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進2.0：反思台灣30年來的學術及其政治實踐

陳洧農｜特約記者報導

政大研發處5月30號舉辦「重返政治・政大論壇」論壇，主題為「基進2.0：反思台灣30年來的學術及其政治實踐」，旨在探討近三十年來，台灣學術以什麼樣的方式與社會產生關聯？以及學術兌換成社會實踐的進路。

本次論壇由政大社會系主任黃厚銘主持，講者包括陽明大學人社院榮譽特聘教授傅大為、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世新社發所教授陳信行，以及政大台史所博士候選人嚴婉玲。

左起分別為：黃厚銘、嚴婉玲、陳信行、傅大為及馮建三。圖：陳洧農攝

▍基進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傅大為首先提到，在1980年代中期的社會研究中，大多將radical翻譯為「激進」而非「基進」，但由於一方面「激」字容易給人一種情緒激動的印象，另一方面也為了和當時的左派如蘇聯和古巴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以獲得批判的空間，在當時美國的地下社團開始有人使用「基進」一詞。

傅大為表示，台灣社會解嚴後，各種言論、批判觀點與社會運動可說是百花齊放，當時最大的抗爭運動旗幟是「反宰制」，因為反宰制有共同批判的對象，但不見得須要有共同的理想。反宰制推動一段時間之後，獲得初步的一些成功，但到後來還是出現很多內部的爭議，終至分裂。事後反思，傅大為認為整個基進運動大約進行了十年就已經失敗，今天的重點就在於反省失敗的原因與探尋新路的可能性。

傅大為指出，第一波基進運動者主要是由一般知識份子（general intellectual）所組成，由於各式各樣的議題都要關心、都要表態，很容易產生衝突，因此他對第二波基進運動的想像，就是由傅柯提出的特定知識份子（specific intellectual），例如：科學家、歷史學家、動保主義者、來進行不同領域議題的關注。此外，現在已經是高齡化社會，許多人在65歲已經退出職場，但是在很多方面還是很有行動能力，可以來推動所謂「基進資深公民」的概念。

主持人黃厚銘補充道，傅柯由於其游擊戰策略並未成功地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經濟結構，一直被左派所批評，而傅柯的回答，就如同傅大為老師所講到的，基進或邊緣戰鬥的主張是要告訴我們，有時候，儘管結構改變了，但若文化、人心沒有改變，事情也不會有所改變。

▍中國因素與媒改運動

馮建三提到，過去三十年來，台灣曾有過幾次媒體改造運動，當中有兩次與中國因素有關，較晚近的是反旺中，更早的則是聯合報退報運動，後者對台灣的報紙制度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1992年中國人大代表李瑞環發表武力侵台言論，在聯合報登出後，聯合報成為社會抨擊的對象，訂閱數掉了幾萬份，造成後來聯合報為表示自己的開放立場，而釋出更多不同觀點的投書空間，新的制度讓聯合報反而成為市場的領導者，後來的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也跟進。

2012年反旺中媒體壟斷大遊行。圖：鄭凱榕攝

▍基進的學術與基進的知識份子

陳信行表示，在台灣，要主張自己是基進，第一個要談的就是「發展」，但「發展」在各個國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歷史脈絡與前瞻想像。1980年代由於社會言論自由受到高度的箝制，官方掌握了學術、知識的高位，許多資訊都會被戒嚴令封鎖，使得「認真從事學術」格外具有基進意涵，對社會民主化的嚮往有著高度的重要性。

陳信行指出，傅大為1988年的文章中，談到了幾種知識分子，一種是「學界的忠誠反對者」亦即在進行批評時，會適時地踩剎車，永遠不會跨過紅線的人；一種是「民間的憤怒反對者」，以當時出現在各種黨外雜誌上為代表；另外就是宮廷諫臣的角色，以及在野的游擊者。在90年代，這些角色都還存在，但到了2000年後，這些角色描述已經無法對應到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

為什麼知識份子的類型會有這樣的轉變？陳信行認為，是因為國家體系，亦即政府的角色改變了。政府過去是全知全能的掌控者，過去三十年來，政府在各個場域的權能都不斷地萎縮。「在這個結果之下，就算你可以跟當朝皇上咬上耳朵，老實說用處也不是很大。因為我們有太多的問題，關鍵點都不是在政府，或者是對立面不是在這裡。」

黃厚銘補充道，早期國家機器強大，有一個明確的不民主的政府或是政黨作為敵人，後來國家機器萎縮，很可能我們的敵人不見得是政府，而是國家機器的無能。

現在我們面對的除了商業、資本的力量，背後還有一個叫作中國的國家的力量。但我們若一直關注統獨這樣的議題，很可能會淡化了我們對其他矛盾的注意力。換句話說，當代的知識份子在涉入社會的改變時，需要更強烈地意識到先後次序的問題，以免忽略了更根本的經營。

