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記者:病毒陰影下捨我其誰的承擔

2020 年 05 月 28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勞動, 新聞產業

????關於「COVID-19」中文名詞使用的說明:

一、《卓越新聞電子報》為儘量避免可能涉及歧視性用語,我們本身的報導將使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在報導內文第一次出現時,會以括弧()說明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英文名「COVID-19」及俗名「武漢肺炎」,以利現在與未來的廣大讀者正確並迅速了解指涉報導的主題。
二、惟現階段「武漢肺炎」為台灣政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的俗名,此名詞的使用可能基於方便性,未必有歧視的本意,我們將尊重外稿原作者的使用方式,不另行修改。

陳洧農|特約記者編譯

為因應新冠病毒(COVID-19,台灣正式名稱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俗名為「武漢肺炎」)的爆發所引起的恐懼,新聞界吹起了透過網路攝影機訪談的浪潮;另一方面,攝影記者們則處在避無可避的新聞前線。他們究竟承擔著甚麼樣的風險與壓力?又要有著甚麼樣的信念,才能在瘟疫肆虐的背景下繼續肩負新聞人的使命?

新聞工作型態在防疫措施下的適應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發展下,各國政府紛紛祭出社交防疫距離乃至封城、宵禁等措施來抑止疫情繼續擴大,這樣的管制使得各行各業無不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新聞工作也不例外。

在新聞界,最明顯的改變就是:記者們為了保護自身與受訪者,藉由 Skype、FaceTime,或其他 App 進行採訪的做法開始大行其道。

那些以往在有著良好照明的攝影棚裡現身、服儀得體、甚至畫著淡妝的政治名嘴、民意代表以及專家學者們,現在穿著居家休閒的衣著,從自己的書房裡,藉由電腦或平板,透過低解析度的影像與不甚清晰的音訊將他們的見解與評論傳遞給閱聽大眾。

倘若,如同傳播理論的先驅—麥克魯漢所言:「媒介即是訊息」,那麼這種現成、畫質粗糙的新聞影像勢必會影響媒體觸及閱聽者的方式。

在某種程度上,它使得電視上的人物以一種更貼近真實的姿態呈現在我們眼前;另一方面,這些更為扁平的影像則在下意識層面削弱了受訪者們的權威性——他們看來不過就像是一個比較博學的鄰居罷了—從而使他們的建議較難被大眾所接受。

等到這場瘟疫終於落幕之後,無疑地,新聞主播和談話節目的來賓們都會回到光亮潔淨、設備完善的攝影棚。然而,這種不需攝影師、照明設備等資源的克難作法會不會被電視台視為一種節省成本的「新」傳播型態而繼續蓬勃發展,恐怕還在未定之天。

電視新聞主播和記者分享他們如何居家工作。影:The Charlotte Observer@YouTube頻道(CC BY-SA 3.0 )

首當其衝的攝影記者

另一方面,畢竟不是所有的新聞工作都能透過視訊採訪來進行;某些風險是無法透過這種傳播型態迴避的,新聞攝影記者就是一例。

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的緊急狀況主任 María Salazar Ferro 表示,攝影師和記者不同,沒辦法只靠電話或視訊軟體進行工作,他們必須靠近事件所在。

「在這個當下,身為攝影記者,報導疫情是件無比艱難的事。」全國新聞攝影記者協會(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NPPA)執行長 Akili Ramsess 說道:「那正是此刻最令我們關注與擔憂的話題。我們要如何保護自己?如何在工作時維護自身安全?」

對攝影記者而言,難處在於,他們與拍攝對象的距離必須遠到足以保持安全,同時又近到足以取得良好的影像。許多攝影師為了讓被攝對象感到放心,不只使用遠距鏡頭,有時還必須隔著窗戶拍攝。

在「承擔風險」與「收入枯竭」之間

許多特約記者們必須做出抉擇:是要冒著染病的風險出去工作?還是喝西北風?因為推拒與疫情有關的報導工作可能導致日後更難接到委託,尤其是瘟疫爆發期間,許多活動都被取消,工作來源也隨之枯竭。

