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家宜Ｘ朱淑娟｜媒體環境新解方＋獨立記者生存術的交會之處

陳洧農｜特約記者報導

社教文化基金會於去（2019）年11月30日在慕哲咖啡舉辦新聞與言論自由論壇第四場，本次主題為「媒體環境新解方—付費、獨立媒體與其他想像」，邀請到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以及獨立記者朱淑娟共同主講。

內容包括：傳統媒體的困境與出路、媒體在民主社會中的角色、獨立記者與主流媒體的關係。

邱家宜現任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公共電視董事以及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廣電政策與監理、新聞倫理、傳播與文化。

朱淑娟曾任聯合報記者，2009年成為獨立記者，以調查深入的環境報導屢獲卓越新聞獎，並曾成功爭取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

▍奄奄一息的新聞媒體

「台灣的媒體快活不下去了！」邱家宜說道。縱觀報業發展源流，自印刷術普及之後，政治勢力開始以報紙做為宣傳媒介，到後來倚靠低價、大量發行的私人報業，其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廣告，發行的收益僅佔小部份，這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報業的商業模型，也是理想的古典新聞專業。

邱家宜表示，網際網路的強勢到來，吸走了報章雜誌大量的廣告商。圖：陳洧農攝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演、科技的進步，傳播途徑的推陳出新使得報紙面臨接二連三的衝擊與挑戰。報紙挺過了廣播的出現、電視的誕生，卻在網際網路的強勢壓境之下，垂死掙扎。論發行，網路不需成本；論廣告，網路大幅地改變了人們的閱聽習慣，因而吸走了大量的廣告商。

▍遭網路輾壓後的媒體面

邱家宜指出，根據《動腦新聞》的調查，全球廣告成長率在過去三年來，電視廣播都是微幅成長，但報紙是大幅下滑。而Google與Facebook兩大巨擘的收入，從2012年起至2016年間，增加了一倍。當前全球的廣告支出有約25%由這兩家吸收。

閱聽人流向網路的目光並不平均，而是被幾個大型平台所佔據。圖：陳洧農攝

搜尋引擎、社群媒體的內容稱作UGC（User-Generated Content, 用戶生成內容），對它們而言，獲利的邏輯並非內容的品質好壞，而在流量，也就是點擊率。另一方面，媒體的內容卻必需顧及深度、客觀、平衡報導等要求，這些都不是平白得來的。

在這樣的困境下，傳統媒體為求生存，只好努力讓自己內容產製的取向能夠符合臉書演算法的邏輯。以時下風氣論，小貓小狗或是嬰兒萌呆的影片都有很高的點擊率，但是，就新聞媒體應該發揮的功能而言，這些都不是理想的內容。

在過去，廣告與新聞專業是分開的，大致上總編輯對報紙編排握有主控權。但是當網路資訊不再像傳統報紙一樣是由專業人士進行整體調配，而是被拆解成零散的片段，供人們恣意取用，閱聽人的滑鼠對報紙是非常殘酷的。

每則新聞的價值都被稱斤論兩，而依據就是點擊，這也造成了釣魚式標題的現象。頭條或報尾不存在了，所有資訊，不論是重要新聞、笑話、或是假訊息，都以齊頭平等的方式在網路上呈現。於是媒體內容出現了去專業化、違反新聞倫理、甚至反淘汰的現象。

邱家宜表示，當新聞業中受重視的不是言之有物的文章，而是憑藉點擊率衝高人氣的內容，新聞媒體所扮演的「公共領域」角色便無法正常發揮，而使民主政治受到傷害。邱家宜說，「當公共領域出問題時，當群眾很容易煽動、情緒化、沒有可以說理的空間的時候，民主就變為民粹。」

▍媒體的未來在哪裡？

於是，全球的媒體無不力圖轉型，試著找出新的商業模式，其中一種方案就是付費制。邱家宜表示，付費制的確有其風險，但不乏成功的範例，比如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他們的特點在於，它們提供的是高端、商務的特殊內容。

「可是當其他媒體開始收費，後果都還蠻慘痛的。」端傳媒轉型後掉了約一半訂戶，最近才開始收費的蘋果日報，根據邱家宜的說法「非常蒼白」。就全世界來看，轉型都有天花板，但如果成功存活的話是好的，因為當本來服務廣告客戶的媒體轉而服務它的訂戶時，就必需努力產製出更優質的內容。

付費會產生的問題，就是財力的歧視。當只有部份公眾得以近用，就不是理想的公共領域。「付費總是一個障礙，但它至少會保住部份的專業媒體。」

另一種方案叫公益捐贈與群眾募資（眾籌）。例如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本是史考特家族的報紙，後來捐贈出去做為公益信託。美國的ProPublica則本身就是以公益捐贈的方式成立。在台灣的報導者、風傳媒，都有比例不同的小額捐款，另外，媒體小農計畫的平台，也是小額集資的概念。

▍重新思考公共媒體

「正確、優質的資訊就是民主社會的民生必需品。」

第三種方案，是公共與付費媒體的共存共榮。「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是使用者付費，就是公共媒體，全民稅收付費。」邱家宜表示，民主社會中，資訊近用必須及於所有公民，這是民主社會必須思考的問題。

那麼，公共電視會不會有受執政黨影響的風險？邱家宜說，我們有好的例子在前面，英國的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英國廣播公司）沒有這樣，比我們晚進的民主國家韓國也有很好的KBS（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 韓國放送公社）。

