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邁可《中國任務》一窺中國新聞自由倒退六十年　暴露在境外報導的窘境

2024 年 04 月 18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林佳玟｜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面對當今「在中國境外報導中國」的媒體現況，曾經擔任首任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北京分社社長的齊邁可（Mike Chinoy），撰寫了《中國任務: 美國駐華記者口述史》這本書，並在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舉行新書發表會。本書透過上百位美國駐華記者的視角，記錄中國近八十年來重大政治事件的幕後採訪故事，包含國共內戰、中美建交、天安門事件、北京奧運、習近平執政、疫情等。記者憑藉著經驗，摸索政治紅線的位置，成為貫穿其中的歷史見證者，在夾縫中挖掘中國故事。

香港作為「中國觀察者」的據點

1950年代晚期至1960年代初期，香港成為中國觀察者的集散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記者也只能隔空對望，這對於記者來說是件相當沮喪的事情。齊邁可在新書發表上提及一段與《紐約時報》、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伯納德．柯爾布（Bernard Kalb）的談話，該記者曾在這段期間長駐香港。面對「如何取得有關中國的資訊？」之問題時答道：「我們盡可能地閱讀一切零碎的資訊，並將這些碎片拼湊在一起，試圖提取一些關於中國的敘述，但這只是零碎的新聞報導。」

另一位駐港記者在遭遇這樣的挫敗感時，提出了非常有趣的描述。他表示無論多麼努力地研究中國，仍舊無法預測1958年的大躍進、1966年的紅衛兵清洗。這就好像在我們的地表深處，正在進行一場海怪的鬥爭。唯有透過這些浮出水面的氣泡，才能告訴我們這是一場可怕的衝突。

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中，記者們才得以短暫瞥見中國政治，然而又遭逢周恩來代表的溫和派與毛澤東夫人江青代表的激進派爭鬥，中國內部政治腥風血雨，迫使記者們再次返回香港，直到1978年美中宣布建交，美國新聞機構才正式被批准進入中國開設分部。

後天安門時代被淡化的人權關注

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訪中計畫讓外媒得以進行播報，但天安門廣場示威遊行的學生卻成了國際輿論焦點，導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被要求停止電視台的現場轉播，且記者們被迫以觀光簽證隱藏身分。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開始，人們不是倒下就是重傷，通訊社合眾國際社（UPI,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的記者桑萬（Scott Savitt）表示：「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那個聲音，那是AK-47步槍半自動模式的開火聲音。」中國政府想要封鎖訊息，但卻阻止不了記者這份職業的本能。身為傳遞資訊的信使，即使被逮捕或是毆打，甚至是強烈的恐懼幾乎要吞噬理智，仍要憑著專業自律，冷靜且盡可能的紀錄、轉播。

鎮壓行動後幾周，外國記者被中國外交部邀請參觀廣場，並堅稱北京沒有發生過任何屠殺，這對外國媒體來說，「謊言太強大」，正試圖壓過檯面下的肅殺之氣。

隨著鄧小平推動的經濟發展、中國承接下奧運的舉辦方，美國記者也從後天安門時代關注的人權議題，轉向這個「被掏金熱吞噬」的國家。撇除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政府放寬對外國記者的規定，且拜網際網路所賜，開放的腳步快到讓人意外，但也因為科技革命性的進展，習近平上任後，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數位極權主義國家，而政府精準的監控手段，跟蹤、騷擾、阻撓、甚至是毆打，更成為駐華記者生活的一部份。

而習近平也利用反貪腐行動來剷除潛在的政敵，興盛的中國科技巨頭更多了一份業務——協助北京當局監視人民。阿里巴巴園區內的警察辦公室被驗證為確實存在，且能夠使用電子商務和金融支付網絡建立的資料庫。直到習近平投下了「廢除國家主席連任期限」的震撼彈，對習近平效忠的態勢浮現，如同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的中國一般，記者僅能依循著氣泡，摸石頭過河，判斷海怪的方位。

美中貿易戰與新疆再教育營阻礙了外媒記者的報導

隨著美中貿易戰白熱化，美國記者團的採訪也處處受阻。不只是中國長期以來對於外國記者的不信任，前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也對於媒體嗤之以鼻，促使美國大使館消極爭取美國記者到場的權益，讓記者獲取資訊更加困難。書中是這麼描述的：「突然間，沒有人願意跟你說話了。」除了日積月累的敵意，新疆再教育營的報導更讓中國政府與記者的關係彷彿提油救火，衝突再次上升。隨著一篇篇報導的揭露，「最先進的科技結合最粗暴的壓迫」罪證確鑿，使中國重大的人權危機難以忽視。此時，疫情打亂了所有報導的節奏。

2020年2月，疫情剛在中國爆發之時，為了抑制疫情帶來的政治負面影響，中國官方一方面採取空戰的方式，全面性的審查網路貼文、重塑輿論方向，另一方面在陸戰上組織、動員，試圖控制病情擴散。

同時，針對川普嚴格限制駐美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的行動，中國政府也驅逐境內的駐華記者，並以「辱華」為名，即刻吊銷了三名《華爾街日報》駐中記者的記者證，將新聞自由推向另一個深淵。這是近二十年來，外國記者第一次被驅逐出境。同年3月，中國更進一步要求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工作的美國記者，10日內交還記者證，且不得在中國繼續從事報導工作，直接限縮外國記者對於中國的報導工作。

《華盛頓郵報》記者安娜．費菲爾德（Anna Fifield）對於中國媒體前景做出很好的詮釋，她表示，外國記者是中國改革開放、急需吸引外資時的助力，但中國人不再認為他們需要外國記者了，各種網路與電視宣傳管道都可以將訊息傳遞出去，經由惹人厭的外國記者只會提高風險、降低效益。

中國報導越趨扁平、單一化

香港在過去是外國記者的基地，但隨著港版《國安法》自2020年6月實施以來，新聞機構停業、從業人員被捕或是失業，香港媒體如《蘋果日報》與《立場新聞》，也在2021年相繼熄燈。外國記者紛紛捨棄中、港，轉往鄰近國家，例如台灣、韓國、新加坡，在在顯示中國官方對於新聞自由與獨立報業的打壓，多元的視角被迫趨於單一。

當中國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時，險峻的報導環境卻讓外界對於中國的理解趨於扁平，甚至失去了人性。近期Netflix影集《三體》熱播，具有華人背景的記者秦穎在《紐約時報》服務時，撰寫的第一篇報導即是關於小說《三體》的作者劉慈欣。秦穎表示，藝術與文化報導可以建立更全面的中國印象，然而當時多數新聞機構卻沒有資源或是缺乏興趣做這件事。但現今的中國媒體環境，已不是意願與資源的問題，中國新聞自由倒退，暴露出在中國境外報導中國的限制與窘境。

疫情下的中國官方人力吃緊，曾一度無暇管理媒體，記者們驚奇的發現，新聞自由管控度鬆綁，致使報導空間擴張，但在四月初，由駐中外國記者所組成的「外國駐華記者協會」（FCCC），發表2023年度中國媒體環境報告（Media Freedoms Report 2023），以「摘下口罩，障礙仍存在」（Masks off, barriers remain）為題，表示中國的獨立報導仍面臨重重阻礙，尤其是官方採取更緊迫的數位手段，加強恐嚇和監視。

然而，即使在中國工作充滿壓力，但為了記錄所見的真相、扮演好「歷史前線的目擊者」，《紐約時報》元老級的駐華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仍在書中表示，「我喜歡深入接觸中國的一切，我的內心深處想回到中國，我會毫不猶豫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