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亞洲新聞專業論壇-印尼場｜新冠疫情對印尼新聞記者及媒體組織的衝擊

2022亞洲新聞專業論壇以「社會危機下的新聞專業」（Journalism in Social Crisis）為題綱，邀請亞洲各國的傑出新聞工作者進行經驗交流分享，因COVID-19本土疫情嚴峻，改為線上方式進行。印尼場以「新冠疫情對印尼新聞記者及媒體組織的衝擊」為主題，邀請到印尼網路媒體協會（The Indonesia Cyber Media Association，印尼文簡稱AMSI）專案經理莫蒂（Y. Hesthi Murthi）分享她的所見所聞。

莫蒂首先提到印尼媒體在疫情下的衝擊現況，根據媒體委員會的調查顯示，2019年Covid-19爆發之前，印尼媒體總數約在47,000家（數位媒體43,300家、電視媒體約2,000至3,000家、廣播媒體約700至1,700家），與過去十年相較，媒體家數顯著成長，2022年通過審核的媒體家數則有1,700家。

儘管數位媒體家數快速成長，但其廣告收入卻不成正比，2018年數位媒體廣告收入約為15%，到了2021年成長至22%，但對照媒體家數，這個成長幅度顯然不足。

莫蒂引用歐洲雜誌媒體協會在2016年的調查，媒體業從數位廣告中獲得的利潤很小，約在26%至39％，換算成金額，業主投入一美元的廣告經費，媒體僅獲得約0.29美元的廣告收入。

印尼網路媒體協會AMSI在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初期，針對印尼境內340家網路媒體調查，分別針對業務、招募、營收、支薪、是否裁員、媒體存活能力等面向，彙整出在2020年疫情早期，印尼數位媒體因應Covid疫情的狀況。

莫蒂說明調查結果，在2020年早期，媒體採取了終止業務的方式因應疫情，特別是部分地方媒體的業務，而網路媒體幾乎百分之百停止招募新血。媒體營收也下滑，有將近25%到80%的下滑，平均來看有45%的下滑。

調查報告顯示將近兩成的數位媒體採取減薪措施，各家媒體的各種津貼減幅不一，員工的津貼和福利也比疫情前還少，有近15%的數位媒體員工延後獲得薪水。

莫蒂進一步指出，約15%的數位媒體員工遭到裁員，而到了2022年，仍有250名新聞工作者遭裁員。從調查報告中，也可看出印尼媒體面對疫情打擊，營運僅能支撐四到七個月。

莫蒂說，疫情期間人們幾乎採取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民眾渴望從網路上獲得疫情資訊，線上媒體的流量不斷增加，但另一方面，線上媒體的營收卻沒有成長，流量增加50％至60％，營收逆勢下降30%至40%。這是印尼媒體業面臨的寒冬。

莫蒂接著談到Covid-19疫情對印尼新聞從業人員的影響，在疫情初期因防疫準則不明確，印尼新聞工作者的染疫風險很高，新聞組織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幾乎是赤手空拳，記者們在外地採訪時，都需要自己準備口罩、酒精消毒液和其他醫療設備。

根據印尼獨立記者聯盟（The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Alliance）的數據顯示，從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有381名新聞工作者感染新冠肺炎，其中9名死亡。非政府組織「新聞標誌運動」（Press Emblem Campaign）公布的數據，截至2022年則是有42名記者因染疫死亡。

印尼媒體組織、記者協會甚至是印尼媒體委員會面對疫情有哪些作為？

莫蒂認為，跨黨派的支持很重要，並讓資訊透明公開。此外，媒體組織應制定防疫準則，提供防疫物資給記者，妥善照顧染疫員工，保障員工康復前的各項權益。她也要求政府加速為國內的媒體工作者進行疫苗施打，以獲得完整保護力。

莫蒂也提到，民間企業與記者協會執行資助計畫，染疫記者可以領取津貼補助，這項計畫至少有192名記者受惠。這項計畫仍持續進行中，莫蒂希望能有更多民間企業能夠參與，挹注記者進行新聞工作。

莫蒂所屬的印尼網路媒體協會在疫情期間，也成立危機中心，協助染疫記者獲得各項幫助，包含防疫物資及醫療資訊等等。印尼網路媒體協會更與政府合作，爭取記者優先施打Covid-19疫苗。

莫蒂也提到，媒體在疫情期間面臨龐大的壓力，因為在報導疫情新聞的時候，可能要背負假新聞的罵名以及網路攻擊。

針對記者的暴力攻擊事件也在疫情期間增加，根據印尼獨立記者聯盟的資料指出，2020年暴力攻擊事件有84起，包含了恐嚇、肢體暴力、網路攻擊等，聯盟認為這是疫情帶來的後續影響，因為媒體記者在政府防疫工作上扮演了控制的角色。莫蒂說，雖然處境艱困，但仍希望採取一些作為，為大眾報導真實的新聞。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杜念中表示，有些部分確實讓我們很沮喪，不只是印尼的記者，大家面臨的問題都不一樣，未必都是因為疫情影響，也無法得知究竟疫情什麼時候才會結束，但無論如何，還是希望記者可以堅守崗位。

