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牛津路透新聞學研究所《2024數位新聞產業報告》，全球只有 40% 的人在 47 個市場中表示他們信任新聞機構。這可能導致觀眾完全不關注新聞，或是轉向非正式新聞管道來獲取資訊。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賈拉尼·柯布（Jelani Cobb）在今年的《路透社》紀念講座中表示：「我們的問題不僅僅是公眾不信任我們，更在於他們信任其他不可靠的資訊來源。我們不只是目睹一場信任的危機，同時正面臨一場輕信的危機。」柯布建議，記者應該更加透明，向觀眾公開他們的報導過程。

這段話不禁讓我開始好奇新聞業「完全透明化（radical transparency）」的可能樣貌，還有觀眾如何看待這種做法。我為此採訪了來自西班牙、瑞典、英國與美國的五間新聞編輯單位，他們都嘗試過不同的透明化方法。

許多人認為新聞透明化是對抗新聞信任度下降的方法。概念是這樣的：若媒體能解釋新聞產出的過程，觀眾就會更容易產生信任。

那研究怎麼說呢？我們對新聞信任的研究指出，觀眾普遍對透明化持正面態度，當被問及新聞機構應優先採取哪些建立信任的策略時，透明化經常名列前茅。當問到是否會因某些具體透明措施（例：解釋決策過程）而增加信任時，絕大多數觀眾都給予了極正面的回應，許多人表示，透明化讓他們更信任新聞機構。

我們的前新聞研究員尤西・拉特瓦（Jussi Latval），在他的研究專案中探討了透明化是否能提升信任。該研究指出，透明化對信任的影響常常不顯著，因為證據混雜，加上像是政治極化或文化偏見等情境因素干擾。最終，信任是由新聞業以外更廣泛的社會力量所形塑，透明化無法完全解決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

然而，我訪談過的新聞從業人員仍然認為，向讀者公開其工作流程有其價值，不論是出於負起責任或是追求公開透明。

Civio 是一家西班牙媒體，專門監督政府與公共機構的權力運作。其主編伊娃・貝爾蒙特（Eva Belmonte）表示，他們一直以來都希望一切公開透明，從財務狀況到整套調查方法都是。

貝爾蒙特說：「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基於兩個原因這樣做，一是為了建立信任，因為不可質疑記者撰文內容的這個觀念已經不再成立，你必須證明自己說的是真的；二是我們認為有必要證明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可被複製的。」她表示，大多數讀者並不會真的去複製 Civio 的方法，但這套方法公開存在，本身就有助於建立長期信任。這點對於數位媒體尤其重要，因為他們沒有老牌媒體長久累積的影響力。

她接著說：「我們也常常犯錯。但如果你已經說明了你如何得出結論，即使做錯了，至少你有交代過程。對我們來說，去除記者身上的那種神聖光環是很重要的。光是當記者，並不代表你說的話就一定是真的。」

瑞典媒體公司 Schibsted 最近開始在部分報導中實施他們所謂的「倫理框（ethics boxes）」，用來向讀者說明他們針對特定報導所做出的一些編輯決策。

Schibsted 旗下主要媒體《Aftonbladet》的副出版人暨人工智慧與創新部門主管馬丁・舍里（Martin Schori）告訴我，這項計畫最初是為了提升新聞工作的信任度，並接觸那些最難觸及的受眾。

他說：「我們長期以來都把『信任』視為理所當然，我們高估了觀眾對新聞業和新聞製作流程的理解程度。我們已經失去了一部分因政治立場而永遠不會回來的受眾。我不認為在文章中加入倫理框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我相信這些框框可以吸引那些帶有理性懷疑態度的人，而不是那些態度堅決的敵人。」

雖然目前加上「倫理框」的文章僅限於犯罪相關報導，但舍里表示，他們計劃將這個專案擴展至更多領域內容。會將倫理框放在犯罪新聞裡，是因為瑞典的新聞媒體經常面臨一個反覆出現的難題：有些報紙會選擇公開嫌疑人的姓名與照片，而有些不會。舍里表示，他們每天都會收到關於這些編輯決策的讀者來信。

