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電視法》（以下簡稱《公視法》）睽違13年修法通過，關心公共媒體發展者欣喜之餘，也呼籲在下一個修法階段處理華視定位問題。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舉辦系列講座「壯大公共媒體，華視什麼問題？」，邀請到公共電視基金會董事長胡元輝、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馮建三，華視監察人周宇修律師三位與談人，並由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陳順孝擔任主持人，一同細究華視的前世今生，展望下一階段的《公視法》修法。

陳順孝介紹，華視成立於1961年，在2006年為了回應社會「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要求，立法院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以下簡稱《公股處理條例》），讓台視民營化、華視公共化。於是，由教育部與國防部持有的華視股份，以「附負擔」的方式捐贈給公視基金會。但是，華視的公共化並未徹底，至今仍有17.76%的民間股份，導致華視陷入定位跟經營的困境。

一方面華視作為公廣集團的成員，必須承擔公共任務，以高標準產製內容；另一方面，由於華視尚有民間股份，因此不宜由政府補助，以免圖利他人之嫌。華視「不公不民」的定位造成了自身的困境。「他有公共的義務，但是沒有公共資源的挹注。」曾任華視董事（2019～2022）的陳順孝表示，華視每年收入約10億元，開支卻有13億元。過去十幾年來，資本額16億元的華視，虧損已經來到30億元。「這一直是華視很大的問題，但這兩三年出現一些變化。」

首先是在2021年，華視成立了華視新聞資訊台，於有線電視52台上架。這使得華視和公廣集團開始擁有24小時的新聞頻道，若能有好的表現，便能以公廣集團的專業來贏得信任，甚至創造營收。

另一件事，則是睽違13年沒有修法的《公共電視法》終於在今年啟動修法，取消了政府每年捐贈公視9億元的上限。文化部長史哲定調，此次修法是優先處理爭議較小的議題，而華視定位的問題，將會後續處理；時代力量黨團也召開記者會訴求華視公共化。

「事實上以我的理解，華視內部也一直希望能夠徹底的公共化，社會也有華視公共化的呼聲。但是華視公共化會涉及哪些法律問題？公廣集團擁有新聞頻道之後，又能產生什麼綜效？這些問題是我們在討論華視公共化的時候，所需要進一步去討論的。」

馮建三提到，關於華視的民股問題，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曾主張依照公司法，讓股份持有人以捐贈的方式放棄股權。儘管在政治上會有爭議，但馮建三認為，當時這些股份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基於政治關係所取得，「如果這樣理解，讓他們無償捐贈出來，其實也是還給社會一個公道。」可惜隨著內閣改組，新政府對電視媒體的關注較少，使得華視定位的問題遺留至今。

在2009年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辦的「我們該有甚麼樣的公共電視」論壇中，馮建三就已經提出，華視的問題不只是華視自己的問題。他說，當時有一些研究以英國的第四頻道（Channel 4）和韓國的MBC頻道（韓國文化廣播公司的MBC電視台）之主要所得皆來自商業廣告，主張華視應該也要能以廣告收入自負盈虧。

他指出，這種類比的錯誤在於：在2009年，英國的第四頻道跟韓國的MBC都還有極高的市佔率，與我國的市場結構完全不同。然而學術界這樣的論調，卻成為了主管機關不予華視補助的理由。公廣集團雖然是由政治力量授權，但卻未經充分規劃，因此若要對華視或其下的各頻道負責，也只能負責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行政院的責任。

華視雖然已經轉為公視控股的子公司，需要履行公共義務，卻遲遲無法獲得《公股處理條例》所允諾的附負擔捐贈。馮建三表示，當時有人認為，政府不給錢的原因之一，是認為華視的資產仍大於負債，因此不急著給錢，但是這樣的思維必然使得經營團隊與基層員工人心不穩，而影響工作效能。

馮建三表示，我國政府對於傳播、媒體，乃至公共媒體擴大的政策並不用心，因此電視台的負責人儘管有心，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以日前〈瞄準年輕票？蔡政府釋大利多〉的新聞為例（編按：此新聞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提出補助私校大學學費政見，行政院長陳建仁加碼高中職學費全免等補助），主張政府並不是沒有錢，而是分配不當。他說，如果台灣恢復到90年代的稅收水平，一年會增加 8000億到1兆元台幣左右的稅收，金額相當龐大。「我們的政府為什麼不讓有錢人貢獻呢？他們難道不希望貢獻社會嗎？」

談到公共電視的募款，馮建三認為，雖然公共電視募款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作法，但最好還是由政府代表所有國民捐錢給公視較為妥當，一來較有效率，二來也符合公共媒體在理論上應該是強制性經費。「甚至到了一個階段之後，公共電視不要去募款。因為邏輯上，你太會募款的話，政府就不給你錢。當然沒有太會募款這回事，可是邏輯上會有這樣的問題。」

約在2015年，開始有人提出「華視轉型社會企業」的主張，往後陸續也有「拍賣華視」、「活化華視資產」的聲音出現。但他認為，華視應該向政府爭取經費，畢竟華視的問題牽連甚廣，不是華視自己能解決的，假使政府認知有誤，對傳播政策消極，較好的自力救濟方式應該是請政府端正認知，積極任事。

