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威權政府復辟　記者如何在獨裁統治的狹縫中尋找新聞自由的微光？

2022 年 03 月 31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產業, 新聞背後

陳曦｜特約記者線上採訪報導

近年在歐洲、在亞洲，都出現了威權復辟的民主危機，這種現象同時也威脅著新聞自由與記者人身安全，鑑於新聞自由可說是民主實踐不可或缺的要件，《端傳媒》針對這個主題，舉行「當社運退潮，威權再臨，紅線下的記者如何繼續做新聞？」季度圓桌會議，邀請曾駐白羅斯的獨立記者Fiona Chow和《經濟學人》駐緬甸記者、《緬甸前線》（Frontier Myanmar）高級編輯周浩霖分別分享在威權政府的狹縫中，嘗試躲避或是越過紅線，尋找一絲自由微光的故事經歷。

兩人表示，無論是在白羅斯執政長達25年的「歐洲最後的獨裁者」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還是在緬甸曾經掌權多年、2021年2月1日突襲政變推翻民選政府，捲土重來奪權的敏昂來（Min Aung Hlaing）軍政府，皆不允許獨立媒體的異音存在；雖然白羅斯與緬甸記者抗衡獨裁政府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利用威權當局對科技的陌生，流亡海外或是躲藏起來的記者們得以將官方媒體以外的資訊傳入公眾視野，Fiona Chow更表示，即使反對派媒體必須轉進地下、或是用曲折的方式隱晦表達異議，但這些媒體光是存在、讓黨媒黨報的聲音不能成為唯一，就已是一種有力抵抗。

《端傳媒》舉行線上圓桌會議，探討在威權復辟的獨裁國家，記者如何在紅線下繼續新聞工作。左為陳婉容，右為Fiona Chow，下為周浩霖。（陳曦截圖）

狹縫中的自由

擔任主持人的《端傳媒》國際組編輯陳婉容率先指出，根據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紀錄，2015年全球下獄被關的記者，其實比2022年的如今要少，這種情況顯示的是威權捲土重來，而在復辟的獨裁統治下，做新聞是不是變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政權的紅線下，仍有人不斷討論繼續新聞工作的可能性寫下一頁又一頁在狹縫中尋找自由的故事。

目前在英國倫敦攻讀碩士學位的Fiona Chow分享自己採訪白羅斯新聞工作者的經驗，她表示盧卡申科自1997年上台以來，已掌權25年，期間發生過大大小小的示威、至2021年盧卡申科政府將異議人士全面推翻，獨立媒體成為被打壓的對象，記者被打、被逮捕，新聞機構被抄，獨裁政權徹底掌握國家輿論，官方的宣傳鋪天蓋地，取代了其他所有的意見和社會討論。

Fiona Chow在採訪的過程中，試圖去定義，在這種情況下，獨立媒體能夠如何反抗？要不要反抗？即使媒體或許各有觀點立場，但面對威權體制，所有獨立媒體只有站在同一陣線。令人意外的是，傾注國家力量去進行的政治宣傳，竟反過來成為許多記者大加利用，藉此生存下去的工具。

在Fiona Chow的受訪者中，有一人過去曾任職蘇聯黨報，其後在1995年建立自己的獨立報紙；由於工作經歷的緣故，該位受訪者深知「政權怎樣玩」，在自己的媒體上，他的邏輯是，「不可用政治宣傳對抗政治宣傳」。

Fiona Chow分享自己訪問多位白羅斯獨立媒體人的經驗，回應主持人陳婉容的提問。（陳曦截圖）

Fiona Chow（右）分享自己訪問多位白羅斯獨立媒體人的經驗，回應主持人陳婉容（左）的提問。（陳曦截圖）

存在即抗爭

Fiona Chow說明，有些獨立記者在選擇報導立場時，會完全站在抗爭者一邊的角度，會著重在寫抗爭者視角的故事，「但這個跟新聞價值觀是相異的」，媒體應該有更高的自我標準，而非成為另一種立場的宣傳工具。

另一方面，更現實的考量是，如果白羅斯媒體表現出鮮明的立場，「即刻會被趕」、被封禁，眾媒體知道紅線在哪裡，形成約定俗成般的默契，「不會寫明、一定不會去弄總統（指盧卡申科）、不會批評政府政策」；Fiona Chow坦言，在民主世界的新聞工作者眼中，媒體應該要批判政府，自然難以接受白羅斯獨立媒體的做法，但是對當地的反對派媒體來說，首要任務是「令自己存在」，工作定位是要盡力維持媒體工作能繼續進行，否則白羅斯不再有媒體能夠進行訪問。

