的公共政策從政策擬定到執行，過程相當漫長，而不論是作為媒體或是社會工作者，在整個過程中的心裡狀態也是很複雜的。

「也許是因為我本身從事媒體工作三十幾年的經驗跟習慣，我會更重視影像在當代的價值或是傳播性。」他說：「所謂社會性的影像並不表示就要完全排除藝術性。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夠更去關注影像在社會裡扮演的角色，這是我的出發點。」

黃子明說，不論是現在的香港，或是戒嚴時期的台灣，參與社會運動的抗爭者對於媒體紀錄的影像，其實都抱著一定程度的擔憂，恐怕這些影像成為日後當權者清算的工具。因此，在台灣早期的街頭運動裡，群眾攻擊攝影者是非常普遍的狀況。

另一方面，執法者也不樂見媒體影像中對於抗爭現場細節的描述，所以 80 年代像他這樣跑街頭運動的攝影記者，也經常面臨警方的暴力攻擊。攝影記者在這種「兩面不是人」的處境中，一邊應對高風險的周遭環境，一邊還要思考如何拍攝、運用影像形式表達觀點，其難度之高、壓力之大可以想見。

《報導者》攝影主任余志偉在 2019 年 6 月和 8 月到香港採訪，當時運動尚未到最激化的階段。他說，那時香港呈現出有希望的氛圍，民眾希望用媒體的力量以及在地創作者的作品，向世界呼籲支持香港的自由與民主，也向中國政府表達不輕易放棄的意志。香港民眾對記者，尤其是台灣的記者大致上都相當友善。

8 月開始，運動激化程度提升，開始有人丟汽油彈，並且陸續有罷工行動。余志偉一度被香港的媒體同業戲稱是「和平大使」，因為他待的地方都不會出事，但只要他一離開，就有災難發生。現在提起這些事情，余志偉已較為釋懷，但是當時作為一個攝影記者，總是與事件錯身而過，他可是十分懊喪。

也因為面臨這樣的狀況，余志偉自問：在運動現場，除了拍攝第一線那些最顯眼、最具衝突性的照片外，攝影記者還有什麼角色？他開始轉換想法，將身分認同的向度拉進攝影記者的視角，並且影像產生意義的時間軸拉長；亦即，「身為台灣人」該如何在一年甚至兩年後看待這場運動？

帶著這樣的思維，在這次攝影展中，他挑出一張自己特別有感的照片放大展出。那是在荃灣面臨警方鎮壓，沿著大道往後方跑的三名示威者。余志偉說，其實拍攝那張照片的當下，他心裡想的是：天啊，我又失敗了，我沒有拍到一個很激烈衝突的畫面。那時太陽已經西下，特地在制高點等待的他非常沮喪。

不過事後他卻發現，這是一張能帶來省思的照片。「就是希望我們一兩年後再來思考這個運動時，可以冷靜地說：也許在這個運動中我們是失敗的，作為一個外地媒體，或是曾經跟香港站在一起的我們，也許在這個點上面是失敗的。對抗非常巨大的一個體制，要嘛玉碎，要嘛瓦全，我們到底要選哪一個？」

余志偉提到，在高強度的抗爭現場，行動會持續多久是難以逆料的。現在新聞工作者極度仰賴電子設備來進行作業，因此必須具備明確的戰備意識，來確保相機、電腦的續航力足以支撐到採訪結束。像香港理工大學事件發生時，現場被封鎖了三天三夜，一旦離開就不可能再回去，這種情況下，也必須考量到資料的傳輸途徑。

對此梁駿樂特別有感。生於香港的他目前是台灣公視特約記者，他在 6 月 11 日搭飛機回到香港，回家放下行李，連覺都沒睡就趕到抗爭現場，報導第一波的反送中運動，持續工作了 24 小時。因為擔心沒時間充電，所以他把電腦、相機的充電器跟所有電池都帶過去，加上許多記憶卡。他甚至考慮到，如果情況演變到跟六四事件一樣嚴重，警察可能會開始沒收記憶卡，那麼記憶卡要在何時更換、收藏在什麼地方這類事情就必須事先盤算。

梁駿樂說，許多同業在這次的工作經驗中都提到設備的輕量化這件事。除了不知道何時採訪工作會結束之外，也因為到後來示威者的行動都極具機動性，腳程又快，記者們必須極迅速地四處奔走。如果照往常帶著筆電與角架的習慣，很難跟上運動的節奏。

那次採訪最困難的，就是示威者的「露臉」問題。由於擔心日後會惹禍上身，許多運動者事前已經在社群網路表示，不希望露臉。這當然對攝影記者們帶來很大的挑戰。

梁駿樂說，國安法通過後，只要警方要求媒體提供照片或媒體素材，媒體都必須給，否則就違反國安法。那時雖然國安法尚未通過，但包括梁駿樂在內，許多香港新聞同業都想方設法地在「做好報導」與「保護受訪者」之間求取平衡。他說，這對新聞工作者非常重要，不然記者跟受訪者之間不會有信任關係。

