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犯罪者找答案 《報導者》挖出事業廢棄物犯罪產業鍊


胡安妤|卓新獎基金會研究企劃
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曾三度從缺,這過往收件量最高的「死亡之組」,競爭不僅最激烈,要獲得評審青睞也絕非易事。獲青睞關鍵在於:「報導能否改變社會,並彰顯新聞價值」。2023年度拿下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的作品,是《報導者》的〈垃圾黑市錢與權:一條事業廢棄物犯罪鏈的生成〉系列報導。
該篇報導除獲得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及「新聞敘事創新獎」之外,也榮獲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SOPA)的「 卓越環境報導獎」優勝、2023 SND最佳新聞設計創意競賽的「世界最佳數位設計」及「調查、公共服務類一銀獎」、2023年曾虛白新聞獎等。一舉斬獲國內外四大新聞獎項,成為《報導者》有史以來獲獎最多的報導作品。
事業廢棄物是台灣存在已久的社會環境問題,《報導者》如何「冷飯熱炒」出新的突破點?如何將神秘而不為人知的事業廢棄物犯罪產業鍊勾勒出來?又如何將犯罪現場及運輸過程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眼前?事實查核中心「2024年調查報導與事實查核工作坊」特邀《報導者》總編輯方德琳,從選題原則到田野、從證據掌握到執行、從採訪追蹤到撰寫、從文字描述到視覺,分享《報導者》幕後執行過程。
《報導者》總編輯方德琳。(蔡宏杰攝)
方德琳出身台大經濟系及社會所,在客觀理性與正義關懷的不同世界觀中遊走。具多年媒體經驗,過去曾任今周刊副總編輯與經濟研究室主任;去年卸下《報導者》總主筆身份,接任第三任總編輯,延攬所有編務工作。「我的媒體是不同價值的交鋒,而不是權力的傳聲筒」方德琳說,而她的記者從業理念仍正持續在《報導者》揮灑。
線報後,一籌莫展的田野
接獲線報,是展開調查報導工作的方法之一。然而線報能否使用?能否成為完整報導?仰賴記者深入田野挖掘,並核實事實面貌。
〈垃圾黑市錢與權:一條事業廢棄物犯罪鏈的生成〉的開展,來自台南社區大學晁瑞光老師的舉報。他發現台南土地遭「埋廢棄物」並「回填」,再「改成太陽光電場地」的一地三用。
《報導者》團隊親赴台南柳營探勘四、五個地區,確實發現污染及濫用的事實,然而只有鐵錚錚的現況,沒有關鍵人、當事人,這讓方德琳一邊走訪一面意冷心灰。調查報導的方向一度胎死腹中。
《報導者》選題原則:新的發現與改變
「我一直在想這個題目我們還能繼續做下去嗎」方德琳說。由於《報導者》人員編制較小,為了讓資源有效利用,對於議題的投入,《報導者》團隊相當謹慎。
選題上有四種策略:其一,「議題是否為新?」但實務上,台灣調查報導已無題目尚未做過,因此要搭配其他策略考量;其二,「能否產生改革或改變?」由於《報導者》為公益性團體,更重視對社會的幫助;其三,「若非新議題,有無獨特的消息來源或數據證明?」;其四,「讀者是否關心?」,《報導者》期待報導造成公眾思考與輿論,並進一步成為改變社會的動力。
另方面,「記者遇到什麼主管也滿重要的」方德琳說。
提案的是主編何柏均,他過去為台灣《蘋果日報》調查中心主任,那時他即相當關切廢棄物問題,只是遍尋不著有力的報導切點。方德琳也曾追查廢棄物議題,同樣苦於執行不易。恰好兩人在《報導者》碰頭,便一同傾力行動。
調查報導:自舊題找出新切點
事業廢棄物,顯然不是《報導者》的獨家觀察,早在2021年,《天下雜誌》即以〈廢土流浪記〉,呈現了受害者、政府單位、里長以及廢土範疇解釋等報導內容。對此,找出新的切點是重要的。
「我們每天都在報紙上看到人家在亂倒,可是事件那麼多,卻從來沒有人來告訴我們濫倒一次可以賺多少錢?」方德琳自經濟學視角,從市場價值觀點切入。
《報導者》編輯台也建議,包括「黑市利益多龐大?」、「被濫倒的地主可以賺多少錢?」等。逐步明朗了事業廢棄物的產業鍊報導方向。
方德琳向參與工作坊的學員說明《報導者》選題的原則。(蔡宏杰攝)
從起訴書想像:重建廢棄物產業犯罪輪廓
深入黑市產業、找出黑市裡的關鍵人,外人肯定不得其門而入,這也是過去調查所力有未逮之處。《報導者》團隊於是回歸起訴書閱讀,試圖找出蛛絲馬跡。
起訴書中具有哪些有用資訊?首先,能從地檢署新聞稿找到相關承辦人,團隊因而循線找到檢察官劉修言;其次,起訴書中提及18人遭起訴,可確認為集體犯罪。內容也談到曳引車司機、產源為中北部等資訊,使得產業鍊輪廓於焉成形。
「每個檢察官態度不同,遇到願意協助的劉修言檢察官,是這個專題的幸運所在」方德琳說。
檢察官協助記者的意願程度不一,恰好劉修言樂於分享,並願意提供完整起訴書,因而讓集團化的犯罪細節更加具體。像是濫倒廢土不會選在雨天、而會挑在晴天方便作業。也能看到更細緻的犯罪分工模式,好比有人負責聯繫、有人找土地、有人開車運輸、有人把風等。