Brian Bowen Smith,一位洛杉磯的攝影師,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之故,先前接的五個工作委託案都遭取消。「什麼工作都沒有,」他說:「真的滿嚇人的。」

佛羅里達的特約攝影師 Josh Ritchie 則說,這幾周以來,由於委託案被取消,他損失了大約一萬美元。維持生計的壓力使他在夜裡經歷數次恐慌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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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VID-19 當下,身為攝影記者,報導疫情是件無比艱難的事。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

沉重的心理負擔

特約攝影記者 Caitlin Ochs 接受路透社委託,捕捉在疫情中的市鎮日常景象。她每天花超過一小時的時間執行護士教她的防疫措施。

每天工作結束後,她脫下手套,用消毒液擦拭相機、鏡頭、鏡頭蓋跟線材,然後用漂白水溶液消毒地板、電燈開關與水龍頭。入浴前,她將衣物裝到塑膠袋,之後再洗淨。她表示,有時候這一切真的令人感到很瘋狂,不過她寧可謹慎一點。

上個月,特約記者Whitney Curtis為了報導此次疫情中,醫護人員面臨的壓力與憂慮,進入兩位專業醫護人員家中。Curtis表示,她在進門之前用消毒液洗手並戴上口罩,為減少接觸,她沒有敲門,而是以呼喊表示自己的來到,進門之後又洗了一次手。她把所有裝備放在腰包裡,也不敢把任何東西放在地上或接觸其他表面。

「我最大的恐懼是,自己是無症狀的帶病者,」她說:「那是現在報導的困難之處。身為攝影記者,我們早已習於置身險境,但是在以往那些情境中,承擔風險的是我們,我們不會帶給其他人危險。」

疫情爆發初期,攝影記者們必須自力救濟,自行購買防疫設備,特約攝影記者們也是如此。

在亞利桑那,四位記者組成的合作組織「Juntos Photo Coop」發表了公開信,表示疫情危機使特約攝影師身處不平等的工作條件中,並要求媒體組織應提供攝影師防疫裝備、心理健康檢查與健康保險。

「我們發現,這個產業當中,最脆弱的一環,是那些沒有健保,付不出房租,沒有本錢進行防疫隔離的人。」組織成員 Caitlin O’Hara 說:「如果只有那些負擔的起防疫隔離的人能繼續工作,這個業界將失去多元化的聲音。」

許多媒體組織現在已經會提供攝影師必要的防疫設備,例如口罩、手套、拭布及消毒液等。

歷史性的時刻,誰來報導?

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是這個世代最為重大的新聞事件,在採取預防措施的同時,新聞編輯們也極力尋求得以展現這個重要時刻的影像。

3月10日,《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主編 Radhika Jones 委託 Alex Majoli 前往遭病毒重擊的義大利——Majoli 的家鄉——進行拍攝。Jones 表示,Majoli 在科索沃、阿富汗以及伊拉克工作的經歷讓她相信Majoli有足夠的能力保護自己。

「影像有種很特別的力量,它不需任何轉譯。」Jones 表示,儘管那些在義大利拍攝的影像是與疫情有關、與身為義大利人的攝影師有關,但在另一方面來說這些影像也是有關於人性的,因而得以跨越文化的藩籬。

許多攝影師努力在這個嚴峻的時刻捕捉世界的面貌。Mark Kauzlarich 是一位特約攝影記者兼廣告攝影師,其作品見諸紐約時報與浮華世界。

Kauzlarich 表示,上個月他病得很重,雖然沒有經過檢疫,但醫師告訴他,罹患的是新冠肺炎。他曾經公開表示自己必定會被感染,因為攝影記者的工作就是親赴現場,不可能完全阻絕傳染途徑。Kauzlarich 正逐漸好轉,但他表示,如果重來一次,他不會改變做法,「要做一名好記者,你不能站在 40 呎外。」

「這樣的報導就是我們成為記者的原因,不是嗎?」攝影記者 Gary He 說道:「這場流行病是歷史性的,尤其因為社交防疫,大家都足不出戶,更需要專業記者的報導,讓讀者了解外頭的真實狀況。」

「有必要的話,我願意無償地作這份工作。」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