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台灣電視找出路：台灣電視新聞60年」研討會　感官主義如雙面刃　運用得宜能挽救有線電視退訂潮　網軍肆虐傷害台灣民主　透過新聞教育培養媒體素養　記者堅守崗位　發揮媒體正面功能

2022 年 12 月 01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黃翊閔｜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由台灣匯流研究學會所主辦「為台灣電視找出路：台灣電視新聞60年」研討會在政治大學新聞展演廳中登場。

此次研討會規劃三個場次，邀請10位有台灣電視圈實務經驗的教授，分就「理論」、「產業」以及「環境」這三個層次，仔細探討台灣電視該如何面對新時代新媒體的挑戰。

這10位學人的論文發表內容中，除了學理的闡發外，也有曾經在電視圈服務時的第一手經驗觀察，一方面替台下觀眾回顧台灣電視60年的點滴，也從歷史的角度中擘劃台灣電視的新未來。

電視新聞：產業篇如何再創台灣電視優質內容

本場次主持人政治大學廣電系兼任副教授關尚仁開場。（特約記者黃翊閔攝）

第二場的「電視新聞：產業篇」討論，由政治大學廣電系兼任副教授關尚仁來擔任主持人，關尚仁曾經擔任過華視總經理，世新大學助理教授許志明、政治大學社科院兼任副教授何日生、政治大學新聞系兼任教授劉蕙苓以及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許瓊文等人在這個場次中，就台灣新聞內容產製的個別面向提出見解。

在開場時，關尚仁回憶從前和電視結下的不解之緣：「台灣電視開播民國51年10月10號那一天，我就坐在電視面前。」對於第一次看到「盒子裡居然有人會講話」令年幼的他感到「太奇妙了！」

關尚仁甚至在初中聯考前一天，還跑到同學家看當時流行的電視劇，可令誰都沒有料到隔天作文題目就恰巧是「電視」，陰錯陽差之下，也讓他在退伍的第一天，就到台視去當初階實習生。

實習生的經驗也讓關尚仁決定出國修讀電視製播碩士學位，此後回國教書至今，並曾有三年到華視擔任總經理，一直以來都從事和電視相關的工作。當提及在華視服務的時光，關尚仁得意地表示，他「做了綜藝、戲劇、新聞節目，全部華視自製。」並由此帶出本場「產業篇」的焦點——台灣傳播界的內容生產。

關尚仁認為，「台灣電視的內容產製已經大權旁落」過去的榮景不再，並希望能夠藉由今日「產業篇」的四篇論文來和大家共同商討如何再創台灣電視優質內容的環境。

台灣電視新聞性節目與感官主義

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許志明。（特約記者黃翊閔攝）

第一位發表者是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許志明，許志明過去曾在業界服務將近30年，而其中有20年都在製播新聞性節目，本場就以「台灣電視新聞性節目與感官主義」為題，分享其過去的經驗和對未來的展望。

切入主題，許志明先引述美國著名社會學者波茲曼（Neil Postman）《娛樂至死》一書中，對於電視新聞性節目的反諷，認為新聞性節目是一種精神分裂症。他隨後介紹到電視新聞性節目，是透過選取較為娛樂性的名人八卦、慾望和悚動性的災害、犯罪等，對比於政治、經濟等硬新聞的「小報化」內容，並透過「感官主義」式的播報手法，來刺激閱聽人的閱聽體驗。而許志明欲探明「小報化＋感官主義＋收視率」是否就是台灣電視新聞性節目可以長存的關鍵？

而許志明認為，在台灣電視新聞性節目中感官主義極致化的實例就是1994年由王育誠主持的《社會秘密檔案》。在許志明的研究發現中，儘管《社會秘密檔案》節目最終因多次受到NCC裁罰於2005年關閉，可其感官主義的表現手法仍是後進的四檔節目—《社會追緝令》、《台灣啟示錄》、《現代啟示錄》和《台灣大代誌》—可以長存並保有高收視的關鍵。