周宇修說明，《公股處理條例》通過之後，華視有兩個重大轉變：一個是主要股東從國防部變為公共電視；另一個則是因為公共化的走向，被課與了法律上的義務。《公股處理條例》所提到的「附負擔捐贈」，可以理解為一種「有條件贈與」的概念。問題是，華視所必須承擔的公共任務雖然以法律條文明確化，可是其中所允諾的「附負擔捐贈」卻從來沒有發生。

《公股處理條例》第13條規範了華視需承擔的公共任務，例如：播送多元、優質、具公共利益之節目，兼顧兒童、老人、婦女、身心障礙者、特定族群權益及終身學習目標；於兒童節目時段不得插播廣告；播送之廣告不得為政黨或宗教宣傳等。

周宇修表示，這些規範會影響華視的運作。其實在8、90年代，華視的綜藝、戲劇節目都有耀眼的表現，但是當華視在節目製播和廣告種類都受限的情況下，會導致財務來源上的爭議。他認為，只要不是針對特定政黨或者是特定宗教去宣傳就好，但大家都會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這還是會影響到華視在運作上的空間。

周宇修表示，華視在2006年改制時，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員工權益，因為股東的轉換使員工對於勞動權益感到擔憂。另一個問題是，公視和華視的內部運作方式無法一體適用。

他說，除了節目製播準則之外，華視與公視體制的差異，也使得兩邊無法完全一致。公共電視在法律上是基金會，而華視是上市公司，受到許多單位監管，例如金管會、NCC、文化部，甚至因為直到現在華視都還有播《莒光園地》和空中進修學院的課程，因此必須和國防部、教育部打交道。

周宇修指出，作為一個事業體，華視需要面對太多的主管機關，使華視在運作的彈性上負擔了許多大家看不到的義務，因此很難跟公視完全同步。

2022年監察院曾對華視多次播出新聞疏失進行調查，當時華視的回覆包含三個要點：首先是根據《公股處理條例》，編列附負擔經費給華視；第二是推動買回16.76%的民股，讓華視真正成為公共媒體；第三是修正《公共電視法》為《公共媒體法》。

以去年的華視董事長任命問題為例，當時華視的多次疏失，使得華視董事長請辭。後來，華視在沒有和公視討論的情況下直接任命新任董事長，引發爭議：有人認為華視是獨立的上市公司，因此董事長的任命只需要華視董事會通過即可，不須公視同意；另一派則認為，華視仍須遵守《公股處理條例》。

為什麼華視的董事長任命會跟《公股處理條例》有關？周宇修解釋，這是因為《公股處理條例》第13條所要求無線電視事業（即華視）完成的事項，係交由公視基金會「負責」完成，有華視需在公視的指揮下運作之意。

這個爭議一直到最後都沒有共識，但可以看出公廣集團的整併，在法制上並沒有明確地要求華視與公視在運作上必須有一致性。但周宇修認為，從政策目的來說，有一致性的運作，還是比較有利於公廣集團的長遠發展。

周宇修表示，目前華視運作的一個重點是，未來如何跟新媒體發展良好的互動關係。以當代的收視習慣而言，電視頻道做為媒介已逐漸式微，有線電視的訂閱人數也一直在下降。因此，未來華視可能不會只把頻道當成運作主軸，而會有很多其他的內容產製和輸出方式。

過去為了減少虧損，華視許多節目都是向其他單位購入，不然就是用重播的節目。「這其實有點可惜，如果華視未來能夠慢慢地回到自製節目的狀況，甚至跟其他的電視台有一些比較好的合作，會是華視滿重要的契機。」

以前討論華視問題，眾人總會在一個問題上著墨：究竟是要公共化，還是要商業化？但周宇修認為，這兩者不必然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例如2005年王建民登板大聯盟，都沒有商業電視台要轉播，後來公視標下轉播權，最後養成了台灣人收看國際賽事的習慣。「所以我覺得公共利益與商業行為還是會有並存的狀況。」

關於公廣的集團化，另一個重點是公視跟華視之間的分工。周宇修認為，如果可以讓華視、公視，以及華視新聞台有比較明確的市場定位跟政策方向，可能會有更好的整體綜效。而未來更長期的關注點，則是華視跟公視在組織上的定位，或是在法律上的組織形式是否有一起改變的必要。

胡元輝表示，自己在學校服務了13年後，重回媒體的道路，他期許自己透過這樣的參與，讓台灣的公共媒體在實務運作上再往前邁進一步。因此在去年五月，公視基金會的新屆董事會就開始研擬三年的任期，對未來的願景跟使命上有什麼樣的構想。

他說，經過討論之後大家有很多共識，尤其關於如何讓台灣的公共媒體更能夠「感動國民」、「躍動國際」這兩大議題有很大的交集。「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希望有一天，過去被稱為小而美的公共媒體在台灣能跟商業形成一種二元的媒體生態：一方面跟商業媒體產生互補的作用，二方面也產生制衡的力量。」

