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淳敏｜特約編譯
現今新聞媒體擠身世界上最大行業之一，媒體定位隨社會發展不斷轉型，逐漸擁有顯著影響力。各種形式的媒體建構輿論、創造社會意識，同時批判當代政治社會問題。反觀，新聞媒體雖肩負監督角色，卻也難保淪為執政者暴政下的受害者。去年10月孟加拉執政黨人民聯盟（Awami league，AI）通過《數位安全法》（the Digital Security Act, DSA），不但嚴重影響言論自由，也箝制孟加拉的民主。
▍數位安全法威脅言論自由
根據在日本東京的網上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3 月7日報導，孟加拉國總理哈希納（Sheikh Hasina）在2019年2月14日接受《德國之聲（DW）》採訪時表示，「她尊重民意且積極支持言論自由，包括人民對政府的批評」。諷刺的是，哈希納從未兌現承諾。去年大選她四度連任，隨後頒布新律法《數位安全法》，至今已遭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組織抨擊反對言論自由。
這項備受爭議的法律，目的在於控管網路犯罪，其中條文明列，媒體記者若在政府辦公地點秘密使用電子儀器，進行資料收集，將被控間諜罪，面臨至少7年、最多14年的監禁及罰款250萬孟加拉幣塔卡（BDT）至1000萬塔卡 （編註：約合新台幣91萬6452元至366萬5809元）不等。
事實上，孟加拉的言論自由受到壓迫，並非單純肇因於《數位安全法》。其中尚包含執政黨對其他黨派的打壓、為掌控媒體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社群媒體都遭執法機關過度監控，進而禁錮了民主思想家和自由愛好者。這些問題如舊疾纏身，自孟加拉獨立以降，當地媒體不曾享有完整的自由。
▍孟加拉箝制媒體劣跡斑斑
1975年，孟加拉國人民聯盟執政黨成立後，下令終止其餘報業出版發行，由四家報紙壟斷市場。不久，軍事獨裁者齊亞・拉赫曼（Ziaur Rahman）和厄夏德（Hussain Muhammad Ershad）在媒體業布下天羅地網。儘管在厄夏德政權衰落後，孟加拉民主黨和人民聯盟也沒讓媒體過上好日子。
《數位安全法》通過前，孟加拉就因當局不擇手段干擾媒體從業人員，限制新聞自由及社群媒體，被「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列入風險區。截止2018年，孟加拉連續八年上榜CPJ的「全球懸案指數」，亦指該國眾多記者遇害案件未解，兇手仍逍遙法外。
截止2018年，孟加拉連續八年上榜CPJ的「全球懸案指數」，眾多記者遇害，兇手仍逍遙法外。圖：保護記者委員會。
據「無國界記者組織」報導，2013年以來，孟加拉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一直介於第144名和第146名間，去年更是下跌至第180名。當地人權組織Ain o Salish Kendra（ASK）就統計，2017年約有122名記者面臨不同情況的職業騷擾，去年起數量躍升至207名記者。
▍數位安全法令媒體環境雪上加霜
「《數位安全法》無疑是默許孟加拉政府繼續箝制媒體」。近日《Jurist》發表一份報告，指出政府通過該法案後，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孟加拉分部主任伊夫特哈爾扎曼（Iftekharuzzaman）呼籲政府進行審查，並警告該法「提高民眾自由發言的風險，對於實踐基本人權亦構成威脅」。然而政府非但未徹底改革該法律前身《資訊傳播科技法》，反而納入更多限制和懲罰。他預測這項新法律的影響層面將不限於記者，還會擴及至整個公民社會。
這項法律於2018年10月8日生效，雖遭大批記者和人權運動者反對，早在媒體圈蒙上一層「馬基維利式」的陰影，不論社會運動者、部落客、作家或社論家都難逃魔掌。同年12月，《路透社》紀錄了孟加拉媒體行業的嚴峻環境，並揭露《數位安全法》如何壓制新聞媒體自由並限縮記者權力。
《路透社》採訪了孟加拉32位記者和編輯，絕大多數人指稱「通過《數位安全法》，不但加重誹謗罪之刑責，也在業界瀰漫一股肅殺氣息。」孟加拉政府官員雖聲稱新法律可協助打擊數位犯罪，保障民眾財產及生命安全，但《數位安全法》授予執法機構近乎極權主義之權力，只要警察認定行為違法或構成犯罪，即可在沒有法院簽發任何逮捕令的情況下搜查或逮捕嫌疑人。該法律已賦予當局打壓異己的廣泛權力。
▍社群媒體也生寒蟬效應
另一方面，該法律也對民主思想家和社群媒體活躍者造成直接影響，透過社群媒體批判政府的言論已大幅減少。不少曾在社群媒體或論壇上嚴厲批評政府規章制度的民眾，被捕並屢遭騷擾。使得其他人民心生畏懼，選擇沈默以對。
孟加拉攝影師阿蘭（Shahidul Alam）今年4月接受專訪誓言奮戰到底。影像來源：YouTube頻道（CC BY-SA 3.0）
記者被扣上罪名逮捕的消息層出不窮，曾獲獎的攝影師阿蘭（Shahidul Alam），去年學生抗議期間因違法「傳播錯誤訊息文宣」被警方逮捕，入獄近四個月後獲准保釋。而據《衛報》今年1月報導，任職《達卡論壇報》（Dhaka Tribune）的記者莫拉（Hedayet Hossain Mollah）也因年初報導選區票數有誤，被地方政府控「提供不實消息」並提告。
上述案例猶如殺雞儆猴，挑起社會不安與恐慌。至今，即使是電視談話節目也嚴格遵守相關準則，限制記者不得對敏感的國際事件、政治議題或政府政策進行批判。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