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對假訊息「病識感」提高　遏止假訊息傳播　政府與民間需協力合作

2023 年 07 月 20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宋思彤｜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2018年的關西機場事件，讓國人意識到「假資訊」對社會的危害與影響；這幾次的選舉，各種穿鑿附會的謠言也跟著滿天飛，對於國家的民主體制有重大影響。因此，「如何預防假資訊」也成為了數位時代中，棘手、急迫卻又刻不容緩的議題。

2023假新聞年度調查發表暨高峰論壇由台大新聞所教授洪貞玲（左起）主持，政務委員羅秉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志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陳慧敏、台大法律系教授蘇慧婕一同參與。（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2023假訊息年度調查發表暨高峰論壇由台大新聞所教授洪貞玲（左起）主持，政務委員羅秉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志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陳慧敏、台大法律系教授蘇慧婕一同參與。（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與與國立台灣大學新聞所、政治系攜手合作，連續2年舉辦「假訊息年度調查發表暨高峰論壇」。現場除了公開發表由台大學者洪貞玲、張佑宗、謝吉隆同撰寫的年度調查報告，也邀集了產、官、學三方面專家，共同討論假資訊的趨勢、防治與挑戰。

本次系列專文分為兩大部分，本篇為第二部分「高峰論壇」，由台大新聞所教授兼所長洪貞玲主持，並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志柔、台大法律系教授蘇慧婕、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陳慧敏等各界意見領袖一同討論。

國人雖然對假資訊的「病識感」提高，但面臨數量可能倍增的窘境，我們該如何因應？政治類謠言伴隨著個人立場而生的「同溫層現象」，究竟有何解方？科技興起後出現的AI、社群演算法，是否能夠協助遏止假資訊傳播？

2023假新聞年度調查發表暨高峰論壇，由多位傳播及民調領域專家共同參與。（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國人對假訊息的病識感提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志柔引用中研院2019年的調查指出，有60%的民眾相對不信任網路上的資訊；不過事隔4年，假消息年度調查報告顯示，已有逾8成的民眾認為「網路經常散佈假消息」。即使兩份調查並非同一機構，但由大趨勢觀之，「這個社會對於假消息的『病識感』是提高的。」

「台灣社會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有意識到假消息的問題」，陳志柔以醫療的角度來比喻，沒有病識感的病患，在治療上需要耗費較大心力，才能藉此尋求解方、對症下藥。不過假資訊並沒有隨著大家的病識感提高，跟著消聲匿跡，反而隨著網路發展更趨增多。

調查報告顯示，民眾認為假消息的三大來源，分別是政治人物、新聞媒體與境外勢力，「坦白來講，這的確是一個蠻大的危機」，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陳慧敏進一步說明，在民主社會之中，需要營造一個資訊生態的「共同信任圈」，確保每個人都能取得準確的資訊，才能進行有品質的公共政策討論。不過，討論政策的兩大重要角色，卻被民眾認為是假消息的來源，不只讓討論停滯，反而還會激起社會對立。

陳惠敏呼籲政治人物，在發布個人意見前，應該思考其在社會之中的影響力。（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我們從去年的九合一選舉，一路觀察到現在，其實已經看到非常多假訊息的樣態。」陳慧敏舉例，特定政治人物引用了完全沒有可信度的貼文，指出美國有所謂的「毀台計劃」，讓台灣社會動盪數週。

陳慧敏呼籲，政治人物身為傳統型的意見領袖，跟素人相比有更大的影響力，「即使是發佈個人意見，也需要負更多的責任」。

「我們在今年也觀察到，媒體也有一些生態系的不足。」陳慧敏指出，許多社群媒體的不實貼文，很容易就帶動了數位、網路媒體小編的抄寫，反而間接散佈了假訊息。「這對造謠者來說，是非常低成本的發動，也跟我們過去看到的『關西機場事件』的手法如出一徹」——透過PTT、Mobile 01的論壇發動，進而引發所有媒體跟隨。

另外，陳慧敏也希望媒體善盡事實查核的責任，成為第一線過濾掉假消息的把關者。事實上，近年事實查核中心也積極與媒體單位合作，舉辦相關工作坊、活動，讓假訊息能夠從媒體端防堵。陳慧敏認為，「信任」已經變成數位時代的核心價值，「要如何變成民眾更信任的媒體、甚至存活下來，我想就是報導可信的消息」。陳慧敏也期許大家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之下努力，並致力打造一個政治人物、媒體與民眾的共同信任圈。

遏止境外勢力傳播假訊息　政府、民間需協力合作

明年初適逢2024總統大選，今年也被外界稱為「選舉年」。每到選舉年，不免會出現來自各陣營之間的謠言、抹黑。不過，比起黨派之間的紛爭，來自境外勢力的干擾更讓人擔憂。

