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大黎加廢除媒體言論入罪刑責：歷史性的一步　但改革力道仍然不足

2026 年 03 月 24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陳曦編譯報導

2026年2月，哥斯大黎加達成一項推動新聞與言論自由的歷史里程碑——根據哥斯大黎加媒體《CR Hoy》報導，哥國立法大會（Asamblea Legislativa）在2月3日以43票贊成、0票反對的壓倒性比數，二讀通過了第24185號《新聞工作自由法》法案。這項法案由自由進步黨（PLP）籍議員希爾伯特．坎波斯（Gilberto Campos）提出，主要目的是廢除擁有百年歷史的1902年《出版法》（Ley de Imprenta）中的第7條與第8條規定。

《CR Hoy》引述法案內容指出，《出版法》第7條規定，凡是透過新聞媒體犯下誹謗或侮辱罪的負責人、作者與編輯，將面臨1至120天的拘留刑罰；而第8條則規定，若有人試圖透過出版物「顛覆秩序或破壞與他國的友好關係」，也將處以相同的嚴厲刑罰。這項修法的通過，象徵著哥斯大黎加試圖將國內法規與國際言論自由標準接軌，淘汰這些過時且極度限制新聞自由的條文。

對此，哥斯大黎加「新聞自由與表達研究所」（IPLEX）以官方聲明表達高度肯定，指出這項改革是哥國言論自由的分水嶺，也是過去20年來無數記者、法律專家與人權倡議者共同奮鬥的成果。IPLEX強調，「消除這些刑事處罰，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調整，它代表著一種體認，即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中，思想——即便是最令人不悅的思想——也必須提出論述以對，而不是逕行懲罰。」

IPLEX認為，此舉證明了哥斯大黎加作為拉美區域民主領頭羊的地位，並讓新聞媒體不再因言獲罪，而是在公眾討論空間中表現並承擔媒體責任。

改革力道不足？　學界與媒體倡議人士的憂慮

然而，站在第一線的媒體倡議人士卻認為，這項修法雖然值得肯定，但對於真正保護新聞工作者而言，實質力道仍遠遠不足。《拉丁美洲新聞評論》（LatAm Journalism Review）報導，哥斯大黎加大學（UCR）言論自由與資訊權計畫協調員吉賽兒．波薩（Giselle Boza）表示，廢除《出版法》相關條文確實是哥斯大黎加「未償還的歷史債務」，但這項法案的實際影響力可能不如外界預期來得大。

波薩向《拉丁美洲新聞評論》解釋，訂立於1902年的《出版法》規定的是「拘留天數」而非真正的監禁，且在實務上，根據哥斯大黎加刑法，刑期低於3年的判決通常不會讓人真的鋃鐺入獄。波薩直言，「我對這項改變感到高興，但我認為，為了新聞工作的自由，我們還需要做得更多。這項改變雖然微小且必要，但不夠充分。」

波薩進一步指出，哥斯大黎加的刑法依然對侵犯名譽的罪行處以高額罰款，這讓新聞工作者面臨沉重的負擔；因此，真正的訴求應該是將妨害名譽罪「全面除罪化」，尤其是當報導內容涉及公共利益之時。此外，《拉丁美洲新聞評論》也提醒，新法案尚未獲得總統的正式簽署批准，因此在法律上尚未真正生效。

「策略性濫訟」的負面影響

波薩與多位法學專家更擔憂的是，除了刑法威脅，近年來哥斯大黎加日益嚴重的「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濫訟」（SLAPPs）正成為有心人士打壓異己的新武器。《拉丁美洲新聞評論》指出，許多政商權貴利用法律作為武器，透過無止盡的民事訴訟與巨額求償來癱瘓新聞媒體與社運倡議組織的運作、讓個人疲於奔命。

哥國媒體《Delfino.cr》就報導了一起典型的SLAPP案例。2025年8月，環保倡議人士胡安．包蒂斯塔．阿爾法羅．羅哈斯（Juan Bautista Alfaro Rojas）因為在網路上批評了Enjoy Hotel & Resort S.A.飯店企業，遭到該公司以「嚴重損害名譽」為由提告，法院甚至下達了預防性扣押令，直接凍結了羅哈斯的個人銀行帳戶。

針對此案，哥斯大黎加大學法學教授羅道夫．布雷尼斯．巴爾加斯（Rodolfo Brenes Vargas）向《Delfino.cr》表示，企業顯然是想利用其龐大的經濟優勢來讓批評者噤聲。這種財產扣押對被告具有嚴重的恐嚇效應，尤其當牽涉到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時，更是十分危險。

同時，同樣任教於哥斯大黎加大學的阿爾瓦羅．薩戈特．羅德里奎茲（Álvaro Sagot Rodríguez）也向《Delfino.cr》指出，這類訴訟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證明指控的真偽，而是為了「懲罰那些敢於發聲的人」。《Delfino.cr》引述專家的說法提醒，泛美最高法院早已明確指出，不成比例的民事制裁對言論自由的壓抑效果，絲毫不亞於刑事處罰。