「我們需要設計一套『一臂之遙』的制度，讓公眾能夠監督政府是否干涉編採過程。」邱家宜表示，有了白色恐怖的經驗，台灣人對公共媒體總是戒慎恐懼，覺得政府一定會干涉，政黨之間彼此不信任，新聞記者彼此也不信任。「其實台灣早就超越那個時代了，要往前走，不要以為我們還是威權時代的國民，要對自己有信心，相信我們可以支持一個好的公共媒體。」

▍獨立記者十年心路

多次獲得卓越新聞獎的朱淑娟，記者經歷已有二十年。作了十年獨立記者，她深感：自由是所有事物中最寶貴的。「當我作獨立記者之後，再也沒有人會過問我標題怎麼下。」

多次獲得卓越新聞獎的朱淑娟，記者經歷已有二十年。圖：陳洧農攝

朱淑娟表示，成為獨立記者後，學習的領域跟以前完全不同。以前在報社，負責環境新聞，只在環保署跑空、水、廢、毒的新聞。離開報社後，其實環境新聞哪有那麼狹隘？比如說水資源，會用到農地，農地又牽涉到再生能源議題。朱淑娟表示，她在追空污問題時常跑經濟部。「你會想，環境記者怎麼會常跑經濟部？因為那才是所有事情的源頭，所以要關心產業政策。」

政策因政黨輪替而產生重大轉變的狀況，也令朱淑娟感觸良多。「說比如太陽能好了，國民黨執政時，專業文官說太陽能要蓋在屋頂，到了民進黨執政，就說要改成在地面。」類似的案例，還有從保險概念變為國家支付的長照，「你會發現現在我們的執政黨拿出的政策都是四年的，可是你對一個國家的擘畫怎麼會是只有四年的？」她說，做記者讓她有機會能爬梳歷史，看見世時是如何翻轉。

▍不利記者專業養成的媒體環境

她曾說，所有記者到最後都應該變成獨立記者。「因為隨著當記者的時間越來越長，你不會只滿足於一天發三條即時、或被派去採訪什麼官員，你不會滿足於這些事情。」

「現在媒體對記者的訓練其實都是錯的。」這是2015年，朱淑娟獲頒卓越新聞獎時曾說過的話。她說，現在的機構會給記者分線，像她以前當環境記者，就只會在環保署鑽來鑽去，這樣的工作模式，很難培養記者專業能力。

朱淑娟表示，很擔心現在的機構記者，無論做五年甚至十年，他的見識、資歷、乃至薪水，都不會有什麼不同。因為每天做的都是例行性、同樣的工作，無形中就養成慣性。她提到，最近一個退休的記者對她說：「我覺得我過去25年都浪費了。」令她感到恐怖。

朱淑娟說，記者終究要回歸一件事情，就是自問：我為什麼要寫這個報導？我對這個人有關懷嗎？

「我有時候寫完報導都還會自問：我這樣寫對報導中的人公平嗎？我的觀點正確嗎？記者要有反省能力。」

▍獨立記者在現今媒體生態中的優勢

網路改變了媒體生態，現在的媒體更重視專業分工。朱淑娟說，像紐約時報現在有兩種職稱：網路改寫編審（Copy Editor）與網路製作人（Web Producer）（編註：可參閱《新聞，在轉捩點上：數位時代的新聞轉型與聚合》第86頁）。也就是說，所謂的數位新聞呈現，並不是把寫好的東西貼上網路而已，編輯台要有很強的操控能力。

尤其是現在興起的資料新聞學（digital journalism），也就是將電腦收集到的資料、大數據，以圖表來做視覺呈現，一則新聞背後需要的團隊可能就包括：文字記者、攝影、編輯、美編、研究員。

可是，這也突顯了現在新聞界很嚴重的問題。朱淑娟表示，因為現在資深記者太少，對於議題中的是非曲折無法識別，很容易被大數據誤導。「比如說前年我們在缺水，有一篇報導，從所有的水庫裡面，篩出前三個蓄水率最低的。其中一個是湖山水庫，但其實湖山水庫那時候才剛蓋好，才在試營運，所以當然沒有辦法跟別的水庫比，這就是大數據無法處理的。」

她說，當大數據符合自己的想法的時候，要提高警覺，碰到平均數據更要注意。比方一塊農地中有一角受到污染，但做了10個採樣之後「平均」起來沒有污染，這些都是使用大數據需要小心的地方。「所以大數據不是不好，可是大數據要去做其他的檢查，要去平衡觀點，還要注意數據的來源是誰，是不是企圖發佈對自己有利的消息。我認為這些事情真的只有獨立記者才做得到。」

回到媒體解方的議題上，朱淑娟表示，有能力與資源做訂閱的終究還是主流媒體。付費制有機會提升報導品質，因為向讀者收費，讀者對內容的要求就會更高。

當因為收費而面對讀者更高的要求，機構記者又沒辦法提供比較好的報導的時候，更應該與獨立記者合作；反過來說，主流媒體對獨立記者的幫助也很大，能讓獨立記者深入調查的優質報導被更多人看見。

「我真的覺得獨立記者非常值得做，你會覺得你每天都在做有意義的事情，每天都是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你希望你的報導能產生力量，改變一些東西。」朱淑娟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