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在到達大眾之前，必先經權力機構過濾，以符合他們的利益。
information must pass and get filtered before reaching the public — powerful institutions with agendas of their own.

～攝影學者寇曼（A.D. Coleman）

什麼樣的新聞攝影可能引發道德疑慮？只要畫面沒有作假就沒問題嗎？因應「普立茲新聞攝影獎80週年展」，主辦單位時藝多媒體舉辦講座「新聞攝影中的知權與倫理」，主講人沈昭良透過新聞攝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帶領大家一同檢視新聞攝影可能引發的道德爭議、審視新聞攝影師的框架，以及當代圖像閱讀能力的建構。

沈昭良曾任《自由時報》攝影記者，目前除了從事研究與影像創作，也是台灣藝術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副教授。

一個嬰兒坐在鐵道邊嚎哭，四周滿是轟炸過後的斷垣殘壁，畫面前方更橫陳著一具屍體，這是王小亭1937年在上海南火車站拍攝的《中國娃娃》（Chinese Baby）。這張照片是在松滬會戰中拍攝，當時日軍對上海展開轟炸，後來照片刊載在《Life》雜誌，引發西方的關注，進而形塑了「同情中國、譴責日本」的國際輿論，讓西方世界反對日本侵略的態度趨向堅定。

沈昭良表示，《中國娃娃》曾被質疑是人為安排的畫面，但是在日後出土的底片印樣中，可看出拍攝的脈絡，顯示並非偽造。不過由於當時此照片使日軍遭受嚴厲的輿論抨擊，日軍發出高額懸賞，緝捕王小亭。

在此案例中，可以看見一張照片所具有的威力，也正因威力強大，使得照片的真偽面臨質疑，甚至可能危害攝影者的名譽與人身安全。

在另一個案例中，照片一樣沒有作假，但卻在70年後被指控為「騙局」。原來，照片不假，圍繞在它周圍的故事卻不是真的，這個案例是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被傳唱不已的神作《諾曼第登陸》（D-Day）。

1944年6月，《Life》雜誌刊登了11張羅伯特卡帕隨軍拍攝的諾曼第登陸戰搶灘照片，畫面雖然模糊，卻也為照片增添了臨場感。當時有個說法廣為流傳：卡帕在搶攤時拍了四組底片，但底片送回倫敦之後，卻因為暗房員工沖洗時的失誤，造成底片烘乾箱的線圈高溫毀損了底片，導致最後只剩下11格底片；而畫面的模糊則是由於海水侵蝕，造成底片藥膜移動的結果。

沈昭良說，這些傳說在某種程度上為照片增添了故事感，甚至是神格化。然而，2019年，攝影學者寇曼（A.D Coleman）卻在〈替代歷史：諾曼地登陸日的羅伯特·卡帕〉一文指出，1944年的底片烘乾箱中，線圈加熱器不會過高的溫度，即便短暫處於高溫當中，底片也不至於毀損。至於相片的模糊，則是因為卡帕當時使用的Contax II相機與Kodak的35mm底片不完全相容所致。

寇曼與他的研究團隊還發現，在當天的15波登陸中，卡帕搭乘的是第13波的登陸艇。換言之，卡帕抵達後，戰事大致已經結束，他拍攝的是清除障礙物的軍方工程小組，而非槍林彈雨下的士兵。

甚至，當年負責處理卡帕底片的圖片編輯莫里斯（John Morris）也在過世前承認，他從未真正看到任何受熱損壞的35mm底片；卡帕可能只拍了十張倖存的影像，也只在海灘上逗留了僅足以拍攝十來張照片的時間。

卡帕的「傳奇」何以能夠流傳數十年不被拆穿？寇曼表示，所有卡帕神話的既得利益者們構成了「卡帕聯盟」，這些有勢力的機構或個人，用七十多年的集體努力，將這個謊言植入我們的文化意識中。「失落的底片」神話正是偽造歷史的典型案例，也顯示各種資訊在傳播過程中都可能遭權力、組織的變造。

