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獨立記者先驅朱淑娟所著力作《洪箱與土地正義》於六月出版，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及巨流出版社共同舉辦新書發表會暨「台灣土地徵收現況與公民行動」座談會，邀請作者朱淑娟、政大地政系兼任特聘教授徐世榮、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風傳媒》總主筆夏珍，共同探討台灣土地徵收爭議、公民行動與媒體觀察。

下半場的分享交流，則邀請各大徵收案公民行動代表到場談各自案例，及其與洪箱的故事。除了「新竹瑠公圳」賴碧珍因正面臨家園強拆之壓力，不克到場之外，講者包括「後龍灣寶」張嘉玲、「機場捷運A7」徐玉紅、「南鐵東移」陳文瑾、「社子島」李華萍、「黎明幼兒園」林金連、「三重都更」許素華。

朱淑娟表示，打從2009年她報導後龍科技園區的事件時，就已經在醞釀有關土地徵收的書寫，只是一直苦無方向。2023年10月21號，「女俠」洪箱的告別式當天，她站在洪箱家旁邊的田地上，看著子女送行的隊伍遠去，逐漸消失在視野中，突然心想：過去那些曾經為了保護土地的吶喊、堅持，難道隨著人離開之後，就消失了嗎？

那一刻，她告訴自己，是該想想如何把洪箱與土地正義的故事寫下的時候了。幾經琢磨，朱淑娟決定不以傳統的傳記式寫法，而是讓洪箱當引路人，貫穿四種不同類型的土地徵收。「很奇怪，讓她當引路人之後，書就開始順起來了。」

書中第12章「坤輿掩埋場」雖不是土地徵收的事件，卻是洪箱最後聲援的抗爭。朱淑娟指出：「洪箱從後龍科技園區開始，從故鄉出發，最後又回到故鄉。而且這兩個案子都大獲成功，見證洪箱這14年的公民參與是非常圓滿的。」

她說，《洪箱與土地正義》有兩條軸線，一是書寫事件當事人如何面對土地徵收、發出什麼樣的聲音，透過他們的故事讓讀者看到：這些人為什麼要抗爭？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出了什麼問題？第二條軸線，則著眼於洪箱參與、協助這些抗爭的過程。「洪箱有一種特別的純真：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幫助，她就一定要去幫忙。」

記者的職責是「再現」真實，但像土地徵收這類涉及許多法令、制度的事件，就需要發揮「解釋」的功能，才能為報導建立深度。朱淑娟說，這部分主要得助於徐世榮教授，「我覺得台灣的土地徵收法令，套一句徐老師講的話，就是『19世紀的法令』。」

以2017年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為例，可以看出「鐵路地下化」的路線周圍，都會變成莫名所以的「特定區」。朱淑娟表示，政府以前還會遮遮掩掩，現在也堂而皇之的說是「自償性建設」，因此要開發周邊，藉其利潤補充建設款項的不足。

與區段徵收有關的「名頭」更多，例如徵收程序未完成就預先標售人民土地的「預標售」、以及便宜行事的「先行區段徵收」等。在機場捷運A7案中，還可看見政府操作「公共利益」的大義名分，以僅占徵收面積5%的合宜住宅做為要人民「犧牲小我」的理由。

土地徵收的掠奪本質，從「自辦市地重劃」更是一覽無遺。自辦市地重劃名義上是鼓勵地主參與合建，但土地開發有其專業性，且需龐大資本，因此真正去申請的多是建商。甚至有被起訴的建商擔任全國都市計畫委員，從中尋找值得開發的土地。「到頭來你會發現，原來是建商在徵收我的土地。」

朱淑娟表示，本書有兩點她感到得意之處，「第一點就是，這本書不是決定要寫才去採訪，而是真的是寫了16年。」她說，自己做事龜毛，採訪場記都做得非常仔細，例如記錄抗議現場，她不只會記下當天天氣，連抗議者被警察拖走、乃至其呼喊都會原汁原味地記錄下來，讓讀者如臨現場。

第二點，則是台語書寫。她說，這本書寫了很久，其中大半時間都在處理台語用字。書中除了洪箱，還有許多抗爭者只能用台語流利地表達意見。可是台語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久經打壓，口語使用已相當弱勢，遑論書寫，許多台語用字不是分歧、就是佚失。朱淑娟為了「原音重現」，在台語用字上煞費苦心。有人讀完之後說，聽起來真的有洪箱的「氣口」（口吻、語氣），讓她感到辛苦非常值得。

這本書寫完的時候，朱淑娟想起了洪箱常說的：人阬缺（工作）若做了矣，天公伯就會叫伊軫去（回去）。「我從她身上看到，一個人的完成。她不但做了所有想做的事情，而且也做好、實現了。」她說：「我期待大家能夠從書中看到她的風采，也重新看到臺灣農村的善良、堅持。你會發現那才是台灣真正的價值所在。」

徐世榮表示，自己所屬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教誨，就是必須參與社會事務，但是以往他的參與，都只是在報章雜誌上投書，直到後龍灣寶的土地徵收事件，他才真正親身投入社運，也因此跟洪箱結緣。

他說，洪箱強烈的、活著的姿態，喚醒了人們許多已被遺忘的事，例如農村與農業的價值。如今人們習慣用GDP來評斷一個產業的價值，但是洪箱提醒我們，農業其實還有文化的、環境的價值等重要的價值，是沒有辦法用GDP來展現的。

