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交媒體成為日常的一部份後，再去質問它是甚麼顯得多餘，似乎只是象牙塔裡關心的課題。但我以為，這個問題還是該反覆地問，因為，我們不能不關心，一個由社交媒體充斥的溝通傳播世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讓我先講一個最近發生的故事：我任教的大學為每位學生安排了一位學術指導老師，形式上每年要會面一次，學生才能選課。最近這幾年，約學生見面卻愈來愈困難，結果，不到一半學生準時出現在我跟前，大部份學生要逐一找方法再約時間。也許因為學校有點守舊，仍沿用電郵來發佈消息，聯繫學生，一切也以電郵為據，在電郵上沒有紀錄，在學校行政眼中便沒等於沒有說過，根本不存在。可是，學生根本不查看電郵，起碼不經常查看。
至於用甚麼來聯絡學生才是最好？其實也不好說。就以好像是最流行的臉書吧，許多學生早已嫌落後了，只偶爾打開來看一下新聞或親友近況，手機上根本不安裝臉書的messenger。他們在不同的社交媒體、通訊工具之間跳來跳去，每一個媒體或工具在某一時段裡有特定的對象及用途，彼此之間並不構成聯繫，而且很可能用了幾年又會換上一個新的。
再舉一個大學裡的例子。為了諮詢學生對系務及教學意見，我曾請求學生找五六位同級同學來做焦點訪談，結果，很多人也告訴我很困難。有些人上了一兩年課，真正認識又有聯絡方法的可能就只有一兩位。大約十年前，社交媒體還不大興盛時，同系學生經常聯群結隊在校園走動，找五六位同級同學根本不是問題。所以我完全明白，何以過去幾年系內學生經常籌組不成學生會，因為一個幹事會起碼需要八九人。
人際關係的破碎，缺乏深度的交往及認識，我不知道是否我身處的香港社會比較嚴重，我猜應該是一個世界趨勢。原因有很多，未必就如某些媒體評論人所說，都是社交媒體惹的禍。不過，社交媒體沒有加強持久的社會紐帶，甚至讓社會更碎片化，應大致是事實。
我這些觀察與媒體近年關注網絡在社會運動及政治中的作用，有點不大一致。例如，2014年，台灣及香港分別發生了太陽花運動及雨傘運動，許多人歸因於社交媒體的網絡動員，這與較早前西方國家佔領華爾街、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及後來的#MeToo運動，有點相似。許多人相信，社交媒體能即時能促動爆炸性的動員。
可是，當風潮過後，它們的影響並不容易看到。
在香港，臉書作為活躍的民意匯集地或政治動員大約始自2009年左右，但不出十年，隨著年青人對它的熱情大幅冷卻，其政治重要性現在已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在不少地方並沒有促成更持久的社會團結、知性的討論反思，反而是無盡的分裂。當年埃及阿拉伯之春的一位蜚聲國際的組織者兼資訊工程師Wael Ghonim，曾在一個Ted Talk裡回顧埃及的經驗，他指出，我們都高估了社交媒體對民主化的作用，也低估了其破壞力，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之後的慘痛經驗是個教訓。
其實，所謂社交媒體破壞力，一直都存在。全世界，包括我身處的華人社會，社交媒體為大量排外主義、種族歧視及性別欺凌提供更大空間。 「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協助美國共和黨、特朗普及英國的脫歐派，不只搜集社交媒體的資料，還涉嫌操縱選舉。上星期，荷蘭黑客Victor Gevers發文，表示發現了中國一個針對社交網絡全面監視的數據系統，橫跨包括微信、QQ等六個社交媒體平台，紀錄用戶的姓名、證件號碼及照片、GPS位址、網絡信息，連同他們的聊天紀錄和文件上傳到一個處理大數據的資料庫中。事實上，上月他更發現了一個針對維吾爾人的人臉識別及追蹤監控的系統，與公安系統連接。
如果社交媒體對促成有用、良性的傳播及溝通如此有限，更談不上深層的認識理解，那麼，它存在的意義甚麼？是否只是企業利用數據互動來獲利的大生意？它最大最持久的作用是否製造一個讓國家及大企業監控的偽共有地（commons）？
希望讀者不要誤會，我不是勸大家不要用社交媒體，而是我們不要以為這些就是我們昔日的大眾媒體，「社交媒體」一詞的出現，本身就是對「媒體」一詞濫用的結果，例如，臉書既不是報章，也不是電視，但它是甚麼？又不容易說清楚。我們更不要以為它的功能就是社交，在上面看到的，是透過演算法、數據搜集及分析所塑造的超真實（無論是個人狀況還是大數據的民意）。
我們每天在用，但它們到底是甚麼？它們的壞潛能我們今天已知道一些，至於它的好處，我們其實還不是很確定，還有待思考及開發。
葉蔭聰，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助理教授，香港獨立媒體網創辦人之一。研究興趣為新媒體與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