「這與我們當年接收到的訊息脈絡有極大的出入。」沈昭良表示，這件事的嚴重性非同小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無論是傳播學者或新聞工作者，都對卡帕的故事深信不疑，相關科系的教學者也把這些故事教授給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們。「一個撒了七十多年的謊言。」

空曠的大街上，一把左輪手槍朝著被押解的犯人，在不到三十公分處開槍，強烈的子彈風壓令犯人的臉孔扭曲。這一刻被永久地凝結在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所拍攝，後來稱為「西貢槍決」（Saigon Execution）的照片中。

沈昭良表示，這張照片有許多值得詳細探討的地方。首先，它提供了一個傷害無辜平民的直觀印象，象徵了整場戰爭的殘酷，並且傳遞與固化南越政府殘暴不仁的形象，加深了美國民眾的反戰情緒，持續影響輿論，引發美國社會對越戰的正當性與信心動搖，間接導致美軍撤離。

但更重要的是，這張照片也象徵了單一畫面的力量與可能的局限。

照片中執槍行刑的人是越南的將軍阮玉鸞，當時是越南警察總局長，而犯人是身著便服，被證實攜帶手槍的越共阮文歛。《紐約時報》在當時將這張照片放大置於頭版，而阮玉鸞的殘暴形象就這麼鑲崁入所有人的心中，從此揮之不去。

沈昭良表示，這張照片沒說清楚的是，在大規模軍事行動—春節攻勢當中，越共有計畫地殺害對手，在一份被繳獲的越共文件中表明，近3000名南越的公務員、警察、教師、宗教人員遭殺害。阮玉鸞在激戰中得知阮文歛剛謀殺了他的下屬與其家人。阮玉鸞在後來的訪問中表示，那時他下令士兵處決犯人，但沒有人動作，如果他不動手，以後沒有人會服從他。

日後阮玉鸞到美國申請居留，但他的「惡名」使他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移民局找來了亞當斯，希望他提供不利阮玉鸞的證詞，沒想到，亞當斯反而為阮玉鸞辯護。幾名曾在越南參與越戰的相關公務員與軍人也為阮玉鸞說話，並指出當時的越南政府法律規定是：任何在西貢街上持槍被捕者，一律當場槍決。

後來阮玉鸞在華盛頓經營小餐館，但並不順遂，除了一些民眾的騷擾，也有議員想趕走他。

亞當斯雖然靠這張照片獲得普利茲新聞獎，但長久以來一直為阮玉鸞與其家人感到內疚。他說：「這張照片殺死了兩個人，一個是被子彈打中的人，一個是阮玉鸞將軍。將軍打死了越共；我用相機殺死了將軍。靜態的照片是世上殺傷力最強的武器。人們相信他，可是照片會撒謊，就算是不經偽造，照片只是部分的真相。」

1950-60年代，日本的熊本縣水俁市（Minamata, Kumamoto）因為高劑量的有機汞污染，使得海裡的魚蝦貝類帶有毒性，許多人食用後產生神經系統病變，甚至死亡。沈昭良說，這是歷史上第一個直接被證明工業污染來源和被害者有關的公害事件，至今仍在纏訟。

1971年，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與日美混血的妻子，同時也是工作夥伴的艾琳美緒子（Aileen Mioko Smith）一起花了三年的時間在水俁生活，拍攝記錄工業污染對人類與環境帶來的傷害，而《智子與母親入浴》（Tomoko and Mother in the Bath）正是他所拍攝的550卷底片中，最著名的作品。

畫面中，少女上村智子（Tomoko Kamimura）兩眼無神，罹患胎兒性水俁病的她四肢變形，全身癱瘓地半臥在浴池裡，母親懷抱著她，臉上盡是哀戚。

尤金何以能進入最為私密的浴室中，拍攝母女倆入浴的畫面？當初尤金請艾琳代為向上村智子的父親上村好男（Yoshio Kamimura）請求拍攝時，其實好男一開始是不願意的，經過長期的溝通與信任的建立，好男才答應尤金的請求。