Fiona Chow舉例，有一家白羅斯媒體就走平實路線，僅是追蹤黨媒的報導並進行分析，心知自己無法與政權正面對抗，她自己的觀察是，既然白羅斯媒體無法將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捍衛新聞自由的程度，那麼至少，他們要讓媒體可以生存下去，沒有華麗的抗爭、避開被捕的下場，「它（獨立媒體）得以存在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抗爭」就好像喬治歐威爾的經典反烏托邦小說《1984》一樣，獨立媒體保持著自己在公眾輿論的位置，讓黨媒不能成為唯一。

在盧卡申科2020年夏末第六度獲得連任、掃蕩國內反對派、驅逐外國記者之後，已經過了一年多，已經有90%的媒體被清理掉，碩果僅存只有白羅斯國內的幾家獨立媒體，例如網媒Onliner，變成不能寫新聞，只能寫過去的事情、進行分析；另一方面，保密性高的通訊軟體Telegram頻道興起，被趕出白羅斯的獨立媒體憑藉這些頻道，轉成類似「地區報」的形式，持續傳播新聞，仰賴各地區的當地人擴張這些Telegram頻道或是通報消息，設法撕開一個可以發聲的Gap。

事實上，在盧卡申科執政期間，約莫在2015年，當局統治一度放鬆，獨立媒體獲得相對開放的生存空間，相繼成立，當時許多人不覺得有紅線存在，但在Fiona Chow的理解中，紅線一直都存在，隨著盧卡申科每一次選舉時的社會環境，就像波浪一樣，可鬆可緊，但始終存在。

白羅斯媒體的紅線依據盧卡申科政權的存在而浮動，獨立媒體就在夾縫之中尋找新聞的可能，設法傳承建立了20年的獨立媒體價值觀。回歸圓桌會議的題目，在威權下如何做新聞？Fiona Chow表示，她沒有一位受訪者可以給出清晰的回應，但是獨立媒體繼續存在、新聞工作者繼續做下去的這個行為，「就是一個最好的回應」。

緬甸：國破山河在

曾長駐緬甸5年的周浩霖則以唐朝詩人杜甫的名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來形容自己回看現時緬甸的心境，他表示，「我當時離開的仰光，道路一樣，人、事都完全不同了」。

周浩霖略帶感傷表示，緬甸自翁山蘇姬政府獲得政權以來，歷經10年改革，媒體、新聞自由、政治、族群問題都逐步有了明顯改善，雖然根深節錯的長期問題，例如組成緬甸主體的緬族人對羅興亞人的仇恨和鎮壓等依然存在，但是整體來說緬甸正在轉型成一個民主國家，翁山蘇姬主導的政黨「全國民主聯盟」也在2021年大選獲得國會大多數席位，然而軍方大規模政變突如其來，翁山蘇姬、還有緬甸總統溫敏（Win Myint）及其他官員被從家中帶走，數百名執政高層被關押。

緬甸媒體也隨著政變「完全瓦解了」，周浩霖表示，原本緬甸街邊的報攤有很多報紙，這是緬甸10年改革爭取到的成果之一，由於官方審查的減少，私人媒體如雨後春筍出現，有雜誌、有報紙，還出現緬甸唯一的一家私人英文日報《緬甸時報》，說要什麼有什麼，但是軍方奪權後，10家報社裡有8家被收回牌照，進行採訪的記者一旦被抓到就關起來，完全不允許獨立媒體有存在的空間。

周浩霖進行新聞工作時，仍恪守獨立性，不將自己的報導視為反抗軍政府運動的一部分，但如實報導現況，即能對反抗力量形成幫助。（陳曦截圖）

說出事實即可幫助反抗力量

作為在緬甸工作的記者，周浩霖表示自己未將報導抗爭運動視作反抗力量的一部分，他仍盡量去做公平、平衡的報導，例如撰寫軍方政策打壓人民權利的報導時，他會在安全的情況下去找軍方回應，但他也表示，自己是香港人、是外國人，才有比本地記者更大的空間與自由，緬甸軍方顧慮傷害外國記者的政治資本，他至多被抓、不至於被殺，因此在報導上就經常陷入兩難，因為若給軍方回應的機會，軍方也很可能反過來抓捕其他緬甸籍的同事。