另一個令徐世榮感動的，是洪箱展示了土地跟人之間深厚的情感聯結。「土地有認同的價值。」徐世榮說：「我們把它稱為家園。」

談到洪箱兼愛的情懷，更是令徐世榮低迴不已。「她不會說後龍科技園區我保護下來，就從此不問世事。」他指出：「現在有很多的節目（都在談）地方創生、社區營造，都說愛土地，但我覺得這個愛土地，好像都侷限在自己的生活領域裡面。洪箱大姐跟我們講：不能夠這個樣子，要兼愛其他的地方。她全台灣走透透，只要有需要她的地方，她都會很願意過去。」

朱增宏首先提出質問：台灣基本上是民主國家，可是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被迫害、被迫遷的事情不斷發生？

我國憲法明訂人民有居住、遷徙的自由，且應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惟憲法第23條將「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四類狀況除外。朱增宏認為，這導致了《國土計畫法》、《土地徵收條例》等法律都標舉公共利益的大旗，對於基本權益的侵犯，卻隻字未提。

他指出，在我國法律中，對於公共利益與基本權利相扞格時該有的比例原則，缺乏清晰的界定，導致法律淪為破壞的工具。另一方面，對於程序正義的保障不是曖昧不清，就是徒具形式。

他認為，對於程序正義的保障，可以向海洋保育運動取經，對每一個關鍵階段中的資訊建立紀錄與追溯機制，並由公正第三方監督。例如，《土地徵收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指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根據社會、經濟、生態、文化等因素進行評估，但對於「誰來評估」、「數據從哪來」卻沒有規範，導致一切「政府說了算」。

朱增宏表示，反迫遷運動想要繼續往前走，勢必要從法律著手。唯有程序細節能清楚界定、並且建立資訊透明的機制，才能弭平政府與人民間巨大的「武器不對等」。

夏珍表示，自己也有遭「土地徵收」的經驗。四十多年前，她先生的老家因為政府開路被徵收，家裡被切掉三分之二。當時夏珍也問婆婆：不抗議嗎？但婆婆表示，抗議也沒用。她說，自己受的是黨國教育，婆婆說抗議無效，她也就認了。「但40多年過後，我們的社會還要不要用那樣的觀念來處理事情？」

觀察土地正義議題多年，夏珍有很深的感慨：台灣到底要發展什麼？如何發展？她說，不論什麼政黨執政，都以經濟發展為首要之務，各縣都想爭取科學園區，好像大家都覺得那就是好的。但如果有人不想要，該怎麼辦？

「媒體的視野真的很淺薄、很片面、很單一。」夏珍直言不諱地說，以《風傳媒》為例，至今都沒有嚴格定義的環保記者，遑論土地記者。而朱淑娟的存在，給了《風傳媒》不一樣的視野。「如果沒有她，這些案例在《風傳媒》上根本看不到。你不知道的時候，你也不會想到要去關心它。」

夏珍表示，朱淑娟自《風傳媒》開台以來就是他們的專欄作家，至今已經11年，期間不乏政商施壓，要求下架。但夏珍認為，應該為台灣留下「不一樣的聲音」，始終堅持刊載朱淑娟的文章。

夏珍表示，台灣社會需要有不同的聲音，但她也提醒：討論應該維持冷靜，就事論事。近幾年開始有人投書「修理」朱淑娟和徐世榮，夏珍雖樂見公共領域的意見交流，但後來卻發現這些投書頻率很高，且往往涉及人身攻擊。

她感慨道，徵收議題本身是可討論的，但如果帶著過多的情緒或人身攻擊，其實無助於社會取得共識。她也質疑：「為什麼罵徐老師跟淑娟呢？他們沒有利益，完全沒有。他們拼命幫這些人講話，如果說有丁點利益的話，你還可以說（批評）。這樣的聲音如果再沒有人發表，就聽不到了。」

現場有人回應，投書者可能是假帳號，不過夏珍表示對方的身分經過驗證，是用真名發表。真假姑且不論，但由此可以觀察出，傳播科技的進步，加上政治宣傳的越發細膩，已逐漸侵蝕公民對媒體、乃至公民彼此間的信任基礎。

洪箱的勇敢與無私在眾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洪箱的次女張嘉玲提到，父親辭世那年，洪箱頗受打擊，兒女希望她不要再奔波，但洪箱表示「很多人需要她，不出來不行」，她只好載著洪箱參加各地的自救會抗爭。

徐玉紅與陳文瑾談起洪箱皆是無限神往。陳文瑾說，有次跟洪箱環島，在路上遇到自救會，洪箱二話不說就把身上的錢拿出來捐助，所以第一天就把錢花光。徐玉紅回憶和洪箱一起四處聲援抗爭，總是喊得聲嘶力竭，歡笑與淚水交雜。

李華萍說，起初自己不知道怎麼抗爭，舉凡寫採訪通知、開記者會，都得從頭學起，甚至要學當「自媒體」。後來朱淑娟引介她認識洪箱、徐玉紅，兩人的經驗給了她許多啟發。

林金連與許素華的案例見證了庶民遭受的不公不義，能慘烈到何等境地。許素華在家園遭強拆之後，以近乎苦行的方式持續抗爭。林金連更因為土地徵收而妻離子散。他說，自己活不下去的時候，是洪箱鼓勵了他，所以他要繼承洪箱「哪裡有困難就往哪去」的精神，走遍全台灣。

本次座談會內容十分繁複，談的已不只是洪箱身影，也關乎媒體職能與公民韌性。朱淑娟說洪箱將自己「活成一道光」，而徐世榮說「祈願這道光不滅」；或許這本書就是一面折射出洪箱光彩的稜鏡，而所有受其感召的人，都將接續溫暖的輝芒，荷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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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