隨著時代更迭，假資訊的內容、手法與傳遞模式也不斷進化，也更細膩地利用國人在政治上的對立，以及媒體生態「求快、不重視查證」的弊病。

「從這方面來看，我們可以看到造謠者越來越能夠貼近台灣」，陳慧敏強調，確實很難驗證這群造謠們是境外勢力，但如果去試想「哪些身份的人，會在台灣的社會對立之中得利，其實也很容易懷疑是中國或其境外方面的勢力。」

陳志柔熟稔中國對台的統戰戰術，強調現在的伎倆更加進化、精細。（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陳志柔也指出，中共對台的戰術是「多頭馬車」在進行，假訊息只是其中一個面向。他舉例，中共過往在基層社會是採取人海戰術，藉由招攬交流、參訪中國達成統戰目標；現在更為精細，不只設置兩岸的「接頭人」，也更細密地審核個人資料。「也就是說，中國統戰手法『與時俱進』的能力是很強的，也包括假訊息的操作。」

要遏止境外勢力的假資訊影響台灣，必須靠政府、民間組織共同協力，除了建立具可信度的資訊生態系統，政府也必須具體、有效的應對假訊息。陳志柔舉例，有些假消息的內容，可能涉及到多個部會，就必須藉由有效率的「跨部會協調」，才能夠即時回應。

萬年大哉問：政府介入管制假訊息？

台大法律系教授蘇慧婕認為，假訊息並非全新的議題，不過現在對於社會的影響遽增，因此不得不重視。他指出，不論是政府、網路平台都對商業廣告高度管制，「因為我們認為商品消費者的理性比較不足，應該要保障他們；但是政治言論的消費者（選民），卻預設他們有著三度理性與自制力。這恐怕跟我們的調查結果有些出入。」

講到這裡，就會出現一個始終難解的萬年大哉問：政府到底要不要介入管制？

「可能會有人說政府箝制言論，」蘇慧婕提到，歐盟的《數位服務法》（DSA）可以做為台灣的借鏡。該法並非從單一面向出發，而是嘗試囊括各方面的保障，從商業競爭、消費者保護、個資保護到言論自由，都是該法的保護範圍。他認為，政府或許可以嘗試從該法當中的條文細緻地分析、釐清，並與公民充足地對話討論。

政務委員羅秉成從政策面的角度切入，討論相關法規的推動、施行與困難。（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不過政務委員羅秉成則抱持不同看法，他指出，DSA 在歐盟也並非毫無爭議的法案，因為這之中涉及到諸多價值衝突。在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曾嘗試推動《數位中介服務法》，並參考 DSA 跟英國的《網路安全法》草案。不料，該法卻引發社會極大反彈，「甚至沒有理性的討論空間，或許這是網路的生態使然，也抱有不同政治立場的動機在其中」。

但有些「優先處理項目」還是可以先行處理。羅秉成舉例，像是詐騙訊息、報復性色情、銷售毒品等，因為這些已經到了「犯罪」的層級。日前「性暴力聯防四法」上路後，羅秉成觀察，網路平台對於下架Deep-Fake性影音的接受度、配合度都高；反而詐騙類型的廣告，因為牽涉到網路平台的商業利益，下架相對較不容易。

羅秉成也坦言，會觸碰到「言論自由」這條敏感神經的相關法規，社會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溝通、對話。

民眾認為「平台問責」比例偏低

大家愛用社群平台分享訊息，也有人把矛頭指向平台，認為它們也需要負起相關責任，其中一個核心就是「演算法透明化」。

羅秉成認為，這方面的立法相對較為容易，「因為它沒有涉及到言論的內容層面。」尤其在人工智慧技術（AI）的應用層面增多的趨勢下，透過法律要求揭露演算法，進而實現平台的公平性、可問責性與透明性，並打破AI黑箱的盲點。

羅秉成認為可以先行推動演算法透明化的法制化。（特約記者宋思彤攝）

但蘇慧婕並不這麼認為。他提到，社群平台具有特殊的網路效應，當朋友都在該平台上的時候，自己非常難脫離，長久下來，就會被變相鎖在這個平台裡面。「只有它在競爭市場上，具有量大的支配力，演算法透明化也無法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即便你知道了，你還是只能夠無奈地留在同一個平台。」

雖然多數民眾同意社群平台應該「管制」假訊息，不過，民眾認為平台必須為此「負責」的比例反而偏低。「或許大家會覺得，上傳假消息的是別人，要平台為他人言論負責，好像有點奇怪」，不過蘇慧婕強調，其實平台作為媒介，也助長了假訊息的傳播，「即使他們不為第三人的言論負責，但平台是不是應該要為『加速擴散』的行為負責呢？」

因此，是否要對社群平台獨立課責？蘇慧婕解釋，這必須去界定該平台在民眾的心目中，擁有多重要的地位，「如果它真的非常重要，那我們就應該考慮對他獨立課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