從線索搜集到成題,歷時一個月,《報導者》團隊至少能講廢棄物產業鍊講清楚,並告訴大家:廢土集團到底能賺多少錢。
線索不能盡信:找出犯罪者
「你退一步冷靜的去想,我可以全然相信這個人嗎?年輕的記者當然很容易就會相信,但是我沒有那麼容易相信」方德琳說。
過去記者實務經驗,方德琳曾二次發現起訴書有誤,原因可能是檢察官為了定罪而誇大不實,或是單純調查結果錯誤。因此僅握有檢調說詞,方德琳認為事實仍不足以商榷,她對團隊表示:「我們一定要取得被告的說法,心中的石頭才能放下」。
主編何柏均於是依循檢察官劉修言的起訴書,找向「土尾」蔡燕章以及起訴書中被點名的最上游棧仔場,渴望取得犯罪者說詞作為佐證。
「土尾」是廢棄物產業鍊的一環,屬於下游聯繫人士,主要工作在於找到可棄置廢土的土地,並聯繫運送廢棄物的司機到該處非法傾倒廢土;棧仔場過去由建材買賣的業者經營,作為收受事業廢棄物的砂石場所,像存放住家裝潢拆下來的磚瓦、木板、水泥等混合物。
然而,「堵人與直搗黃龍行動」並沒那麼順利。何柏均先在蔡燕章住處撲空,雖機靈轉向台南地方法院開庭碰頭,但蔡燕章始終保持沈默、不願受訪。最後只換得蔡燕章在法庭認罪起訴書內容、未有更深入的說詞;最上游的棧仔場,則總在何柏均出沒時深鎖大門,或派出凶神惡煞的人員關切,因此也宣告失敗。
為了取得犯罪者說詞,《報導者》團隊轉而逐一探訪其他家棧仔場,費盡辛苦總算有一間願意受訪,也透過該家了解其他棧仔場的生態圈、梳理同業的犯罪模式。「其實這個是有一點間接,但是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方德琳說。
多媒體結合報導,PM與記者的對焦
「在劉修言告訴我們整個犯罪的細節的時候,我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材料非常適合做多媒體」方德琳說。
文字報導時常有閱讀與傳播的侷限,特別在以社群平台為主宰的世代,閱聽人的注意力尤其寶貴。加入多媒體與視覺設計,是調查報導類型網媒已然主流的嘗試,而《報導者》在該則報導的處理,也特別可予人借鑑。
文字記者與多媒體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PM)的對焦,如同編劇寫完劇本後,還得透過導演透過鏡頭演繹。但如何萃取文字內容與數據、善用攝影記者採集的影像,則考驗記者的溝通能力與多媒體PM的理解與輸出能力。
報導中,記者親自驅車三次,實地走訪傾倒廢土現場,為了讓讀者身歷曳引車行車南下的過程。專題也運用警調監聽的語音紀錄、蒐證影片、3D建模、衛星圖及現場照片等素材,透過多媒體PM的「分鏡」巧思,讓集團化的一日廢土傾倒計畫,以及廢土傾倒範圍,一一重現在讀者眼前。
「我覺得這一個PM是真的非常專業,我跟他對焦的時候很快的就可以告訴他說哪幾個部分要修改,完全沒有在雲裡霧裡」方德琳說。多媒體PM的細緻功夫包括以空拍機拍攝違法棧仔場、模糊畫面中的車牌號碼,乃至於特意使用「插圖」與「動畫」,而未以AI製作以假亂真的相片,以避免讓讀者誤以為真。
調查報導結束,之後呢?
報導一出,當然最盼望政府針對廢土傾倒問題進行動員,然而,環保單位、地方政府與在地派系的盤根錯節,牽涉過多政治與利益分贓。
比如要解決廢土傾倒,最直接的辦法即是增設焚化爐、開放更多棧仔場擁有焚化爐進場權。然而,焚化爐為鄰避設施,地方政府為了選票往往不願意建設;在政府開放的統計數據上,也透過「改變定義」,讓數字維持「合格」,使外界總誤以為「豪無罣礙」。
政策改善雖未能立光見影,但方德琳也從採訪過程看到轉變的可能。像報導出爐後,可寧衛便向《報導者》捐款。可寧衛為廢棄物循環利用商,最知名的事蹟是受台積電委託,利用AI技術監控事業廢棄物濫倒。這項技術,或許可成為改善的未來。
另方面,不少非法業者、受害者也去信《報導者》「告白」。像某地區廢棄物業者表示「想清白,但政府不給合法路」,即便政府總聲稱「量能足夠」;南投魚池受害者也指出,自身為農場二代,原想做生態農場,卻發現自家農田遭濫倒事業廢棄物,求償與求助無門。「未來想從人物來切他們面對體制的無奈」方德琳說。
廢棄法還在修、棧仔場二代有改變經營方法的念頭,未來持續追蹤報導的路,還長著。「所有的採訪你一定要做好的資料彙打,可能在5年後、10年後,都有被用了的一天」方德琳說,調查報導並無獨家心法,而要有意志力、耐心,嘗試土法煉鋼、抽絲剝繭出突破口,就有機會揭開真相的一線生機。
方德琳(右起)分享結束後,與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陳靜雲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執行長邱家宜合影。(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提供╱蔡東棧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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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