在這樣的願景下，其中一個重要的策略就是完成《公視法》的修法。公視董事會去年10月正式成立了《公視法》的研修小組，透過和公廣集團的主管、工會代表，以及相關單位討論之後，凝聚出修法政策的建議書。在今年2月，公視公開呼籲盡速完成修法，並且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就獲得立法院三讀通過。

遺憾的是在修法政策建議中，唯一沒有列入本次修法的，就是有關華視「明載華視定位暨附負擔捐贈」一項。可以看出朝野及社會對於華視未來的發展定位尚無共識。他說，為了讓修法計畫有所突破，只能忍痛，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執著。希望在其他方面的發展下，能夠在第二階段的修法解決華視問題。

從2010年起的11年來，媒體覆蓋率有甚麼樣的變化？根據MAA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的「台灣媒體白皮書」，可以看出網路作為大眾使用的媒介，比例不斷地提升；報紙則明顯地下墜；電視雖然相對平穩，但也呈現下墜的趨勢。胡元輝表示，國外已經有非常多媒體主管擔憂，internet only將是可見的未來，務需採取必要的因應。

「使用者往哪裡去，廣告就往哪裡流」，在台灣也不例外，網路的廣告量從2010年到2021年不斷攀升，電視的廣告量下降幅度雖然沒有2010年前來的急遽，但仍維持下降趨勢，直到這一兩年才回穩。

那麼無線電視在整個電視生態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從5家無線電視台的市占率分析來看，顯然無線電視整體持續在下墜，到目前為止，大約只占電視市場佔有率的17%到18%之間。事實上，華視的廣告量在過去幾年當中，下墜的幅度比本身市占率的下降幅度來的更大。

以去年一到六月的營收占比來看，可以看出華視的廣告營收已經不如租賃營收。「這也是為什麼外界很多人會對華視有一些質疑，恐怕現在很多的電視媒體，都不太可能有華視某個意義上的得天獨厚——由於它過去擁有的資產可以透過租借的方式，每年有三億的營收。」

胡元輝表示，這樣的營收結構一則以喜，一則需要感到警惕，因為在營收占比中，節目收入只有10%，甚至及不上專案收入（21%）和其他收入（16%），廣告收入顯然有需要重新評估。另外，在穩固的租賃收入上開拓其他收入，也是必須面對的課題。

「如果把華視定位為一個具有商業活力的公共媒體，而與公視基金會所擁有的相關媒體服務有別的話，那麼剩下的問題是：到底華視的定位是什麼？我覺得要把這兩件事情先區隔開，這也是我到華視服務之後不斷跟同仁溝通的問題，一個是法制定位，一個是策略定位。」

華視的經營策略，首先是提升內容產製的品質，再來是訂定妥適的營收策略。在內容產製品質上，當前努力的目標是新聞頻道。胡元輝說，新屆董事會組成的時候，華視新聞頻道的普及率只有39%，經過數月的努力，已經來到73%。下一階段的重點則是旗艦節目，期許做到節目的創新，並且在資源的調控上找到最好的配置方式。

在營收策略的部分，胡元輝表示，除了廣告、版權、租賃等傳統營收之外，也必須有更多的創新營收，否則無法因應現階段的財務需求。因此他在新屆董事會成立時，就分別針對「資產活化」、「數位轉型」、以及「創新創業」成立策略小組，希望為華視營收尋找新的活水。

他說，創新營收的三個策略小組陸續運作的同時，也不會放棄繼續跟政府溝通，爭取附負擔捐贈以及其他的政府補助，希望讓政府體認到，對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的支持，是政府的責任與義務。

胡元輝表示，華視進入公廣集團17年來，虧損曾經來到最高一年五億元，最少是一億多元。近兩年虧損已經減少到一億三千多萬。一方面這個數據可喜，因為虧損已較往年減少；但另一方面來講未必是喜訊，因為從營收結構可以看出，華視不作為，反而可以得到虧損減少的結果。換句話說，如果華視只是想讓虧損限縮在一定程度內，不作為的虧損風險反而更小。

「可是當你不作為的時候，馬上面臨兩個明顯的風險，第一個就是存在的價值：為什麼要有這個媒體的存在？第二個是，就算現在可以減少虧損，未必未來的虧損不會加大。因為當你逐漸從大眾的認知退出去的時候，也就是你這個媒體消亡的時候。」

他說，作為華視的經營者，只是想苟活的話很容易，只要讓虧損比過去的平均值低，就是一種生存之道，但這顯然不是一個負責任的經營者要做的事。也就是說，新屆董事會組成就是要有所作為，所以華視必須做內容，必須展開更多新的服務，同時也要能夠存活。

「我們與其去講法制為什麼不定位，那操之於人；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什麼，顯然是可以操之在己的。法制改革上，我們尋求定位的釐清跟確認，但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個時刻，我們不會把自己應該努力的事情操之於人。我們要做的是策略定位的清楚，而且透過實際的執行力來證明，華視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是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商業活力的公共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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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