照片刊載後，引起廣大迴響，當地許多村民都認為，這麼出名的照片，一定讓上村家收了不少錢。「他一塊錢都沒有拿。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傷痛，自己的太太、小孩赤身裸體的樣子在全世界的媒體露出。」沈昭良說，這張照片無疑有著很強的控訴性，對長期以攝影聲援水俁抗爭運動的尤金來說，《智子與母親入浴》當然有很大的貢獻，但與此同時，卻對一個家庭造成很大的傷害。

後來尤金的遺孀艾琳在2001年7月5號發佈聲明，表示由於多年來上村好男一直向她反應，希望未來不要再展示這張照片，因此，做為表善意的回應，這張照片在新的展示和出版當中，都不會再出現。一張照片的貢獻與傷害該如何衡量，值得吾人深思。

沈昭良說，《智子與母親入浴》的畫面的確經過某種程度的人為安排，但是早在一篇寫於1948年的文章中，尤金史密斯就已經直白地指出，大部分的圖片故事報導，都難免涉及一定程度的事前指揮和安排設計，他主張，只要能在精神上讓「真實」得到更好的影像詮釋，那具有創意的人為介入應該是合乎道德、可被接受的。「現實、真實跟真理在此取得平衡。」沈昭良說道。

一般說來，我們對於新聞報導所提供的資訊，總是期望能夠盡可能的詳細。然而，當報導的是自殺事件時，恐怕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1989年4月8日中午，被視為松田聖子接班人的玉女偶像岡田有希子在東京的大木戶大樓跳樓自殺。岡田有希子跌落地面時，附近的許多媒體工作者很快地在聽到消息後抵達現場，甚至趕在警察之前，因此媒體得以從不同的角度，清楚的呈現岡田有希子死狀的照片。

沈昭良說，這個事件在新聞媒體的推播報導下，引發了一股自殺潮，接連地發生青少年自殺的案件，在日本被稱為「有希子症候群」，有些人甚至選擇從同一棟大樓跳下來。這股自殺潮使得社會輿論向媒體施壓，要求不要再過度報導藝人自殺事件，避免青少年模仿。

沈昭良表示，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大眾媒體對自殺新聞的大肆報導，具有強大的暗示性。社會學家大衛菲利普斯（David Philips）在1974年的研究指出，大規模宣傳報導自殺事件的地區，自殺率會有較大的增加。他將這樣自殺模仿的現象命名為「維特效應」。類似的案例還有2003年的香港影星張國榮自殺，經媒體大規模報導後，香港當年四月的自殺個案，較同年三月增加了32%。

沈昭良說，媒體對於自殺的報導不能太過詳細，應該要節制。而另一方面，除了維特效應之外，另外還有「帕帕基諾效應」（Papageno effect），意指媒體在報導自殺新聞時，若加入可以得到協助或諮詢的管道資訊，就可能降低模仿效應的風險，顯示出媒體也可以透過自身的力量去杜絕或阻止自殺的發生。

攝影記者在採訪現場會面臨甚麼樣的道德困境？人道救援的立場與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孰輕孰重？兩者之間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嗎？以下幾個案例觸及了這個議題的不同面向。

1979年，美聯社記者黃公崴（Nick Ut，又譯為黃公幼）拍下了震撼人心的照片《戰爭的恐怖》（The Terror of War）。畫面中，九歲的女孩潘氏金福從遭投燒夷彈的村莊逃離，全身被火紋身，不得不扯掉衣服裸身逃命。拍下這張照片的黃公崴把她送到醫院，並且強力要求院方收治。潘氏金福經過17次手術，撿回一命，後來成為聯合國親善大使。

潘氏金福說，她記得自己有時也會恨黃公崴，「我是一個小女孩，全身赤裸，他為什麼要拍這張照片……我感覺到醜陋和恥辱。」但她後來也表明，自己永遠感激黃公崴的救命之恩，「50年後的今天，我很感激，我不再是戰爭的受害者，我是倖存者，有機會為和平努力。」

在《華航CI811菲律賓馬尼拉降落失敗》（The Last to Leave）這張照片中，諾大的飛機被濃煙烈火圍繞，疏散完所有乘客的空服員王文驊跳下機艙。沈昭良說，這張照片是巧合下的產物，那一天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剛好要前往菲律賓訪問，許多國際記者媒體擠滿了機場。CI811班機降落時，由於操作不當，導致飛機重落地，起火燃燒，讓這起空難成為國際頭條。