他提到，像香港的《立場新聞》為了避免警方訊問，在許多專訪都會做匿名處理，甚至刪除相關資訊。「說實在我們也不是幫政府做事情的，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掙扎要怎麼拍。」梁駿樂後來偏向拍大的環境、場景，而不是特地拍人的特寫或頭像，透過這樣的方式保護受訪者。

「街頭呈現的衝突或是對抗，背後有很深很深的過程。」

孫窮理從 90 年代後半開始進行以社會運動為主題的媒體工作，先後創立了《苦勞網》以及《焦點事件》，兩者都是以社會運動為主要關注對象的網路媒體。

他說，這次展覽的邀約有點趕，沒想到在未經討論的情況下，自己跟其他三位攝影師所挑選出來的照片，在調性上出乎意料地一致。「我們最後挑出來的照片全部都不是街頭衝突的照片，也就是我們一般認為社運的新聞現場照片，都不是。」

在這次展出的照片中，孫窮理的挑選邏輯，是希望走到街頭衝突的背後，呈現出運動者更真實的面貌，讓觀者更能觸及他們抗爭的緣由，以及平常遭受的痛苦跟壓迫。他說：「所有的壓迫、恐懼以及對抗其實是在日常，很長的時間。譬如說南鐵東移發生八年以來，這種對抗、壓力、壓迫其實一直持續了八年。」

而透過攝影記者的眼睛來呈現這樣的真實，成為四位攝影者心照不宣的共同企圖。但孫窮理也提到，越是呈現出真實，越會碰觸到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 1977 年出版的著作《論攝影》中所說「影像的侵略性」的問題：赤裸裸地將人的痛苦曝露在大眾的目光下。

孫窮理說明，在 1977 年，包括越戰在內，許多戰爭影像的流出，帶動了全球的反戰浪潮；然而，到了 2003 年，伊拉克戰爭開打，進步的科學技術被廣泛應用在軍事領域，於是人們只看到高科技的光影閃爍，卻不見戰爭的殘酷。這促使了桑塔格去反省、回應她年輕時的言論，出版了另一本書《旁觀他人之痛苦》，表示如果影像可以終止痛苦的話，是有意義的。

「我不認為這是個好答案，我覺得影像的侵略性始終存在。」孫窮理表示，許多的戰爭背後的目的，就是為了終結痛苦，「所以說你終結了戰爭，那個痛苦其實是更長期不斷地存在。」

如何去觸及人們看待痛苦的方式，以及痛苦在社會中產生的結構性因素，始終是孫窮理在處裡影像材料時，不斷思考的問題。

「有時候看起來會跟抗爭者相當一致，但並不一定總是這個樣子。」

孫窮理提到，前陣子剛好有朋友問他，接觸社會運動這麼多年，難道都不曾有過運動傷害嗎？

孫窮理分析，所謂的運動傷害來源不外乎：與運動同伴之間的關係；與抗爭對象的關係；對運動成敗的責任。而首先他跟運動的同伴之間沒有依存關係，再者他與運動的抗爭對象之間沒有對抗關係；他對運動的成敗也沒有責任。基於這三點，孫窮理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有很清楚的認知：旁觀者。「雖然說有時候我看起來好像非常的⋯⋯怎麼講，入戲嗎？但是不管怎麼樣我是一個旁觀者。」

他最不喜歡別人對他講「謝謝你幫我寫新聞」，認為這對新聞工作者是種侮辱。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是以自身的世界觀來認知並理解社會運動，並決定是否、如何報導。「我沒有在幫你寫新聞，我是基於自己的目的。」他說：「我們跟所有其他媒體一樣，都是有立場的媒體。」

黃子明說，有一些媒體工作者到最後也成為社會運動者，比如國內的關曉榮。媒體工作者跟社會運動者之間的界線趨於模糊，可能跟資源配置有關，對社會運動者來說，資源的取得並不容易。在早期台灣的社會運動中，綠色小組這樣的經驗是非常特別的。

綠色小組在 1986 年成立，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政治上有黨禁，媒體方面有報禁，言論與媒體自由極度緊縮。當時只有三個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分別屬於省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國防部。

綠色小組成員李三沖表示，當時的電視新聞基本上就是政府製造輿論的工具。綠色小組成立那年，適逢民進黨建黨，台灣的民主運動開始有突破性的發展。台灣的社會運動也從環保運動開始發展起來，例如台中的反三晃運動與彰化的反杜邦運動。

綠色小組的主要工作，就是用影像記錄當時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然後設法透過影片的發行來傳播運動的訊息。由於綠色小組是由幾位好友自發組織的非商業攝影團體，運作的經費就著落在成員身上，透過非正式的管道販賣錄影帶來維持。

為什麼叫「非正式」呢？李三沖說，當時的有聲出版品必須送審才能發行，而他們是一個沒有登記，也不可能跟政府登記的攝影團體。當時有種跑政治演講場或夜市的攤販，專賣黨外雜誌、禁書或錄音帶，被稱為「民主書報攤」；綠色小組就透過民主書報攤來販售錄影帶。