▍世代差異之於學者的自我定位

對於學術界參與社會實踐，嚴婉玲以自身的經歷為例，分享了世代差異如何對知識份子在身為運動者時，造成視角乃至行動決策上的影響。

嚴婉玲表示，在1990年代之後台灣獨立的論述開始大量結合歷史或與文化的論述。「 90年代解嚴之後，整個台灣本體論述起來的時候，這些東西被放在一起來談，包括台灣史這個學門。所以台灣史這個學門，本來就跟政治高度相關。我常說戰後的政治，跟戰後臺灣政治史是一體兩面的。他們其實並不是一個是研究者、一個是參與者，很可能同是研究者，也是參與者。」

論及自己與左派的距離，嚴婉玲說：「我們在台灣史的研究裡面，很少刻意的去談左派右派，頂多是讀台灣農民運動的時候，開始談一下他們的階級性，但那也不是我們最關心的重點。台灣史研究，至少以政大來說，我們在上戰後政治，或是戰後政治史的時候，統獨這一條軸線很難被遺忘，或者說很難被忽略，尤其是到了當代這個時刻。」

▍誤打誤撞走上街頭

提到第一次參與街頭抗爭的經驗，嚴婉玲笑稱：「野草莓，我真的是誤打誤撞。」

她說，2008年那時候她在念台史所碩士班，11月5號的晚上，她收到台大濁水溪社的張之豪傳來的簡訊：「我們明天要在行政院前面有一個抗爭，你們要不要揪一些人來？」

那時候覺得慷慨激昂，就約好明天下午一起去靜坐。「然後原本是想說坐一下就會被抬走，結果坐下去，沒想到沒有人要抬我們，很熱，然後沒人要抬我們。我就想慘了怎麼辦？就是一個這麼荒謬的過程。」

▍運動的地方政治色彩

嚴婉玲表示，她離開社民黨，回到家鄉台南之後，才發現跟自己的家鄉很有距離，所以她在台南辦了一個叫作「台南新芽」的組織，宗旨是以台南作為範圍關心這個城市。

「我把台北做社運的那套帶回到台南來試試看，看能做出什麼結果。我一回去就有關心的長輩說，你不能把台北那一套帶回來，這個在台南行不通。我在台南經營了三年之後也開始覺得⋯⋯確實有一些跟台北很不一樣的地方。」

比方說在辦媒體招待會的時候沒有一個媒體來，或是討論議題時發現議題中的利益相關人就是在場某某某的親戚，這種跟腳下土地深刻的連結性。

嚴婉玲表示，相較於現場的三位老師，她的實踐比較不在學院，而在社會現場，也因此，她深刻的體會到運動的在地性「真的要回到每一個地方去，然後進入到當代的脈絡來看」。

▍知識份子在哪裡？

現場有學生表示對於自己所唸的「沒有生產力的學科」有未來生存空間的憂慮，傅大為表示：「現在很多年輕人不願意念研究所，覺得學院很糟、學校是工廠，可是現在有哪裡不是工廠？」

他說：「不要覺得大學找不到事作，再過幾年，退休的人就越來越多，有些說法是說台灣的前端大學再過幾年，三分之一以上的教授都要退休，這是非常好的機會。」不過他也表示，在學校工作非常辛苦，不知道年輕人能不能過這種生活。

馮建三表示，在歐洲知識分子的組成似乎以民間學者居多，有可能是長期社會福利的積累。說到知識分子的貶值，現在台灣對博士班的照顧比中國來的差，跟中國經濟發展也可能有關。

▍假新聞：政客的擋箭牌？

馮建三在回應現場關於假新聞的提問時表示，假新聞議題之所以受到重視，很大程度是由於被川普提及，否則沒人認為是議題。政客或政黨經常將自身的無能推托給假新聞問題，事實上假新聞的影響不見得存在。

假新聞有時是因為一群意識型態相近的消費者喜愛看特定的新聞，製造出需求面才被生產出來，例如川普過去不相信氣候變遷。要解決假新聞問題，當然法律創制與媒體識讀都需要，但這些都已經屬於事後補救措施，更重要的是在需求面作好預先防範的工作。

▍知識份子接地氣的時代

陳信行則從運動者的角度，看見在這樣的境遇中所蘊含的機會：

「身為運動參與者，必須理解想要團結的對象所認同的價值為何，所有牽動大量人力進來的運動組織都必須面對這個問題。如果讓對方不舒服就走了，你的理想就垮了，理想再漂亮都沒有用。理想最終都必須由群眾的力量來落實，在此radical『根植』的意思特別值得玩味。如果是生活無憂無慮在學院的人，很難體會，但身邊的人都工作朝不保夕的時候，很容易體會。」