許志明表示，過去感官主義常被指為「低俗、八卦、嗜血」等汙名，可感官主義實則「如同刀之雙刃」，使用得宜也能挽救當今有線電視的退訂潮流。

台灣新聞的前世今生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兼任教授何日生。（特約記者黃翊閔攝）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兼任教授何日生是第二位發表者，他結合學理以及過往經驗，以新聞作為「真理、（政治）權力和商業」三者之間競合的框架，又以新聞所報導的「真理作為三者之中的參與者、平衡者、妥協者，更像是共建者」，來報告「台灣新聞的前世今生」。

何日生認為，在蔣中正主政的老三台時期，真理、權力與商業三者的關係是「權力主導真理」。儘管如此，當時的記者並非如大家所想的處於壓迫之中，因為當時國民黨認為「控制媒體便能控制良善的風俗，而良善風俗就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因此反而是透過優渥的記者待遇，來尋求媒體對權力的支持。

而之後的媒體轉型，在蔣經國後期的電視新聞，歷經解嚴、開放報禁與黨禁，甚至任用台籍菁英擔任新聞主管等等的舉措，使得當時的無線三台能夠嘗試用較娛樂化的手法，避開政治議題的敏感神經而能報導更開闊的議題。「這樣的政治娛樂化傾向到今天還存在，而且變本加厲，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是對民主政治我覺得非常大的一個損失。」

同一時期有線商業電視台則更敢於直接的批判、挑戰執政方，一如何日生當時所主持的《調查報告》節目，處理了棘手軍中人權事件等。不過，好景不常，就在他認為「有線電視有機會能夠走向所謂的公共領域、獨立的自主的超然」的時候，有線電視也慢慢地向權力靠攏，以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

最後，對於現在的媒體環境，何日生分析出兩大危機，一是透過媒體購買把媒體全面政黨化後，令媒體不再報導重大議題；二是存在著一群無所不在，無法被確認也無法消滅的網路部隊在施行政治的作戰。同時威脅著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台灣電視新聞場域變遷中的記者

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教授、政大新聞系兼任教授劉蕙苓。（特約記者黃翊閔攝）

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教授、政大新聞系兼任教授劉蕙苓在何日生之後接著報告，她在開頭便先自我介紹：「我算是解嚴後第一代到電視台服務的新聞工作者，在報禁開放的那年考進中視。」進入學界之後，劉蕙苓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記者，她表示「研究記者等於是研究自己。」

劉蕙苓以「台灣電視新聞場域變遷中的記者」為主題，透過訪談四位第一代電視新聞界前輩、資料爬梳以及自身觀察，勾勒出台灣電視新聞這60年來，歷經早期老三台、解嚴、有線電視加入，到現在的數位匯流各種樣貌。

劉蕙苓表示，早期電視新聞以黨政類型的新聞內容居多，和今日由娛樂、消費為主的內容趨勢相當不同，而箇中原因在於當時的電視新聞時段少，所需的人力較為精簡之故。此外，在受訪者的回憶之中也提到「十大建設」和「國際貴賓來台的松山機場接機」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電視新聞場域。

解嚴之後，電視新聞則以當時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集會遊行現場，做為重要的報導場域。「我們的記者們開始要走到街頭去，走到群眾裡面去採訪，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當記者其實是有生命安全的威脅」劉蕙苓回憶當時報導反對運動時就曾被反對分子團團圍住，甚至差點遭汽油彈打中，「一顆汽油彈就從我肩膀這邊擦過去。」

此外，順應著當時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環境，財經、股市相關的內容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新聞報導場域。

在2000年以後，劉蕙苓指出，「老三台的沒落和有線電視的激烈競爭，使得電視新聞場域進入了白熱化的戰國時代，記者們的跳槽變成常態」。而尼爾森收視率調查的引進，也導致電視新聞場域中開始出現更多能帶來高收視的社會、民生、娛樂新聞，並同時將非選舉時期的黨政新聞邊緣化。

在隨後而來的數位匯流的場域中，更加「行動化與社群化的挑戰也使得記者們進入新的採訪模式與產製方式。」

最後，劉蕙苓透過統計數據點出，儘管這六十年來新聞記者的性別比例趨於平衡，女性擔任主管的比例上升，但整體新聞產業在薪資待遇、年齡以及新聞自主度上卻是下降的。從這些困境中表達了對現在的新聞教育期待，也堅信這社會中還是有許多優秀的記者，仍堅守自己的崗位繼續守候的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