綠色小組跟當時的抗爭團體常常會進行合作，針對運動的需要製作影片。例如他們曾跟鹿港反杜邦運動的自救會一起製作影片，在說明會現場播放。李三沖說，那時是白天，由於大太陽反光的影響，講台上的電視影像根本看不清楚，還得在電視上遮板子；但由於這樣的訊息民眾平常不容易看到，現場的反應都非常熱烈。

李三沖不無感慨地說，那個時候他們攝影者會跟看影片的人互動、接觸，跟後來他去做莫拉克風災重建報導時差別很大。「後來報導主要透過網路，雖然知道有人從網路上看，可是跟我們當年在抗爭現場放影片給群眾看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抗爭活動的拍攝是有危險性的，生理與心理層面皆然。李三沖表示，他的名字其實是化名，因為曾在一次抗爭中被水砲沖了三次，所以被起了這個綽號。

他說，在抗爭現場拍攝，被警棍打或被石頭丟都是家常便飯，石頭有時來自警察，有時來自群眾。而最令他恐懼的就是被夾在鎮暴警察跟群眾中間，「群眾推擠的力量像潮水一樣。我在那幾年拍攝，感覺最恐怖的就是被群眾往前推。你很可能被推倒了，然後你沒有機會站起來，群眾再走過去。」

另一種精神上的壓力，是擔心在激烈衝突發生時，自己沒有將畫面拍好。但是對李三沖而言，心理受運動的影響不只在現場，在事後也是一樣。

「像剛剛黃子明講的，很多抗爭的拍攝者後來會站到運動的這一邊。我們是一開始就站在運動這一邊，我們自認本身就是社會運動者，我們的存在是為了支援社會運動，為社會運動發聲。所以我們的另一個工作壓力就是抗爭有沒有成功。如果抗爭失敗了，我們的挫敗感會很大。」

他說，那幾年反杜邦運動、反李長榮化工抗爭成功了，他們都非常高興，但是高雄的反五輕運動進行了很久，後來失敗，對他們的打擊就很大。

任職於北科大，專長為影像社會學的助理教授鄭怡雯表示，社會運動在影像裡如何被看見，或不被看見，間接影響了社會的運作。在此意義下，「看見」其實是一種「社會建構」。

綠色小組面臨的，是一個由政治力進行媒體封鎖的年代，必須想發設法，才能讓社會運動的訊息找到政治力封鎖的破口，被大眾看見；到了《苦勞網》創立的 90 年代，媒體受到的控制已較為鬆綁，但在商業的邏輯之下，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報導偏重表面的衝突，社會大眾縱然看見了，卻缺乏深入的理解。

到了現代，一個所謂自媒體蓬勃發展的年代，發聲的門檻變低，每個人都能發聲，看似社會運動的利基；但與此同時，百花齊放的自媒體也和社會運動競逐閱聽人的注意力與時間。鄭怡雯說：「在同溫層的層層包圍裡，你根本也看不見。」

換言之，「看見與否」受到許多不同因素影響。在此脈絡下，以報導社會運動為主的媒體，其價值跟意義在此就突顯出來：讓社會運動可以重新被看見。鄭怡雯指出，由於社會運動總是不斷挑戰著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它始終要面對「看見與否」的問題。

談到新聞工作者與社會運動者的身分認同互滲，是否會導致社會信任感不足的問題，李三沖坦然地表示，他們一開始就是為了支持社會運動而成立的攝影團體，因此不存在認知上的矛盾。「我們的觀點就是抗爭本身的觀點。」

孫窮理則說，雖然他一直強調自己的立場是媒體的立場，而非抗爭者的立場，似乎跟三沖剛好相反；但他認為，這樣的態度差異其實是時代性的問題，因為兩人所面臨的時代完全不同。

孫窮理表示，自己面臨的時代，媒體已逐漸發展出具有主體性的工作位置，因此要特別拉出與報導對象的距離。他提到，焦點事件早期的標語「因為更媒體，所以更運動」就是從他的經驗中淬煉出來。「我認為我現在做的事情是社會運動，但是正因為要做好這個社會運動，所以我需要很清楚地談我跟報導對象之間的距離。」

本次展覽的影像主軸之一「南鐵東移」的受災戶黃春香、陳文瑾、陳致曉以及推動土地正義多年的徐世榮教授當天也來到現場。

現任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理事長的陳致曉表示，自己家雖然已經被拆了，但自己還是一直處於「社運狀態」。他認為，要真實的呈現事件，需要的不只是受害者的影像，更重要的是加害者，甚至是旁觀者的影像。

當影像聚焦在受害者身上時，觀者容易陷入同情的觀點，但他認為同情、憐憫的情感不具備可靠的根基，很難讓觀者產生動能。陳致曉期待能有更多關注受害者之外的人的影像，如此觀者才能看到全貌，進而產生對抗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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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