雖然周浩霖稱自己不是反抗力量的一份子，但是在恪守「不聽軍方命令」做調查新聞、做獨立新聞時，也將因此牴觸軍方，對反抗力量形成幫助，例如軍政府要求禁用「軍政府」、「政變」、「軍權」等詞彙，周浩霖選擇無視，「該用就用」，原因是「他（軍政府）說不用就不用，明天他叫你稱他民主政府怎麼辦？此風不可長！」以獨立媒體的角色，假使軍方政策失敗、一年內仍無法挽救緬甸經濟，「我們會說出來」，說出事實即可幫助反抗力量，同時仍保有媒體的獨立性。

至於獨裁政府下的新聞紅線問題，周浩霖表示，基本上緬甸軍政府沒有明確的紅線，手法類似如今的香港政府，「何時越線你也不知道」，當局正是利用不明朗的情況，讓媒體進行自我審查。周浩霖提醒，緬甸軍政府極其殘酷，如果被當局抓到，「不是逮捕那麼簡單，他們是殺人的」，無論對方是平民、甚至是小孩。現在首都仰光沒也和平示威抗爭了，因為「出來就槍殺，軍人看你車子停下來，就處理掉」。

周浩霖轉述，曾經發生過，在晚上一名緬甸司機被軍人要求停車，但因為夜色太黑，他沒看見軍人，結果就被殺了；軍方對待媒體的粗暴手段則是，直接到報社、到辦公室抓人，被抓了動輒下獄好幾年，如果人逃了，就拿走報社電腦，不過周浩霖補充，緬軍的科技能力其實很弱，軍人想取走電腦資料時，卻只能走了螢幕，而真正存放資料的主機硬碟都還留在原處，「唯一強的是真的很兇悍殘酷」。

緬甸記者的勇氣

記者被殺的案例也確實存在，例如2021年12月時仰光對軍方統治不滿，發生罷工，示威過程相當和平，但有一名本地記者在現場拍照就被抓了，3天後軍方打電話給家屬說，「可以來收屍了」。對緬甸本地新聞工作者來說，一旦進了監獄，就離開不了。

在這種高壓環境之下，緬甸記者紛紛走避國外、或是躲藏到邊境的少數民族控制區，許多人在叢林裡工作，環境非常糟，沒有自來水、每天要耗費一個多小時去附近村落才能獲得食物，在Covid-19疫情下也沒有任何的醫療支持；有的記者已經有家庭，就選擇將小孩送回老家村落，自己返回邊境叢林地區繼續工作。周浩霖因此盛讚，「緬甸記者是最辛苦、最有勇氣的」。

很多傳統的緬甸大媒體去了泰國邊境，尤其集中在清邁，也有很多其他難民、維權人士和流亡官員聚集在清邁，他們在邊境進行聯繫；由於離開緬甸本土，要再撰寫報導也比較難。

留下一個片甲

陳婉容評論，周浩霖說的，其實與Fiona Chow口中的情況不謀而合，無論是白羅斯還是緬甸，記者們或透過曲折的方式迴避紅線、或躲藏起來繼續報導，在在都傳達了一個訊息，即「存在就是生命」，獨立媒體留下一個片甲，讓社會不要只有一種聲音。

Fiona Chow（左）和周浩霖（右）皆提到獨裁者與現實的脫節之處是可突破的破口，但也提醒，獨裁者是會進化的。（陳曦截圖）

Fiona Chow補充，眾多白羅斯獨立媒體的存在，其實也可以藉此反證盧卡申科政府的官媒有多麼差，而由於蘇聯時代遺留給老一輩的「相信官媒」思維，導致官方完全低估獨立媒體的力量，但是新生代的年輕人會用VPN、會上網找尋獨立媒體的報導；另一方面，與善於製造假消息的俄羅斯不同，白羅斯政府尚無「資訊戰」的想法，也自認不須透過媒體來塑造盧卡申科政權的正當性，目前白羅斯的獨立媒體只需報導主流媒體未報導的新聞，就是另一種聲音，或是只需要揭穿官媒説法，就能達到説服民眾的效果。

周浩霖也指出，緬甸的民間輿論非常一面倒，緬甸軍方的官媒資訊被視為「最大的消化」，完全不被信任，此外緬甸獨立媒體還有一個破口，就是「緬甸軍方完全不懂科技」，連網路銀行也不懂，先前軍政府想要切斷流亡政府的金流時，竟要求全部的本地銀行將每個ATM交易明細存在CD光碟裡給軍方，「軍方以為全世界還在用CD」；又或是政變後軍方斷網，卻導致銀行、商業系統崩潰，因此軍方如今手足無措，遑論認識流亡人士和記者使用的VPN或Signal加密通訊軟體。

不過，Fiona Chow和周浩霖皆表示，獨裁者是會進化的，即使現在官方與現實時代脫節，但是未來有了能力、有了資源的話，將是令人擔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