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新聞自由危機：900多名記者流亡海外部分被迫轉行

2025 年 10 月 16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廖彥甄編譯報導

本文翻譯自《拉丁美洲新聞評論》原文〈More than 900 journalists from Latin America are estimated to be rebuilding lives and jobs in exile〉，由《拉丁美洲新聞評論》記者塞薩爾·洛佩斯·利納雷斯（César López Linares）撰寫。

數據指出，自2018年至2024年，至少有913名來自15個拉丁美洲國家的記者被迫離開家園，尋求異國庇護，以保護自己與家人的安全。許多人甚至因此放棄了新聞專業，轉行謀生。

《被迫流離的聲音》（Displaced Voices）是由哥斯大黎加大學、新聞自由組織Fundamedios和智利迪亞哥波塔萊斯大學共同完成的報告。這份報告指出，這些流亡記者的數字代表著拉丁美洲民主體制的一道「公開傷口」。

《被迫流離的聲音》報告封面。

政治迫害導致新聞真空　「新聞沙漠」衝擊民主

研究統籌人、哥斯大黎加大學學者希門尼斯（Óscar Mario Jiménez）表示，「記者被迫流離的現象日益嚴重，且影響多個國家，但一直缺乏區域性的整體視角。本報告可說是第一次嘗試，讓我們能更全面地看待拉美的新聞流亡現象。」

數據顯示，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是記者流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合計占總案例的92%。主要接收流亡記者的國家則包括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美國、西班牙和墨西哥。而貝里斯、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多明尼加、波多黎各、烏拉圭與巴西則沒有強制驅逐記者的案例紀錄。

報告指出，來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的流亡記者，佔拉丁美洲流亡記者總數的92%以上。

報告指出，導致記者被迫流亡的兩大主要原因為：政治迫害與來自有組織犯罪或腐敗勢力的威脅。然而，自調查完成後，記者流亡的情況因多種因素仍持續惡化。例如，美國取消對委內瑞拉、古巴、尼加拉瓜和海地的「人道假釋」政策；以及薩爾瓦多總統布格磊（Nayib Bukele）推動的威權鞏固，憲法修正加速了對新聞自由的壓制。

而記者們被迫流亡所造成的後果，便是該國民眾獲取準確、即時資訊的機會大幅減少，記者的離開間接導致了新聞真空。「這形成了『新聞沙漠』，有些議題無人討論，有些問題無人處理，有些弊端無人揭露，最終這直接衝擊民主本身。」希門尼斯說。

身分未定、生活受限　流亡國外迫害仍未停止

2018年8月尼加拉瓜記者佩雷斯（Víctor Manuel Pérez）僅帶著100美元、一個小背包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哥斯大黎加。原因是因為當年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政權在鎮壓社會抗爭的「清剿行動」中大舉打壓新聞媒體。

抵達哥斯大黎加後，佩雷斯面臨了《被迫流離的聲音》報告中所記錄的種種挑戰，例如：取得合法身分、面對排斥與仇外情緒、保護境內消息來源、確保個人及家人安全，以及克服法律與專業上的障礙等。佩雷斯在來到哥斯大黎加的五年後獲得難民身分。然而在等待身份的這五年間，他幾乎什麼都不能做，不能出境、不能開銀行帳戶，更無法工作。

一有機會，佩雷斯立即重拾新聞工作。他與四名在流亡中認識的同業共同創立了數位媒體《República 18》，報導尼加拉瓜的危機。在疫情期間，他又創辦了LGBT+ 議題媒體《Intertextual》，至今仍持續經營。

佩雷斯表示，如何保障尼加拉瓜境內同事與消息來源的安全，是他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這也促使他的媒體將報導範圍擴展到其他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的消息來源已經不再願意公開接受訪問，仍敢公開發聲、署名的人已經非常稀少」佩雷斯說。

另一位化名「安琪拉」（Ángela）的流亡記者，來自一個威權體制的拉美國家。因為同事遭受污名化與監禁，在2018年她決定離開祖國，並在流亡幾個月後找到工作，先是在基金會的公關部門，後來又進入一些女性主義媒體。然而，她很快便發現，祖國對她的迫害仍在持續。

「即便我人在國外，母國家人仍在國內承受打壓，」安琪拉表示，一開始她並不畏懼，仍然持續報導、自我揭露，甚至敢露臉，但為了保護家人，現在她已停止這些報導。

財務成嚴峻挑戰　流亡記者被迫兼職或轉行

對安琪拉與佩雷斯而言，另一項嚴峻的挑戰是財務可持續性。兩人都表示，他們所在的收容國生活成本遠高於母國，因此不得不兼職其他工作以維持生計。

「哥斯大黎加的生活費用至少是尼加拉瓜的兩倍，有時甚至三倍。在尼加拉瓜的薪水根本無法在這裡生活。我必須做其他事才能生存。」佩雷斯說。

他閒暇時開 Uber、在社交活動拍照與錄影。同樣地，安琪拉也說她不得不做美容院清潔、麵包包裝工等兼職工作。

委內瑞拉體育記者托庫約（Diobert Tocuyo）自2018年因國內局勢惡劣逃至智利後，儘管如今已取得合法居留，他仍無法重返新聞業。每當觀看足球或籃球比賽時，托庫約總會因無法再親自採訪而感到強烈的懷舊與失落。

由於智利新聞業薪資偏低，加上他的委內瑞拉學歷不被承認，迫使托庫約放棄媒體工作，轉而在一間足病診所擔任行政人員。他的妻子同樣是記者，也找不到媒體工作，只能在露營用品店上班。

許多流亡記者因難以取得合法居留、專業資格不被承認，以及創辦媒體的艱鉅挑戰，最終不得不放棄新聞工作。美流亡記者的職涯發展分為三類：成功融入當地職場並持續從事新聞工作；嘗試創辦自己的媒體；最終離開新聞專業。

調查數據顯示，98名受訪者中有32人已放棄新聞工作，仍有64人堅持記者身份。然而，大多數繼續從業者報酬微薄，甚至只能以志工形式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