該空難中的空服員王文驊是最後一位離開的組員，她因此遭到嚴重燒傷。1980年9月17日，國際飛行安全基金會（International Flight Safety Foundation）授予她英雄獎。沈昭良說，在美聯社還沒有整併以前，自己曾看到過這張照片的前後還有別的照片，當中有著王文驊跳下來飛機後，在草地上翻滾的畫面。曾訪問過王文驊的沈昭良表示：「她說，那個記者拍完之後就走了，為什麼沒有幫忙她？」。

這令沈昭良深思：一個新聞記者在那個當下，究竟該如何應處？

在下一個案例中，新聞記者的應處方式，與社會大眾的識讀落差，造成了戲劇性的後果。

《禿鷹與小女孩》（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是一張聞名全世界的照片，畫面前景，一個骨瘦如柴、蜷縮著身子的非洲女孩跟背景中虎視眈眈的禿鷹，構成了極為鮮明而強烈的訊息。

拍攝這張照片的攝影師叫凱文卡特（Kevin Carter），他在1993年隨同聯合國的物資團隊進到蘇丹。在當地，他偶然地遇到了這個小女孩跟禿鷹。這張照片後來刊登在《紐約時報》，並且在1994年為凱文贏得了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評語如此寫道：以顯著的方式表明了人性的顛覆，揭示了整個非洲大陸的絕望。

獲獎四個月後，凱文卡特再次上了紐約時報，這次是因為他自殺了。

原來，這張照片不只引起了國際關注，也引發了道德論戰。凱文卡特受獎時，一位記者同業問他，有沒有對這個小女孩做出具體的幫助？凱文沒有給出答案。這件事後來引發了一連串對他的攻訐，認為他應該要幫助那位小女孩。甚至有人批評他冷血、缺乏良知，逾越了新聞倫理。

事實上，凱文前往蘇丹時，就曾被告知，因為有傳染病的風險，不得與當地人有身體接觸。另外，普立茲獎的其中一位評委約翰卡普蘭（John Kaplan）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照片中的小女孩手上有一個環，說明她已經受到聯合國的人道保護。

然而凱文依然遭受嚴重的輿論攻擊，指控他為了得獎不擇手段。沈昭良表示，其實獲獎是一年之後的事，這個指控只是自由心證。

社會輿論的撻伐，加上後來好友在戰地採訪中死亡的噩耗，使得凱文在7月27日的晚上，與好友的遺孀見面之後，駕車到河邊引廢氣自殺，年僅33歲。凱文的女兒後來說：「我覺得其實爸爸才是那個無力爬行的孩子，而整個世界則是那隻禿鷹。」

沈昭良表示，片面或去脈絡的影像內容或過程，會對認知和理解造成影響，因此在無法還原當時情境的情況下，不該輕易對攝影記者的道德品質做出結論。「歷史語境」不必然能決定是非對錯，但至少可以讓人對特定的時空環境，有更多的理解、共感與同情。

觀者要能洞悉世界的運作邏輯，同時保持清醒，體認到在面對「現實」、「真實」與「真理」的辯證情境時，當事人所應肩負的倫理責任與應對的艱難。「這個人在現場面對的艱難，不是坐在冷氣房辦公室裡面的學者、研究者可以想像的，真的不是。」

談到新聞現場的拍攝與相關應處，他說，不同的道德觀或價值觀會有不同的反應方式，因此攝影記者與編輯台的職掌與權責關係也是必須注意的。「這張照片不是拍了就長這樣，它被如何使用、用在什麼樣的場合、為什麼被使用、想要達成什麼效果，這些都有來自後面編輯台的不同思維，我們不能排除這部分的責任。」

沈昭良說，在討論新聞攝影的職權與倫理時，對於其中的倫理爭議，不能只檢討攝影記者，更須將問題意識的觸角延伸至媒體，甚至公眾本身，因為媒體識讀能力在這個時代面臨很大的困境，「我們只能保持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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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