莫拉案：新聞從業人員面臨的「社會性死亡」

在缺乏反濫訟（Anti-SLAPP）機制的情況下，哥斯大黎加資深記者馬龍．莫拉（Marlon Mora）的遭遇，成為了新聞界最慘痛的活教材。莫拉曾連續三屆擔任哥斯大黎加記者公會（Colper）主席，卻因為一檔學生製作的政治諷刺節目，陷入了長達7年的司法泥淖，甚至面臨傾家蕩產。

事件的起因發生在2017年。當時莫拉擔任哥斯大黎加大學附屬電視台Canal Quince的台長。調查媒體《Divergentes》報導指出，該台播出了一檔由學生團隊獨立製作的政治諷刺節目《稍微等一下》（Suave un Toque），節目借鑒了美國《週六夜現場》的喜劇風格，透過幽默諷刺來探討政治議題。

在其中一集探討2018年總統大選候選人的節目中，學生主持人諷刺了當時民調領先的候選人胡安．迭戈．卡斯楚（Juan Diego Castro），稱其為「右翼民粹主義者」、「可能是一名反社會者」，並翻出他在1995年擔任安全部長時，曾帶領持步槍與穿防彈衣的警察包圍國會的黑歷史。此事當年導致卡斯楚成為哥國歷史上第一位遭到國會「不信任投票」制裁的部長。

節目播出後引發軒然大波。雖然莫拉向《拉丁美洲新聞評論》與《Divergentes》強調，他身為台長並無權干涉學生的創作自由與節目內容，否則將構成憲法所明文禁止的「事前審查」；但卡斯楚依然在2019年對莫拉、學生主持人及大學提起刑事誹謗告訴，認為莫拉作為台長必須為播出內容負起全責。

這場訴訟徹底摧毀了莫拉的生活。《Divergentes》詳細記錄了這個漫長的過程：在2020年的第一次審判中，卡斯楚以生病為由退庭，案件原獲判免訴；但2年後卡斯楚上訴成功，開啟了第二次審理。更令人無奈的是，原本同為被告的大學與學生主持人為了息事寧人，選擇向卡斯楚道歉並達成和解，留下莫拉一人獨自面對龐大的司法壓力。在第二次審理期間，法庭下令對莫拉進行財產預防性扣押，凍結了他的銀行帳戶與所有名下資產，讓他陷入了「公民社會性死亡」。

2023年，法院最終判決莫拉誹謗罪成立。《Divergentes》指出，法院不僅要求他支付原告巨額的律師費與罰款，還荒謬地要求他自費在全國性報紙上刊登長達194頁的完整判決書。據莫拉自行估算，這些懲罰的總花費將高達15萬美元（約合新台幣470萬元），這意味著他必須賣掉被扣押的唯一房產才可能支付得起這筆天價賠償。莫拉對此沉痛表示，「在法律上，我已經形同死亡。」

因為資產遭凍結，莫拉已有超過四年無法找到穩定的正職工作，連偶爾接案的酬勞也因為帳戶被凍結而難以領取。莫拉更向《Divergentes》坦言：「任何心理健康狀況不佳的人，在經歷這些騷擾後可能早就自殺了。」儘管莫拉後來成功對該判決提出上訴，但他無奈地將在2026年11月面臨第三次審判的漫長折磨。

國際社會的呼籲與未竟的改革之路

莫拉的案件並非個案，此事凸顯了即使沒有實質的牢獄之災，誹謗案依然能透過經濟脅迫與濫訟，對新聞工作者造成致命打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言論自由與記者安全部門負責人塔爾賈．圖爾蒂亞（Tarja Turtia）強調，全球目前仍有160個國家將誹謗罪列為刑事犯罪，而聯合國一直呼籲各國應將其除罪化。圖爾蒂亞警告，針對記者的濫訟是一個重要的全球性問題，這不僅會讓被針對的記者陷入財務、心理和法律上的嚴重後果，更會對整體社會的言論自由產生寒蟬效應。

哥斯大黎加長期以來被譽為「中美洲的瑞士」，但其引以為傲的新聞自由正面臨嚴峻挑戰。《Divergentes》引述了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的2024年報告，指出哥斯大黎加的新聞自由全球排名已比2021年大幅下滑了18個名次。莫拉也感嘆，哥斯大黎加正消耗著過去建立的良好聲譽，如今各種打壓言論的現象頻傳，「中美洲的瑞士」這塊招牌早已名不符實。

如今，儘管法律改革的腳步向前邁進，但哥斯大黎加新聞記者與人權倡議者依然會在權貴的「合法訴訟武器」下，面臨家破人亡的殘酷現實。要真正保障免於恐懼的報導自由，哥斯大黎加的改革之路依然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