他也提到已經開始分享自己的採訪流程，例如說明如何查證消息來源。「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在框框中多分享一些內容，例如，我們剛剛新增了一個框，用來說明如何處理匿名消息來源，還有消息來源的整體處理方式。」

《Tangle》是一份由記者艾薩克・索爾（Isaac Saul）經營的美國無黨派政治電子報，主要藉由更正啟事政策來實踐透明化。該電子報超過九成的收入來自訂閱者，訂戶可獲得週五的獨家內容、留言區權限，以及會員專屬資訊。

索爾在 2019 年創辦《Tangle》的時候，他觀察到新聞機構中的一個趨勢：網友會發現報導中的錯誤並指出來，但新聞機構不是發布更正啟事，而是迅速編修更新文章內容，卻沒有解釋或承認錯誤。

他在受訪時說道：「第一次有讀者寫信進來要求更正內容時，我在隔天的電子報裡，把更正資訊直接放在最上方，用醒目的標題寫上『更正』，說明錯誤是什麼、通知讀者我已更新文章內容，並且說明這個錯誤是如何產生的。」《Tangle》持續記錄他們發出的更正啟事數量。根據我們對談當時的統計數字，這份電子報在 294 週內已發布 132 則更正內容。

索爾表示，這項舉措獲得了許多讀者的正面回饋，因為更正內容是放在版面顯眼處，而不是當作補註或註腳藏在文末。他說：「我就把這件事訂為我們的編輯標準：只要有錯誤需要更正，我們就在隔天的電子報裡，把它放在顯眼處。我認為這能建立讀者信任，同時也是一件正確的事。新聞讀者總是抱怨大部分時候只看到初始報導，卻從沒看過後來的更正內容。」

索爾的另一項做法是非常坦率地公開自己的偏見。他的電子報目標是在特定議題上，分享不同政治光譜的觀點。除了分享左右兩派的觀點之外，索爾也會在每期電子報結尾分享自己的看法。

他說：「我不是要告訴你什麼才是真理，也不是假裝我的觀點就是正確的。但我願意說出『這是我的偏見，這是我的出發點』，這本身就是一種透明的行為。我的讀者通常對傳統媒體持懷疑態度。所以，我說出『我這個提供新聞的人是如何思考的』，這樣的脈絡有助於你去分析我們這個媒體機構。」

Civio 的貝爾蒙特強調，他們非常樂意讓其他新聞機構在他們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由於他們的許多資料集（datasets）通常相當難取得，他們希望看到記者、學者、律師，甚至學生能使用這些資料進行自己的研究。
可重現性（Replicability）是科學方法中的核心原則：要求研究過程需有足夠的細節與公開資料，使他人可以重複相同的方法，並驗證是否能產出相同結果。許多記者正在將這一原則應用於新聞工作上。

Civio 並不是唯一追求可重現性的機構。美國的調查新聞媒體 The Markup 在網站上設有一個名為「Show Your Work」的專區，詳細說明了調查中所使用的方法論、資料集與統計方法。

總編輯魏思西（Sisi Wei）告訴我，他們這麼做固然是為了所有讀者資訊透明的緣故，但深入揭露細節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有意願的人可以自己重現這些調查。

她說，如果我們要結合傳統新聞與現代科技來深入調查，我們也希望能對我們所採取的每個步驟保持透明。因為我們想讓大家知道，身為記者，其實可以做到非常透明。我們也希望確保任何一位資料分析師、程式設計師，或是對我們所做內容具備專業知識的人，都能夠自己重現我們的整個方法論，親自證明這些結果。