回應人、《德國之聲》記者李宗憲補充，他的印尼媒體朋友也告訴他疫情期間的狀況，媒體記者薪水大幅減少，甚至只有以前的一半，而且這個狀況持續好幾個月。就李宗憲所知，許多印尼媒體會雇用自由工作者，因此很多記者，特別是偏鄉地區，他們既不是全職記者，也沒有相關福利，如果因此染疫，可能也沒有健保。

李宗憲說，疫情期間，很多人都必須居家工作，即便電視台也是，所以新聞編輯室在疫情期間可能不會運作。他分享自己在不同媒體工作的經驗，一則報導產生，都必須針對不同角度進行討論，但現在因為疫情，討論變得更加困難，印尼的網路設施不好，也引起了很多問題。

疫情剛開始時，印尼其實維持零確診很久，大家會好奇印尼人口那麼多，竟然能保持零確診，所以那時候也會有很多討論，指出政府防疫政策透明度不彰，印尼政府當時不希望媒體大幅報導爭議。李宗憲表示，後來疫情爆發後，印尼政府也希望能控制資訊的流通，因為後來出現很多假新聞，李也說，因為印尼是個多島嶼的國家，各地方媒體不能各掃門前雪，還是要根據政府的政策，但也可能無法真實反映地方聲音。

杜念中指出，疫情期間，政府會去控制資訊，這在很多國家都很常見，但每個國家的控制力道不同，他問莫蒂，印尼政府是使用哪些標準去判斷哪些新聞是假的，什麼是真的，而如果某則新聞是假的，會有什麼樣的懲罰？

莫蒂回應，政府不太會去解釋判斷標準是什麼，又或者哪個資訊是假新聞，因為在事實查核的時候，新聞媒體必須要向大眾說明資訊來源、數據及方法，如果政府認定這則是假新聞，我們也會想瞭解政府的標準是什麼？但往往印尼政府沒有明確說清楚其判斷標準，這會讓印尼媒體人員無所適從。

李宗憲則從媒體角度來補充，他在印尼媒體工作時，沒有事實查核去做假新聞的澄清，那時候媒體也常常犯錯，會用資料畫面報導新的天災，在疫情後，假新聞更加猖獗，在印尼特別明顯。目前，印尼媒體已有針對假新聞進行查核。

觀眾提問說，印尼有很多事實查核機構，如果政府指控媒體製作假新聞，事實查核機構能站在媒體這一邊跟政府對抗嗎？

莫蒂回應，印尼媒體會進行事實查核，從2018年開始，印尼有22家媒體加入事實查核聯盟，假如政府標明說這是假新聞，媒體內部會先調查，說明資訊來源是什麼，我們也會要求政府說明評判假新聞的標準是什麼，才能採取一些作法，解決問題。 莫蒂呼籲印尼政府，勿因媒體報導角度與政府立場不同，就輕易將媒體報導判定為假新聞。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蘇正平則提問，一旦新聞被視為假新聞，會有哪些處罰作法？會進入司法程序嗎？是否受到政府或法律的制裁？

莫蒂說，在印尼的法規中，媒體委員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保護媒體，也有媒體處理報導的準則，假設任何人針對新聞報導有不同資料，必須將資料交由媒體，要求新聞媒體先澄清，媒體不能拒絕，因為這是印尼媒體法中，是媒體該負的義務。若媒體選擇不處理，媒體委員會則會介入調查，建議媒體澄清、重新修正資訊，大眾才知道事實是什麼，但政府沒有對報導假新聞做出任何裁罰。

台大新聞所教授林麗雲提問，在印尼，多元性別是否有媒體使用權，這個問題是否是一個禁忌？媒體當中能公開討論多元性別議題嗎？

莫蒂說，這確實不容易，因為大部分人口信奉伊斯蘭教，其實媒體也試圖討論這個主題，希望用比較軟化的方式，如疫情期間，就會報導這些族群也需要獲得公衛資訊，就會針對這些事情做報導。媒體希望能用比較溫和的方法來關注多元性別族群，聚焦在身為印尼公民具有的權利義務，而非性傾向。

有觀眾提問到關於環境報導的議題，指出許多印尼NGO都很專注氣候變遷，印尼有很多雨林，這些跨國產業在印尼進行投資時，造成空氣汙染和水汙染，表示這是個敏感議題。

莫蒂指出，她也希望媒體能為大眾發聲，大多數印尼媒體，有60%到70%資金來自中央或地方政府，如果是首都雅加達的媒體，有50%來自政府，50%來自其他單位（如民間企業），都要看當年政府預算。因為大部分媒體仰賴政府經費挹注，這些數字告訴我們，為何媒體不能批評任何政府相關的規定。

有些媒體會希望從民間募資，可能採取訂閱制，這對網路媒體來說，是一個比較新的模式，莫蒂說印尼的媒體並不是真的去批評政府，他們想盡可能走在安全界線上，不踩到政府底線。而有些媒體會試圖尋找捐款人或其他管道籌措資金，以新的商業模式創造營收。

主持人杜念中最後總結，媒體從業人員面臨各項挑戰，新聞工作者必須了解各國經驗，分享彼此經驗，來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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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