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來年一以貫之，不斷維護新聞媒體的專業性與公共性

2024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評審召集人／李金銓

何榮幸允為今天台灣新聞界專業精神的標竿，榮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本屆「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乃實至名歸。

台灣在解嚴以後，威權政府對新聞界干預力逐漸退潮，台灣的新聞自由程度在巴黎「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排名中居180國的第27名。這不僅是個表面光鮮的數字，而是靠多少人艱苦奮鬥，得之不易，彌足珍惜。但另一方面，台灣新聞生態未因解嚴而改善，反而民粹氾濫，財團把持，公共領域薄弱，藍綠（甚至紅）對立，立場先行，是非混淆，在形式上頗接近南歐前威權國家的「白熱化多元媒體」(polarized pluralist media)模式。根據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的跨國研究，台灣民眾2024年只有33%（前一年則低至28%）信任大眾媒體，換言之，「不信任」者高達三分之二以上，列於四十多個研究對象國家的後段班。尤其弔詭的是台灣民眾捨不得放棄媒體，其「新聞迴避」（news avoidance）的指數偏低，亦即使用媒體率高而又不信任媒體——這是否意味民眾普遍靠邊站，以致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不信，背馳大眾媒體促進、凝聚民主價值共識的目標？

對照這個日益惡劣的媒體環境，何榮幸一直在守護新聞專業的尊嚴，推動媒體自主性和公共性，創造媒體新型運作模式，建立深度報導的新文化，都足以令人感動而稱述：

其一，1995年何榮幸創立台灣記者協會，擔任會長，即推動全國新聞界反暴力、新聞倫理公約運動，並團結跨媒體新聞工作者為新聞自由發聲，實為台灣媒體開風氣之先。

其二，何榮幸在《中國時報》任副總編輯時，帶領團隊致力深度調查報導，監督政府，促使農委會、環保局、台北市政府和海巡署改變政策。

其三，新聞的使命是服務公共利益，新聞的命脈是公共信任。何榮幸不斷強調媒體的「公共性」和人民知道真相的權利。2015年，他以小額捐款的方式眾籌，創辦非牟利民間公共網路媒體《報導者》——它不受政治和財團的外在壓力、廣告和點閱率的干預，而以創新的敘事形式，做好公共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尤開新聞同業之先河，既吸引有理想的年輕記者為之奮鬥，更為青年世代和知識界所讚揚。《少年報導者》與對岸的抖音競爭少年世代之輿論場域，意義重大。

其四，《報導者》以多媒體的創新敘事手法，呈現古典新聞學（追求完整、深度、真相）的靈魂。何榮幸除了維護「免於外部干預」的自主性，更創造新聞室內部民主文化，創立「員工董事」，以「團體公約」保障勞動權益。社內，不但人人對決策有平等的發言權，文字記者、美術設計、前端和後段工程師、攝影、社群部門在定期的多媒體協作會議中，一開始就加入討論。(現在該社人數尚少，未來規模擴大如何運作，將是新的挑戰。）《報導者》定額捐款者從當初四人躍升為當今七千人，足見已逐漸獲得社會的矚目與肯定。《報導者》與傳統媒體尋求良性互動，以收費方式授權後者同步刊登其調查報導，既開拓財源，也擴大社會影響力。

新聞專業主義在學界有很多爭論，這裡無法展開。我始終認為，它並不是追求烏托邦的「絕對」理想，而是以務實的方案處理「不完美」的人類社會。它在具體的西方歷史脈絡中逐漸形成，既是追求「相對」的理想，也是提供「務實」的實踐途徑。有人批評它懸鵠過高，也有人批評它陳義太窄。懸鵠過高，並非遙不可及，更不能輕言放棄；陳義太窄，則起碼規範都無法遵守，又何益於放言空論？記得當年張季鸞在《大公報》揭櫫「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大原則，又提出「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象徵儒家自由主義從「文人論政」向專業過渡轉型的極致，與當今揭示的媒體「公共性」前後輝映，其意義不因時代變遷而過時。由於時代的限制，《大公報》的理念遠比實踐成功。我們緬懷先賢，是要善用固有文化資源，從抽象原則轉接、配合當代前沿的新聞理念、公約和新聞室實踐，賦予歷久彌新的意義。西方自由媒體目前面臨各種政經和科技挑戰不比我們少。新聞專業和民主政治從來不是固定的成品，而是不斷變動的過程，新聞人必須抱著「止於至善」的精神努力不懈。

在這個脈絡下，表彰何榮幸過去三十多年來維護台灣新聞專業主義的努力和貢獻，顯得更加有意義。他自許以不可為而為之，「廢墟開出一朵花，亂世守護一畝田」。他不但成就自己，更不斷培植有理想有韌性的年輕記者。何榮幸的獲獎不是絕響，我們寄望薪火相傳，後繼有人，成為台灣新聞媒體改革與創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