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調查記者的韌性：AI技術與跨境聯盟共創報導的新時代

2024 年 08 月 22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林佳玟｜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拉丁美洲的記者在威權主義下報導，首要面對的即是國內長年來的安全風險與財務困境，以及揭露政府貪腐行為可能導致的法律制裁，這讓調查報導充滿挑戰。

秘魯調查記者Gustavo Gorriti因持續追蹤巴西Odebrecht建築公司貪腐案而被恐嚇；瓜地馬拉《El Periódico》主編，同時也是資深記者的José Rubén Zamora，身陷囹圄近兩年，此判決被外界認為是出於政治動機；巴西記者Schirlei Alves因在性侵案件審判過程中報導受害女性，而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並處以超過80,000美元的誹謗賠償；委內瑞拉與尼加拉瓜皆有流亡的記者，且獨立媒體面臨審查；而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自1992年以來的大量文件顯示，墨西哥是西半球對記者來說最危險的國家，至少有61起殺戮與工作直接相關。

目前為《Quinto Elemento Lab》總編輯的普立茲獎得主Alejandra Xanic更表示，墨西哥調查記者工作條件惡化，許多記者只拿一半的薪水，甚至根本沒有薪水。此外，墨西哥總統在每日的記者會上，幾乎都會發表反對媒體的言論，也加劇了網路平台上對記者的攻擊。

「在拉丁美洲做調查報導是有風險的，」IPYS的León說。「對記者的攻擊、威脅、謀殺、司法騷擾等，是該地區媒體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巴拉圭《El Surtidor》的Jazmín Acuña則表示，「有權勢者利用司法迫害，以毀謗或其他罪名，企圖噤聲記者，然而實質目的是進行審查和懲罰。」

Acuña說，「拉丁美洲的記者知道即使今天可以報導這則新聞，但我們從不認為明天醒來還能享有這種自由。」而《Armando.info》聯合主任Ewald Scharfenberg則認為，唯有「勇氣和堅韌」，才能讓記者被迫離開母國，在流亡中繼續報導。

突破重圍：拉丁美洲近期重要的調查報導

儘管面臨種種挑戰，數十年來，拉丁美洲的記者們仍持續透過調查新聞，揭露關鍵內幕。正如哥倫比亞《Consejo de Redacción》執行長Camilo Amaya所述，記者們呈現出「經濟和政治權力下隱藏的可怕真相（the awful truths hidden b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近期也有許多突破層層限制的調查，例如：《Quinto Elemento Lab》揭露墨西哥失踪人口危機，挑戰官方消極的態度；《El Surtidor》在巴拉圭採用創新的實驗製作調查新聞，直指氣候危機提高了外送員的工作風險；《Armando.info》與《PBS Frontline》共同製作的紀錄片，講述Alex Saab貪污醜聞對委內瑞拉和美國的影響；《Repórter Brasil》調查牛肉供應鏈與亞馬遜雨林砍伐之間的關聯，執行秘書Marcel Gomes更以此獲得有「綠色諾貝爾獎」之稱的高曼環境獎（The 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

此外，《IDL-Reporteros》梳理秘魯維安部隊擴權實施的暴力行為、《Runrun.es》和《Connectas》調查幫派如何滲透委內瑞拉的監獄，以及《Sumaúma》報導巴西原住民亞諾馬米（Yanomami）的兒童死亡事件，皆獲得拉丁美洲調查新聞獎哈維爾．巴爾德斯獎（the Javier Valdez award）的殊榮。

動盪政局下　拉丁美洲獨樹一幟的報導風格

奈特美洲新聞學中心（Knight Center for Journalism in the Americas）《拉丁美洲新聞評論》（LatAm Journalism Review）的Teresa Mioli認為，該地區記者面臨的挑戰賦予了拉丁美洲調查報導的獨特。Mioli指出，拉丁美洲的調查記者直搗貪腐與濫權，實踐調查報導的精神。「即使政府接管媒體、封鎖網站、打壓新聞、殺害並攻擊記者，調查報導在該地成為獨立的聲音，揭示是誰意圖讓記者保持沉默，防止真相公諸於世。」

以墨西哥的「米羅斯拉瓦計畫（Miroslava Project）」與巴西《Abraji》的「蒂姆洛佩斯計劃（Tim Lopes Program）」為例，這些項目都是為了回應記者被殺害而製作的專案。Acuña也表示同意，在記者被捕和政經權力集中的情況下，仍維持專業，揭露犯罪組織、錯假資訊和那些試圖攻擊民主制度的掌權者，並完成卓越的調查報導。Xanic認為，當一切似乎都對自己不利時，更加強了記者持續調查的頑固性，因此即使沒有司法檔案與透明立法資訊的情況下，也有對應的作法。

Acuña認為，各家媒體仍持續調查導致上萬人喪生的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哥倫比亞內戰以及巴西軍事政變等，而這些獨裁政權的記憶與動盪的政治環境也塑造出拉丁美洲媒體獨樹一幟的報導風格。

此外，Mioli 與《CLIP》的Jose Luis Peñarredonda 皆提及，政府腐敗、金融犯罪或環境破壞等大型議題無法由單個記者或國家的媒體報導，跨國聯盟勢在必行。合作得以擴大調查、建立聯繫、解決跨境犯罪。例如以巴西公司為犯罪網絡中心的洗車行動（Operation Car Wash），以及去年最大的跨境犯罪調查項目「毒品檔案：新犯罪秩序（NarcoFiles: The New Criminal Order）」。而巴西媒體《Abraji》為了撰寫關於2022年亞馬遜雨林血案的報導，更組織了來自10個國家、超過50多名記者的調查小組。Xanic說，「地方媒體、非營利組織和獨立媒體的資源缺乏，也促成了跨境合作。」

AI技術與跨國協力　突破政府資訊封鎖

Acuña認為，一個好的調查報導需要時間琢磨、大量的資源，以及媒體內部管理階層的支持，才能充分發展。拉丁美洲未來將會有更多跨國的調查計畫，以面對政府貪腐、金融犯罪與環境保育等跨國議題。Amaya提到，「當環境破壞、可疑資金跨國流動和錯假訊息傳播等潛在危險威脅到整個地區時，必須找到更多跨國合作的方式。」Scharfenberg認為在跨國調查項目中，應發展出更深入、穩定且規律的合作。Mioli則表示，除了應排除地理上的限制，創造美洲以外的合作，例如亞洲、非洲與歐洲。

《Periodistas de a Pie》團隊觀察到，鄰近性的重要度提高，在地故事對於區域有顯著的影響力。另外，也應透過新的平台與敘事手法，更有效的與觀眾溝通，強化觀眾與媒體間的聯繫。

《CLIP》和《Connectas》的團隊還指出，調查記者面臨的挑戰之一則是如何克服大多數拉丁美洲政府資訊不公開的問題。《Connectas》的主任Carlos Huertas表示，「若官方的資訊被阻隔，將很難找到揭示結構性問題的報導切角。」因此在技術和培訓方面，Peñarredonda預見，人工智慧標誌著調查報導的新時代，新型態的技術幫助記者得以持續追查政府企圖隱瞞的實情，善盡第四權的責任。「越來越多調查記者開始使用和開發新的調查技術和人工智慧工具，不僅提高生產力，還成為了更安全的工作模式。」

Xanic表示，拉丁美洲的記者還有很多需要共同調查的事件，「我們才在熱身階段。」Acuña也認為，「我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模樣，但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調查報導會帶給我們什麼新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