即使你沒有任何技術專長，The Markup 也會發布資源指南，讓一般人即使沒有專業技能，也能夠重現他們的調查。

魏思西提到的一個例子，是他們針對美國網路價格歧視現象所做的一系列調查。她與同事發現，在繳納相同費用的情況下，富裕地區的網速明顯比貧困地區更快。她說：「我們調查了美國每個州人口最多的城市，但還有許多其他地方也有網路覆蓋，所以我們製作了一份指南，讓任何想要幫助我們的人，都能針對自己社區來重現我們的方法。」他們製作了一份資源指南，教大家如何稽核這些網路公司向政府申報的價格資訊是否正確，並說明若發現不實資訊該向哪裡通報。魏思西表示，已有超過 5000 人參與這項活動。

調查媒體 Bellingcat 的創辦人兼創意總監艾略特·希金斯（Eliot Higgins）有類似的看法。這家媒體專注於開源調查（open-source investigations），並與讀者分享資料集、調查方法與資源。希金斯告訴我，他開始公開自己的調查過程，是為了在粉絲之間建立可信度。

他說：「對我而言，這是為了替這些議題的資訊環境增添有用的內容。不只是把資訊丟出去而已，更是讓其他人可以接手，做出他們自己的東西。這有點像是一種分段式研究，我先做一部分，有興趣的人就可以接手繼續發展。」

在資訊日益極化的環境中，希金斯認為，透過資訊透明並讓別人得以重現他們的調查結果，他們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單純強化既有信念的選擇。

Bellingcat 創辦人強調，他很清楚光是經過詳盡研究的資訊，並無法保證贏得信任。他接著說：「這可以幫助你透過一種網絡效應，在觀眾之間建立信任，因為很多人會看到他們信任的其他組織引用 Bellingcat 的名字。」

Bellingcat 擁有龐大的社群。他們的 Discord 伺服器是一個供研究人員討論最新調查並與讀者合作的地方，目前已有約三萬名成員。這些用戶會深入探討各種主題，有時甚至能激盪出一些原創報導。

舉例來說，一群 Discord 成員曾經調查了發生在千里達及托巴哥的海上漏油事件。這個國家位於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地區。希金斯表示，這些人透過 Bellingcat 先前與讀者分享的方法與平台，追蹤了海上運輸資訊，並利用衛星資料找出涉案船隻。Bellingcat 後來報導這起事件，最終促使國際海事組織對此展開調查。

他說：「我們的工作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我們不只是提供資訊，而是讓大眾實際參與產出優質資訊。因為他們自己也重視正確資訊，並且是這個也重視正確資訊社群的一份子。」

不過，資訊透明在建立信任方面仍有其侷限。我訪談的至少兩位受訪者提到，閱聽大眾對媒體立場的成見根深柢固，因為觀眾常常是透過他們既有的偏見與政治觀點，來看待新聞機構為透明化所做的努力。認為新聞機構在資訊透明方面表現不佳的人，也較不可能認為這些努力能增加他們的信任。

根據我們對信任所做的研究，資訊透明最能有效增強的是原本就對新聞抱持正面態度的人，即，加強既有信任，但不一定能說服那些極度懷疑的受眾。而根據我們的《2024 數位新聞產業報告》，相較於對政治沒那麼感興趣的人，政治迷更在意新聞流程與標準的透明度。

我的多數受訪者都提及，實際會深入參與這些方法與資源的讀者只佔少數。不過，這些資訊存在能提供一種安全感，讓觀眾知道他們可以驗證整個過程，而非盲目相信報導內容。另外，有很大一部分的觀眾，光是知道這些方法或數據的詳細資料是公開的，就會因此產生信任感。

魏思西說：「我們的觀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知道這些資訊存在而選擇信任。他們知道自己可以去閱讀跟自己有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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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紀念講座談新聞信任危機　閱聽人「對現狀不滿、盲從陰謀論」
• 美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持續處於低點
• 新聞信任危機　公眾期待報導公正公開　多數不信任媒體
• 台灣媒體信任度僅28%　面臨兩極化以及受假消息威脅

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